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百年以上历史的侨批文化，是一座“宝库”，应给予树碑立传。这座宝库已沉没了几十年。随着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日益发展，如何发掘、深入探讨和新的突破，己日显其要。然而，整个侨批文化被埋没了如此悠久岁月，要在短时间内加以发掘与深化，耗力之巨，可以想象。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个关系到原始金融经济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侨乡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抢救”，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做去研究，务必落实到每一个关心侨批历史者，方能达到发扬侨批文化，方能保存这份丰厚的历史资料，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然而，这个使命于泰国来说，要完成，格外困难。从2004年、2005年泰中学会主办的两次侨批座谈会来看这个问题，虽然得到原泰国侨批界有关人士如陈汉士先生、陈绍扬先生、马君楚先生、张明汕先生、许汉钧先生暨侨批收藏家许茂春先生等之关注与支持，而且历时几个月有关人士还在谈论此事，说明泰华社会已引起热烈反响，但个中难为者却鲜为人知。斯时，我们企图通过这样的座谈会及其它种种方式和渠道，去探讨去追寻其来龙去脉，但所获甚微。这个历史背景，在抗日战争的30年代和40年代，以及和平前后就已根植在华侨心中。泰国侨批风风雨雨，几十年间一直受到当局种种政治限制乃至取缔，在先辈华侨心中已深埋一颗叫人心惊胆战的“定时炸弹”，战战兢兢地为侨批生存而生存，一有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几乎随时有小隙沉舟之忧。几十年后，依然阴影长伴，挥之不去。
尽管，泰国侨批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是其鼎盛时期，也是艰辛时期，斯时大小批局林立，散布曼谷、内地各处，正式的兼营的，随处可见。这几个重要时期的侨批业者，以其特有的明暗手段进行经营，有操奇斗赢者，也有小往大来者，有的本小利微苦心经营，还有利市三倍的大鱼吃小鱼者不一，以及华侨那种紧衣缩食、甚至求乞而来的“寄批银”的辛酸血泪钱等一丁点的资料都难以寻觅。由于政治环境关系的因素，一切都毁于一旦，别说有什么雪泥鸿爪可追了。因此，泰国侨批文化成了空白一页，单靠昔年华文报纸新闻、广告等看出端倪或蛛丝马迹，十分不够，而实物荡然无存，无从入手深化，也难深入去探讨其历史背景，于泰国来说，这是一个棘手问题。纵使如此，我们仍然努力不懈地四处打听，四处追踪，可是皆不得要领。虽然，在泰国，侨批局还有知情人，但他们不是推之千里，就是闭口不谈。这些知情者都是过了“七十古来稀”年纪，已无法改变他们长期以来的惧怕心理。这里，我们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2004年初，为了开好侨批座谈会，我们到曼谷石龙军路一家批局———这家几乎是曼谷仅存的马金峰批局旧址（批局两字早已敲掉，仍依稀可辨），店面保持原来批局摆设，深赤色柜台仍在原地。我们进去，一位像当事人的老华侨起身相迎，大概以为我们是来“寄批”的（据了解，此处正是仅存的地下批局）。我据实说明来意，老人家马上满脸惧色，惶惶恐恐地说“不要写出去不要写出去”，弄得我们不知所措。从这事例中，可以看到当年在重重压力底下的侨批业者的辛酸是如此的深沉，乃致几十年后还惊吓得如此叫人难以置信。因此，我们想进一步了解更多有关资料已成为泡影。带着同情的心态踏出马金峰（马金峰已在2006年初连同柜台彻底消失，只知搬往内地），心中已萌生出“要深入加以发掘加以探讨不易为”的念头，而还侨批文化本来面貌这样一个任务，确然似泰山压顶而难以胜任。后来，我们又了解到还有一位当年曾是经营侨批业者，乃去电相询相约，这位居住在吞武里佬卡侬的老者，以“我年少不知情，无可奉告”一口拒绝，以免惹祸上身。像类似的事例还有几起，从而更使我们不知如何发掘这个“宝藏”，只能大叹当年环境恶劣影响之深，已达到难以想像地步。
然而，这个“宝藏”总要有人去发掘并加以深度探讨与研究，如今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正朝这条路走。他们旨在发掘，旨在发扬，将当年这个原始的金融“宝藏”全貌展示在世人面前，俾进一步将潮汕人赖以生存的侨批所衍生而出的有关经济、文化、亲情与乡情之深刻内涵展现而出，让其光辉冉冉再生，让后人能够从中看到先辈华侨的血与泪所凝聚而出的一页活生生华侨史，是如何的深沉与丰厚，那是一份割不断的骨肉相连的亲情。“研究中心”有条件也可以创造条件，走出一条康庄大道，从而使之透明化，尤是使东南亚区域的侨批文化更系统地完整地成为华侨史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份丰富的文化遗产，而达到研究的更高境界。作为海外的侨批文化，我们也正在用尽心思去发掘去追寻，以期在探讨泰国侨批文化领域中，找出一条可行可走的道路，将其如血如泣的历史永远存在，让先辈华侨与家乡的深厚亲情，化为后来者为国为乡的巨大力量，也让百年来联系乡人与海外亲人的这条纽带永远系在后代心中。因此，我们为了探索与研究，尽管前途渺茫，尽管是海底捞针，我们也要尽力而为，配合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探讨和研究，冀望能在“苦行僧”的足迹中留下一道侨批历史脚印，以志其史。
（泰国）洪林黎道纲（作者为泰国泰中学会正、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