畲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2007．12)
畲族是说汉语客家话抑是客家话里有畲语
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蒋炳钊
畲族有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或是使用客家话，学术上有不同观点，论著也不少。语言我是门外汉。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单靠语言的比较研究是不够，如能结合畲族和客家形成的历史加以考察，也许会有帮助。本文从这两方面历史去探讨畲族的语言，妥否，请指正。
一、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畲族历史上聚居区
公元13世纪中期、南宋末年刘克庄(1187～1269年)《漳州谕畲》 一文，称居住在今漳州一带的少数民族为“畲民”。文曰：“凡溪洞种类不一：日蛮、日瑶、曰黎、日蛋，在漳日畲。西畲隶龙溪，就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①南宋的畲民除漳州外，其分布地区还包括汀州和与之相邻的广东潮州、梅州和江西南部的赣州，即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它是畲族历史上的聚居区。
．唐代在同一地区出现的“蛮僚”、“洞蛮”和“蛮夷”的活动，学者大都认为它与畲民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从而开启了与汉族的关系。唐总章二年(669年)，唐高宗为了“靖边方”，就是要征服蛮僚，选派“朝仪大夫统岭南行军总管事”陈政，“率府兵三千六百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从其号令，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地方，相视山源，开顿建堡，靖寇忠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②当唐军入漳，立即遭到当地蛮僚人民的抵抗。“高宗总章二年，泉、‘湖间蛮僚啸乱”。③双方一交锋，唐兵便被打败。陈政急忙上书朝廷，“群蛮来侵，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唐王朝立即又派其兄陈敏、陈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敏、敷二人于途中病死，即由其母魏氏。代领其众入闽，乃进师屯御梁山之云霄镇”。④年方17岁陈政之子陈元光也随祖母入闽。唐王朝对征服蛮僚下了很大的赌注，陈氏家族也倾家而出。
仪风二年(677年)．，陈政病死，唐王朝命其子陈元光“代领其众”．继续与蛮僚为敌。这时蛮僚首领苗自成、雷万春率众从潮州向福建唐兵发起进攻。“守帅不能制”，唐兵叉一次被打败。永隆二年(681年)，唐廷“檄元光潜师入潮，沿山倍道袭寇垒，俘获以万计，岭表悉平，还军于漳。”⑤起义军被残酷镇压，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当地人多势众的广大蛮僚，仅靠武力镇压不是持久之计。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上书朝廷奏章谈到，在对待蛮僚的武装对抗，“诛之则不可胜诛，徙之则难于屡徙”。请在闽增建“一州于泉、潮问，以控岭表”。漳州设治，陈元光被委任刺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陈元光治漳初期，对蛮僚曾采取一些怀柔政策，如招募蛮僚开垦农业，沟通与汉族人民的往来，发展交通贸易，兴办学校等，对开发漳州是有作用的。但是民族矛盾并没有解决。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又爆发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唐斗争，这一次蛮僚首领就是30年前被陈元光镇压的苗自成、雷万春的儿子和蓝奉高等人，起义军也在潮州集结向福建挺进。陈元光闻讯后领兵前往镇压。起义军人多势壮，屡败唐兵。蓝奉高率一支起义军乘胜追击，“元光闻报，遽率轻骑御之，援兵后至，为贼将蓝奉高刃伤而卒”。⑥时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十一月。
陈元光2l岁袭父职“代领其众”，到景云二年被蓝奉高“刃伤而卒”，在漳36年的军旅生活中，并未完成庸王朝“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的使命。唐王朝以“岭南多故”，又命其子陈璃“代州事”，为报父仇，于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陈垧亲自率兵， “斩前刃父贼蓝奉高”。⑦但是蛮僚并未被征服。
汀州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治，比漳州晚47年。汀州设治后，当地洞蛮也不断掀起反抗，规模较大的如昭宗乾宁元年(894年)，宁化“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⑧
两宋时期，畲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仍在持续展开，其特点是还有汉人参加。 《漳州渝畲》有“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和“汀赣贼入畲者”之语，即为汉人参加当地畲民的抗宋队伍。从高宗建炎中(1127～¨30年)开始到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近百年间，在漳浦、梅州、虔州等地相继爆发畲汉两族人民的起义，规模较大的有赣南李元励、陈三枪和钟全所领导的起义队伍。⑨尤以理宗景定二年(1262年)漳汀地区畲民起义规模最大。这次起义的原因，刘克庄也承认是由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恕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夫致盗必有由，余前所谓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是也”。官逼民反，各地起义军集结指向郡治中心地漳州，规模宏大，“寇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枵然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统治者眼见起义军强大攻势，胆战心惊，于是变换手法。派人四处张贴榜文：“畲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如能挺身来归。当为区处，俾安土者；或畲长能帅将归顺，亦补常资……”。《漳州谕畲》一文就是这样出笼的。“畲民”正是因为他们顽强的抗暴精神而闻名于世。
潮州的畲民也掀起抗宋斗争， “潮与漳、汀接壤，盐寇、拳民，群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单弱，山经多蹊，不能讨”。⑩历任知州都没法解决。
进入元代， 《元史》记载畲民斗争史事比以前更多，说明元代畲民抗元斗争更为史家所重视。1276~[：(宋景炎元年)元兵陷临安，宋臣陆秀夫、张世杰拥南宋最后皇帝赵罡、赵呙进入福建，以复宋为号召，组织人民群众抗元。同年十月元兵攻汀州，文天样率官兵抵抗。1277年春，因知州黄去疾以城降，元兵陷汀州。当时独揽泉州海外贸易大权的蒲寿庚，暗通元蒙，助元攻宋。陆秀夫与张世杰会师讨蒲寿庚。漳、汀、潮等地畲民立即起兵响应抗元的号召。
元代畲民抗元斗争在各畲区展开，有的规模比起宋代更大，最有影响宋景炎二年(1277年)七月，陈吊眼与畲民妇许夫人率领的漳、汀等地畲民的抗元斗争，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称为“畲军”，配合张世杰围攻泉州。蒲寿庚闭城固守。1279年南宋灭亡，元世祖即下令招抚“漳、泉、汀、邵武等处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以泉州经张世杰兵，减今年租税之半”。尽管元廷企图瓦解畲民斗志，但事己愿遗，斗争仍持续展开。1280~8月，陈吊眼领畲军攻下漳州，处死漳州招讨大员傅全和万户府知事阙文兴。起义队伍由最初一万多人发展到“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险自固”。据郑所南《铁函心史》载：“陈吊眼据漳已久……年号昌泰，未知拥谁为主……然恐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实私为一方之谋，图集事功”。起义军的寨所，。地通诸山洞，山寨八十余所，据险相维，内可出，外不可入，以一当百”。“官军讨之，久不下”。最后统治者高兴采取极卑劣的手段，以“谈判”诱杀陈吊眼。这次斗争前后坚持六年。
1278年(宋景炎三年)，闽北爆发了黄华为首的畲汉人民大规模抗元斗争。“建宁政和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民妇许夫人为乱”。元廷曾用高官厚禄收买黄华，封他为建宁总管及征蛮副元帅，企图借他的力量镇压陈吊眼起义军。黄华领导起义队伍有众几十万，起义军还剪发纹面为标记，号“头陀军”(《元经世大典序录》称“陀头军”)，打出复宋旗号，称祥兴五年(祥兴为宋赵呙的年号)，与元军进行殊死的战斗，前后坚持了六年。
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1月，以汀州畲族钟明亮为首的抗元队伍声势更加浩大，“寇赣州，掠宁都，据秀岭”。“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闽、广交病焉”。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又弥漫了抗元斗争的蜂火，沉重地打击了元廷的统治秩序。当时任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在向元廷的报告中提到，“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连山距海，实为边檄重地，而民情轻诡。自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集，愚民因而蚁附……时行省讨剧贼钟明亮无功……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今剧贼(指钟明亮一笔者注)又酷于华，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钟明亮领导的起义坚持五年之久。其他各地抗元斗争不计其数，直至最后推翻元朝统治，畲族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明清时期，畲族历史活动骤然发生变化， 《明史》中以“畲民”出现的记载极少，只有王守仁文集中记载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江西横水、左溪、桶冈等地爆发畲、汉人民大起义，主要领导人中有畲族谢志珊、蓝天凤等人，他们“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流传宝印图象，惑群贼，悉归约束”。地方志书中，原畲区的畲民活动记载也不多，而在闽东、浙南则出现畲族新的聚居点。畲族从一个聚居民族变成一个杂散届的少数民族大约在这一时期形成。而在同一个聚居区内，由于汉族入迁人口迅速增加，在与当地民族长期文化互动中产生新的文化共同体。在今汀州、梅州和赣州形成客家民系；潮州、漳州和泉州则形成福老民系(闽南语系)。这就是畲族历史发展与变化的一个大概脉络。
为了说明语言，尚需追述畲族的来源。闽粤赣地区古代都是百越民族的居住区。自汉代百越民族消亡之后，由于汉人入迁和封建郡治的设立，原越人后裔自唐宋起又演变成操壮侗语族的诸多少数民族。唐宋时期的蛮僚作为畲族先民，亦是越人之后。《隋书·南蛮传》载，隋代南蛮诸少数民族，“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对于畲族的来源，学者早已有提出越人之后的观点。“百越”是一个多个民族泛称，从历史上考察，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诏日：“南武侯织亦粤之世，立以为南海王"，。南武侯的封地，史家考证大致在今闽粤赣交界处。于是我认为畲族与南武侯织这一支越人关系最为密切。
畲族来源于古越人，那么畲语中必然继承越语的成分。越语属于何种语言?韦庆隐《试论百越民族语言》一文，他以西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中保留的一首《榜柑越人歌》，用上古壮语按原歌次序排列，认为歌中语词的意义和词性与现代壮语相同，只有个别词在现代壮语中稍有变化。侗族学者研究《越人歌》，认为同现代侗语近似，壮侗语同属一个语系。由此说来，越语即与壮侗语系关系密切。游文良《畲族语言》和游文良、雷楠、蓝瑞汤《凤凰山畲语》两部新作。在《古畲语词汇考》都提到古畲语中的古壮侗语词语成分，是有根据的。
二、客家民系是在畲族聚居区内形成
自199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第一届世界客家学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世界客家学学会以来，海内外掀起一股“客家热”，各种客家会纷纷成立，学术会议持续不断，学术成果累累，令人欣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客家的来源与形成出现不同学术观点。下面就这一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客家的来源
目前学界对客家来源有如下几种观点：
1、中原士族说：清代徐旭曾《丰湖杂记》云：“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之旧族，忠义之后也。”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对客家先民多处提到“衣冠避地，风气渐开”，“衣冠所萃，文艺儒求为盛”等语。张卫东《客家文化》一书还从三个层次论证，其一，“东晋追随帝室南渡的中原士民，其主体是衣冠士族，官宦大户人家”；其二， “侨居江南的许多中原士族大姓，到了唐末又再度南迁”；其三，“至宋末元兵南下，这些中原士族的后裔，更大举南迁”。李逢蕊《客家人界定初论》一文认为：“客家人所以能成为汉族的独特而稳定的群体，是因为漫长的南徙历史都是大批移民，又都属中原汉贵族”。
2、汉族说。张应斌《关于客家学的理论建构》一文提出： “客家文化是中古汉族民间文化在封闭的客居环境中延续，保存至今的文化，它在今日众多的民族和民系的民间文化之林中，以其文化内容的独立性，丰富性和传统的古老性而格外注目，它对认识中原汉族文化有特殊价值。因此，客家文化就是中古汉族民间文化”。钟文典《客家与客家研究的几个问题》云：“我们有理由认为，客家本来就是生活在北方的’土著’居民，汉民族中一个民系……因为客家来自北方的广人地区，辗转南迁，易地为客”。
3、同化论。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一书认为，客家文化是南迁的汉人，以其人数和经济、文化优势同化当地原住民，又吸引了原住民固有有益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文化。林嘉书《对“客家迟来说”的再研究》一文认为： “闽粤赣三角边区数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在中原汉民族移民未来之前，基本上是未开发之地，土著如畲族的经济文化不发达且未形成强大的民族统治实体，人口少而零散。而汉族移民一开始就人多势众，他们能立即站住脚跟，迅速开发形成汉文化区域”。王东《论客家民系之形成》一文认为：“随着南迁汉人人口的激增……畲民人口少，文化又处于劣势，故而为了保存自己，最后只有举族迁移”。
4、溶合说。吴炳奎《客家源流新探》一文提出：“汉族由北南下，辗转迁入闽粤赣边区的，在中途和到来之后，又与当地的土著民族融合，从而融合成现在的汉族客家民系”。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一书认为：“我对客家源流的看法，概括起来说，就是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地的其他非客家的汉民血统并无差别”。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一书则认为：“客家人并不是中原移民……而是由古越族残存者后裔与秦统一中国以来来自中国北部及中原流人，互相混化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客家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其主体应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
从上所述，可归纳为中原中心论和混合说两种。客家不等于汉族，民系的形成也不可能是以一个民族去同化另一个民族。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生态环境差，又是少数民族集居区。中原汉族贵族怎能选这样地区迁徙，令人难解。至于说南迁的汉族都属汉贵族，这只能从姓氏谱谍中才能找到证据。谢重光在《客家文化丛书·前言》有一段话：“再如关于客家先民的主体问题，大家经过热烈的讨论，认识到在客家酝酿形成的唐末五代两宋时期，士族已退出社会历史舞台，社会上已不复以士族为事。在与客家形成有关的历次移民中，数量最多的无疑是普通老百姓。因此，客家先民的主体应是普通平民百姓。”我认为这应该比较合乎历史事实。
我是比较赞同混合说的观点，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界定何谓客家“民系”?我认为民系一般是汉族入迁于少数民族地区，经过两族文化长期互动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没有汉人入迁就不可能有客家民系的产生，故汉族为客家先民之一，这是共识。客家是形成于畲族地区，故畲民也应视为客家的又…个先民，客家文化就是畲汉两族文化互动的产物。畲民作为客家先民之一，过去史家从未提及。
。(二)客家形成于何时
客家最早形成于畲区的汀州、梅州和赣州即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客家的形成，首先必须探讨北方汉人何时入迁于此。在唐以前未见有汉人入迁的记载。唐开元二十年(733年)置汀州时，从福州长吏唐循忠建议，“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三千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为名”。 《临汀汇考》云： “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入呼为畲客”。。据研究，在唐代，泉、漳、潮等地还有大量越人后裔。《漳州谕畲》文中还提到南宋时的漳州“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山越即越人的后裔。故这批被迫移入汀州的族属成分，不可能都是汉人。唐光启元年(885年)，王潮、王审知率领一批山东农民军南下入闽，曾经过汀、漳地区。宁化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的反抗斗争就是被王潮“遣兵击破之”。
岁香林《客家源流考》提出客家先民入迁分为五个时期，始自东晋，祖籍来自今河南、山西等地，大约自唐未至宋初才迁入赣南，然后从赣南进入闽西，从闽西再转徙粤之东北。客家先民进入今闽粤赣交界地是在第二、三时期即唐未至元代。第四、五时期，即明清时期，又有部分客家再向其他地区或海外迁徙。罗先生这一论述，在学术界还是得到认同。
学界分歧较大是客家何时形成?目前大约有南朝、五代至宋初、南宋、明代、清代等几种说法，其中持五代至宋初观点居多，可谓当前主流派。最早提出这一观点为罗香林先生，他在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云： “客家民系的形成始于宋代”。后来写成的《客家源流考》一书仍主此说。他说“客家这系统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台湾的邓迅之、罗斡青、陈运栋和国内诸多学者均赞同此说。现就宋代说谈谈自己一些看法。
民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要有一个畲汉两族文化长期互动融合的过程。按罗先生之说，客家先民之一的北方汉族迁入汀州、梅州是在五代至宋初。这是汉人入迁的时间。很显然，刚入迁的汉人其身份应该汉族，怎能一下了就改变身分为客家，于理不合。罗先生为何把客家形成定在宋代，因为在宋代政府簿籍中出现“客户”，认为客家之称来源于客户，这又是～个误解。客家与客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宋代确有主、客记载，但无“客家”之称出现。客户也不是始于宋代。早在《晋书·王恂传》已有“客户”记载。宋代将乡村编户齐民划分为主户和客户，并不是以当地的主广和外来的客户划分的，而是以有无田产和向政府纳税服役划分。客户是无地的佃农，依附于主户，与官府无直接关系，亦称无税户。故客家与客户无关。
宋代以来，虽然入迁的汉人不断增多，汉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但是从上述畲族历史看，自唐初至元末畲民仍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从汀州设治到《漳州谕畲》一文出笼已历500多年j该文所记“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畲民长期不向官府服役纳税。这可能是当时畲区普遍情况。有的认为是由于生产力低下缘故，但与他们对朝廷不满不无关系。在反抗斗争时，公开利用“宝印图像”(应是畲民保留至今的祖先历史画卷俗称祖图)号召族人。直至元代，汀州地区还有畲民反抗斗争之事。《元一统志·汀州路风俗形胜》载：“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舟车不通。商旅罕至，．I隹从麻桑为业。西领赣，南接海湄。山深林密，岩谷阻窍，四境椎埋顽狠之徙，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时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种种史实，怎能说畲民“且未形成强大的民族统治实体，人口少而分散”或以汉人多势众，“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当地原住民”。历史可能不完全如此。
客家名称首见清光绪温仲和《嘉应州志·方言篇》，讲广州方言自认为地道广东人，以土著自居，把自己的方言称为正音，而认为粤东所说是另一种土音，被称为客话，“土著皆以客称之”。清代为客家形成时间的下限。从客家两大先民的历史考察，畲族抗元斗争失败，畲民被屠杀，在强大政治．军事压力下有的被强迫同化，有的被迫向汉区迁徙。从上述畲族历史考察，明清时代，闽东、浙南已发展成为畲族新的聚居区，而原住地畲民历史活动书记载骤然减少。因而客家形成应在明代，清代是客家发展壮大和向外迁徙的历史时期。
畲族没有文字，汉人入迁后，尤其是封建郡县在畲区设治和儒学的兴起，汉文化不仅对客家形成有过促进作用，对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三、客家文化是畲、汉两族文化互动的产物
客家民系的形成是汉人入迁在特定的地域(闽粤赣三省交界地)与特定的民族(畲族)的文化互动中发展形成的。文化互动从来都是双向的，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文化共同体。这种新的文化共同体既不是汉文化，也不是畲文化，而是两族文化互相采借、相互吸收的产物。下面列举几个例子说明：
1、水稻作物。客家地区以稻米为主粮，兼种旱地作物。水稻是百越先民发明韵，中原汉人习以早作农业。故稻作文化不是中原文化的移植，而是在当地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发展。
2‘．客家妇女不缠足。客家妇女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来没有缠足习俗，这与古代中原汉族妇女不同。畲族妇女“跣足而行”，不缠足乃是她们的天性，直至清代尚如此。《乾隆嘉应州志》载：“其畲民尤作苦……蓬跣往来，未免粗野，然而甘淡泊，服勤劳，其天性也”。不缠足，是继承当地畲族的传统文化。
3、居住形式。提起此事必然想起客家土楼。据调查，客家地区保存土楼最多是福建永定县约有250座，其次是南靖县，大埔有几座，其中三分之二约150座为客家人建的，另三分之一为闽南人建的。在闽南地区也有土楼，尤以漳属六县居多，粤东也有数座。年代最早建于明代，最晚在1949年以后。土楼文化不是来自中原，畲族历史上也不见有住土楼记载。故土楼作为当地民居的一种选择，应该出于家族居住安全考虑。
4、服饰。古代中原汉人盛行“束发冠带”：南方百越族人则流行“断发纹身”。陈元光在《请准谢表》中提到唐代漳州蛮僚妇女服饰“椎发卉裳”，即头饰高髻，衣服着花边。畲族先民服饰一直保留到现在，只是更加华丽。客家妇女服饰，据王增能先生对长汀客家妇女装饰的调查，认为“打扮起来活像少数民族”。显然客家妇女服饰是受畲文化影响，或许她们原来就是畲族的缘故。
5、山歌。畲族是_个酷爱山歌的民族，历史悠久。潮州人认为：“畲歌本是潮音的老调”，故今称唱山歌为“逗搴歌”。畲歌多七言一句，称四句为一条。歌词都有严格的韵脚，唱法流行假声。山歌中以情歌居多，有定期歌会，如二月二、三月三，称为盘诗会。山歌在畲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无论劳动或婚丧节日，均“以歌行乐。以歌代言，以歌叙事。以歌叙情”。
客家人也喜欢唱山歌，唱情歌场所亦同畲族一样受到限制。也有歌会。据王耀华先生研究指出，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民与畲、瑶人民文化交流的产物。中原汉人不时兴山歌，客家山歌显然是在畲歌的基础上再发展起来的。
6、修族谱。谱谍是汉文化的产物。客家人自翊为中原衣冠南迁之后，每个姓氏都很重视修家谱。畲族更重视的是祖先“盘瓠”信仰。大约在明清时期，畲族蓝、雷、钟三大姓也修了族谱，他们的祖先同样出身于中原贵族，如堂号盘姓为“南阳”；蓝姓为“汝南”；钟姓为“颖川”；雷姓为“冯翊”。故畲族修谱明显是受汉文化影响，或请汉人编修。
7、从客家民系中重新恢复畲族的民族成分。1983年以来，在福建、广东和江西等省民委．在接受恢复畲族成分申请调查中，先后恢复了十多万畲族人口，其中有一部是从客家人中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民族成分，如福建上杭县，据1992年统计，全县恢复畲族成分就有6326户，33978人。说明客家民系中溶合了大量畲族。
8、语言。语言是构成民族(民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作为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这种语言是怎样一种语言，1980年罗美珍教授提出，百分九十九以上的畲族“使用的语言是汉语客家话”。1995年出版《客家方言》又曰：“客家方言则是一种在古汉语基础上独自发展演变并吸收了百越语成分的汉语方言。操这一方言的人主要是南迁的中原、江淮汉人以及改换了原有语言的畲族”。按常理而言，汉人入迁时说的应该还是当地方言。作为当地土著民族畲族，其历史远比后来在畲区形成的客家民系年代要早，其优秀文化已在客家文化中得到体现，唯有语言被“改换”。畲语在何时因何因而被“改换”，书中未能找到答案。
客家文化是畲汉两族文化互动的结晶，语言也不例外。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客语中应该含有畲语的成分，才会使客话成为方言。《现代汉语方言》一书日：“汉语方言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混居于兄弟民族地区的汉人，也使用着不同类型的汉语方言。这些汉语方言往往因居民来源的不同及本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各具特色”。“粤东、粤北客家住地原先有畲族居住，客家迁入后(客家应为汉人一笔者注)，有一段客畲杂居的时期(客畲杂居应为汉畲杂居一笔者注)。可以推测，客家方言与畲族语言曾经起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作用”。朱洪《广东畲族研究》一书亦认为，“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古代的畲语也许和现代的畲话不一样”。并提出畲语与客语在“语言上互为影响的共生关系”，“客家话有没有受畲语的影响，学者研究中较少涉及，应该说是双向互动的，互为影响，互相吸收的……正园为客家话受畲语的影响而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我很赞同这种说法。我提出畲族是客家先民之一新观点，更加坚信客话中不仅是受畲语的影响，而是客话中含有畲语的成分。
游文良《岔族语言》大作问世，他以丰富资料论证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并把畲语划分古代(隋唐时期)、近代(宋元时期)、现代(明清时期到现在)三个阶段。在畲族语言中与汉语客家方言相同或相近的论述中指出：“过去，语言学界的一些同仁多认为：凡畲语中与汉语客家方言相同或相近的成分都是畲语借用汉语客家方言的。显然，这种认识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畲语和汉语客家方言之间并非单纯的’接受’和’输出’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古代畲语传到宋元时期，只是融入了大量的客家先民的语言成分而演变为近代畲语，并非古代畲语消亡，畲族先民改用汉语客家话”。“现代畲语是一种多来源的语言成分的混合体……至少包括了壮侗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汉语客家方言和现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等四个部分的语言成分”。过了三年，他又同雷楠、蓝瑞汤合著《凤凰山畲语》一书，风凰山是畲族世代流传的始祖开基地，它在全国畲族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凤凰山畲语是居位于广东潮州凤凰山两头的潮州市和丰顺县畲族使用的语言，也是今畲族所使用语言。作者“把凤凰山畲语的600多个常用词语与粤、闽、赣、桂4省中的20多点客家话的相关词语作了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凤凰山畲语中有一。部分词语源于客家话，而客家话中也有一部分词语却是源于古畲语的。这说明畲语和汉语客家话的关系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互相融合的关系”。“从而也可以为史学界讨论的’畲客文化互动论’提供语言的佐证”。这两本畲族语言大作的问世，对解决畲族有没有自己的语言、畲语与客家话的关系以及畲、汉文化互动在语言上的体现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从语言角度而言，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随着汉人入迁人数激增和汉文化的影响，畲语也发生变化。畲族作为客家先民之一，其形成的历史比客家久远，故客话中含有畲语的成分。畲语历史上聚居区后来形成福老和客家两个民系。凤凰山畲语区属福老系，不属客家方言区。今日畲族语言在两大民系的夹击下，乃保留着自己民族语言，正体现了畲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
②薛凝度《云霄厅志》(民国版)卷十七《艺文》．
③同上书，卷十一《宦绩》陈政。
④⑤⑥同上书。陈元光。
⑦同上书，陈垧。
⑧《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
⑨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6’168页。
⑩文天样《文山先生大全集》卷十一。
《元史》卷十《本纪》
沈定均《漳州府志》卷四十二《灾样》
《元史》卷一六二《高兴传》。
郑所南《铁函心史》之《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序》，《大义略序》。
《钦定四库全书》集部， 《水云村稿》卷十三《杂著·汀寇钟明亮事略》。
《元史》卷一六七《王恽传》。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十《横水·桶冈捷音疏》。
蒋炳钊‘畲族从聚居民族变成散居民族的历史考察》，《畲族文化研究》上册，民族出版社2007年。
20 《汉书·高帝纪》。
21 清代全祖望《鲒埯亭集·经史问答》。潘莳《汉南海王织考》， 《文史汇刊》第一卷第二期。
23 《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
24 游文良《畲族语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游文良、雷楠、蓝瑞汤《凤凰山畲语》，吉林出版社2005
25 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26 张卫东《客家文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
27 《客家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8 29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编： 《客家研究辑刊》第二期。
30 谢剑主编《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华人研究社1994年，第18页。
31 同上书，第36`37页。
32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33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页。 ．
34 广东高教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35 罗美珍、邓晓华： 《客家方言》，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页。 ．
36 40蒋炳钊：《关于客家形成时代的讨论》，福建《客家》杂,~2006年第6期。
37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
38 杨澜：《临汀汇考》卷三《畲民》。
39 罗香林： 《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
40 程志远等人整理： 《乾隆·嘉应州志》卷一《风俗》，广东中山图书馆古籍部1991年。
41 方拥、杨彦杰：《闽南、粤东北圆棱与客家圆楼的比较》，《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
42 王增能《汀州府是历史上畲族之地》， 《闽西文丛》1984年第2期。
43 王耀华、刘茜《客家山歌音调考源》、《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
44 黄集良主编；《上杭县畲族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45 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46 罗美珍、邓晓华：《客家方言》，第6页。
47 詹伯慧： 《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
48 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154页。
49 游文良：《畲族语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17、27页。
50 游文良、雷楠、蓝瑞汤： 《凤凰山畲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