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沦陷后的侨批何时中断？
2008-2-1 15:18:56
《中国邮史》总17期有杨仪先生《新加坡沦陷后侨批业中断经营》一文，介绍1945年10月1日从新加坡寄澄海、隔天寄潮安的两件侨批，它们应当是抗战胜利后最早从新加坡寄出的侨批。因为虽然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各地的日本侵略军都分别结集，1个月后才缴械、正式实施投降的，但新加坡沦陷后的侨批何时中断？中断了多长时间？笔者研究华侨史多年，特作如下介绍和估计。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在山下奉文指挥下，分别在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和宋卡府、马来半岛北部的哥打巴鲁登陆，正式发动侵占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战争，日本侵略军55天里长驱1100公里，兵临新加坡城下，潮州邮友陈扬耀先生藏有1942年1月13日到汕的新加坡侨批（见左图）就是当时珍贵的历史见证，它证明此时新加坡的侨批业务尚未中断。
1942年1月31日，10万英军退入新加坡岛（新加坡总面积只有618平方公里，是个东西30公里，南北20公里的岛国），连通马来西亚柔佛的长堤被炸掉。隔天，有8个连的新加坡华侨义勇军成立，2月4日开始在裕廊抗击日军。2月15日英军司令珀西瓦尔向8万日军投降，山下奉文改称新加坡为昭南特别市，两天后，他指示警备司令河村三郎“严厉惩罚敌对的华侨”。2月19日，日军命令所有华侨按区集中，违者杀无赦，所以，估计1942年2月，就是新加坡侨批中断之初。
1942年2月21日起，日军开始在新加坡各区的华侨集中点实行检证、扣押华侨筹赈会（支持抗日）活动分子、曾捐款支援抗日的富人、陈嘉庚的追随者和知识分子、最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海南籍侨胞、抗战期间才到新加坡的华侨、纹身者（多为参加抗日的帮会分子）、义勇军战士、亲英分子和拥有武器者，对被发现的这9种人即被扣押或处死，随后分30处进行屠杀，估计当时约2.5至5万人被杀害。
1942年2月27日，日军将在押的40多名新加坡侨领集中到“吾庐”俱乐部，威迫林文庆（闽帮华侨银行创办人）筹备傀儡组织，向日军献出“奉纳金”。3月2日，林文庆等35人作出“先奉献全部财产之一半、其余一半侨民竭诚代为看守”的决议。并成立“华侨协会”，林文庆和黄兆珪任正副会长，准备为日军搜集5000万元的奉纳金。但到5月20日，在日军刺刀下也只收到2000多万元，尚差一半。6月25日，华侨协会向在新加坡的横滨正金银行借债2125万元，借期一年，年息6%，凑足沾满华侨血泪的5000万元奉纳给山下奉文，日酋“欣喜”之际，还威胁华侨“勿以奉纳金之奉献已毕，各人责任已尽”，“必须痛改前非，否则仍必受严厉之惩诫”。但7月1日起，允许林文庆的华侨银行、潮州人黄松亭、陈德润和廖正兴等于1912年创办的四海通银行（业务量一直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名列第二）、广州人余东旋、李声余和吴胜鹏等于1920年创办的利华银行（抗战前名列新马第九）、福建人王丙丁和黄庆昌等在1935年创办的大华银行（抗战前名列第11）等4家华侨银行复业，但派遣爪牙担任各银行的秘书以监督活动，其资本由横滨正金银行借给。由于这4家银行属下都有批局，所以新加坡侨批业的经营活动此时理应恢复，中断时间只是1942年2月至6月的5个月时间。
但为何1942年2月到1945年9月的新加坡寄汕侨批极为少见呢？因1942年7月复业的新加坡各批局能接收的是新加坡岛南端的老市区（即大坡、小坡和牛车水大街一带）的商号，而这些商号在交“奉纳金”时已被日军搜刮得一无所有，就是私藏有一点，也不敢寄汕，以免“露富”而惹来杀身之祸。1942年7月起，日军强迫华侨进行职业登记以领取“劳务手帐”，不登记者遭逮捕和杀害，而登记时属“失业者”和“无业者”，又要被拉去做苦力而折磨致死。所以除有开店和比较富有的华侨敢留在新加坡之外，大部分失业和无业人员便逃到马六甲海峡对岸的中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东印度）的苏门答腊和爪哇岛、泰国和缅甸谋生，而不敢在新加坡居住，这也是1942年2月至1945年9月间新加坡的侨批数量不多的原因。
新加坡在1947年的总人口为94万人，而此前的1942年，总人口还不上80万，虽然华侨占有80%（现在是75%），是泰国华侨的十分之一，但为何其正常时期的寄汕侨批能接近泰国的总数呢？原因是其周边地区，如北婆罗州（现为马来西亚之沙巴州）和沙捞越、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各岛或各埠）、马来亚的柔佛邦等各地华侨人口为新加坡之10倍，各地均没设批局，都要到新加坡寄批或由新加坡批局派人定期到周边各坡收批，所以批信总量与泰国不相上下，但因1942年2月之后被日军占领，新加坡的外埠批信业务中断，侨批骤减。据1943年4月23日的《岭东侨务报》（日伪发行）所载：1942年昭南岛（新加坡）的寄汕批款为103.25万元，平均每月不足10万元，1943年第一季度每月约为中储券50万元（作者为台湾银行侨汇主任）。而据汕头邮局统计：1938年每月到汕侨批平均数是18万件，1943年12月是14014件，是其的12.8%；1947年12月是14.056万件，是其的10倍；但只有1947年12月这1.4万件寄汕侨批中十分之一来自新加坡，就是1000多封。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在山下奉文指挥下，分别在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和宋卡府、马来半岛北部的哥打巴鲁登陆，正式发动侵占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战争，日本侵略军55天里长驱1100公里，兵临新加坡城下，潮州邮友陈扬耀先生藏有1942年1月13日到汕的新加坡侨批（见左图）就是当时珍贵的历史见证，它证明此时新加坡的侨批业务尚未中断。
1942年1月31日，10万英军退入新加坡岛（新加坡总面积只有618平方公里，是个东西30公里，南北20公里的岛国），连通马来西亚柔佛的长堤被炸掉。隔天，有8个连的新加坡华侨义勇军成立，2月4日开始在裕廊抗击日军。2月15日英军司令珀西瓦尔向8万日军投降，山下奉文改称新加坡为昭南特别市，两天后，他指示警备司令河村三郎“严厉惩罚敌对的华侨”。2月19日，日军命令所有华侨按区集中，违者杀无赦，所以，估计1942年2月，就是新加坡侨批中断之初。
1942年2月21日起，日军开始在新加坡各区的华侨集中点实行检证、扣押华侨筹赈会（支持抗日）活动分子、曾捐款支援抗日的富人、陈嘉庚的追随者和知识分子、最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海南籍侨胞、抗战期间才到新加坡的华侨、纹身者（多为参加抗日的帮会分子）、义勇军战士、亲英分子和拥有武器者，对被发现的这9种人即被扣押或处死，随后分30处进行屠杀，估计当时约2.5至5万人被杀害。
1942年2月27日，日军将在押的40多名新加坡侨领集中到“吾庐”俱乐部，威迫林文庆（闽帮华侨银行创办人）筹备傀儡组织，向日军献出“奉纳金”。3月2日，林文庆等35人作出“先奉献全部财产之一半、其余一半侨民竭诚代为看守”的决议。并成立“华侨协会”，林文庆和黄兆珪任正副会长，准备为日军搜集5000万元的奉纳金。但到5月20日，在日军刺刀下也只收到2000多万元，尚差一半。6月25日，华侨协会向在新加坡的横滨正金银行借债2125万元，借期一年，年息6%，凑足沾满华侨血泪的5000万元奉纳给山下奉文，日酋“欣喜”之际，还威胁华侨“勿以奉纳金之奉献已毕，各人责任已尽”，“必须痛改前非，否则仍必受严厉之惩诫”。但7月1日起，允许林文庆的华侨银行、潮州人黄松亭、陈德润和廖正兴等于1912年创办的四海通银行（业务量一直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名列第二）、广州人余东旋、李声余和吴胜鹏等于1920年创办的利华银行（抗战前名列新马第九）、福建人王丙丁和黄庆昌等在1935年创办的大华银行（抗战前名列第11）等4家华侨银行复业，但派遣爪牙担任各银行的秘书以监督活动，其资本由横滨正金银行借给。由于这4家银行属下都有批局，所以新加坡侨批业的经营活动此时理应恢复，中断时间只是1942年2月至6月的5个月时间。
但为何1942年2月到1945年9月的新加坡寄汕侨批极为少见呢？因1942年7月复业的新加坡各批局能接收的是新加坡岛南端的老市区（即大坡、小坡和牛车水大街一带）的商号，而这些商号在交“奉纳金”时已被日军搜刮得一无所有，就是私藏有一点，也不敢寄汕，以免“露富”而惹来杀身之祸。1942年7月起，日军强迫华侨进行职业登记以领取“劳务手帐”，不登记者遭逮捕和杀害，而登记时属“失业者”和“无业者”，又要被拉去做苦力而折磨致死。所以除有开店和比较富有的华侨敢留在新加坡之外，大部分失业和无业人员便逃到马六甲海峡对岸的中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东印度）的苏门答腊和爪哇岛、泰国和缅甸谋生，而不敢在新加坡居住，这也是1942年2月至1945年9月间新加坡的侨批数量不多的原因。
新加坡在1947年的总人口为94万人，而此前的1942年，总人口还不上80万，虽然华侨占有80%（现在是75%），是泰国华侨的十分之一，但为何其正常时期的寄汕侨批能接近泰国的总数呢？原因是其周边地区，如北婆罗州（现为马来西亚之沙巴州）和沙捞越、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各岛或各埠）、马来亚的柔佛邦等各地华侨人口为新加坡之10倍，各地均没设批局，都要到新加坡寄批或由新加坡批局派人定期到周边各坡收批，所以批信总量与泰国不相上下，但因1942年2月之后被日军占领，新加坡的外埠批信业务中断，侨批骤减。据1943年4月23日的《岭东侨务报》（日伪发行）所载：1942年昭南岛（新加坡）的寄汕批款为103.25万元，平均每月不足10万元，1943年第一季度每月约为中储券50万元（作者为台湾银行侨汇主任）。而据汕头邮局统计：1938年每月到汕侨批平均数是18万件，1943年12月是14014件，是其的12.8%；1947年12月是14.056万件，是其的10倍；但只有1947年12月这1.4万件寄汕侨批中十分之一来自新加坡，就是1000多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