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文化与海洋文化
潮汕文化是由中原文化南播、土著百越文化和海洋文化三个方面相互融汇、逐步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型文化。其中前二者往往合称为传统文化，而后者海洋文化有其自身的内涵、特征和规律。与海洋文化有着直接而深厚渊源的侨批文化，既发源于海洋文化，又丰富了海洋文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属性、发展和变化值得探索和研究。
一、侨批文化是海洋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晶
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它涵盖面广，包容性强，是一种泛文化意义的文化现象（即大文化概念）。它是海洋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对人类生产、生活、价值观念、民族性格、习俗影响等的总体表现，既有精神文明的心态、行为和相应的制度、模式，也有物质文明的物态和相应的科技。侨批文化则是发生在一个多世纪来，那“过海住蕃”的华侨（主要是潮侨）群体圄于东南亚与潮汕等处海路，而在他们与眷属之间由民间传递着侨汇和相关信息（即侨批）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关联着千家万户，贯串着传统文化的红线，演绎着“维系海外潮人同家庭血浓于水亲情的纽带、潮人历史画卷中一幅思乡爱国图①”的一幕幕活剧，并在海洋文化这个大戏台上“演出”了一个多世纪，给侨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为海洋文化的延伸谱写出璀灿的蓝色华章。
１．海洋文化的人文因素造就了华侨群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忽略人文因素，海洋文化亦然。可以说有海洋的地方就有华侨、有潮人。宋代朱在《萍州可谈》卷２提到：“北人过海，是岁不归谓之住蕃”。这“住蕃”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唐人、华人或中国人”。光绪九年（１８８４）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编”卷１０也讲到“凡南洋各埠华侨最多之处，须逐布置，亦派船来往”。始出现“华侨”二字，清末署名“羲王正胤”的人写了一卷《南洋华侨史略》（见《民报》１９１０年２５－２６期），“华侨”一词的应用才越来越广。西人称华侨为“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即海外华人之意。但在华侨这个名词出现之前，东南亚各地早已有很多中国人（尤其潮人）居住，并且购田地、长子孙，数代相承，他们无华侨之名却有华侨之实。由此可见，历代华侨与海洋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浩翰的海洋造就了广大华侨，东南亚（南洋）的海域造就了大多数潮侨。没有华侨就没有侨批，也就无所谓侨批文化。那么潮汕的海洋经济和文化中的人文因素是如何造就潮侨的？
（１）海上的丝绸之路的拓展推动潮商踏上异国侨居之路。潮州港自古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重要进出港。《汕头华侨志》（油印本）载：隋唐时期“舟船继路，商使交属”；《汕头外经贸志》记述：唐代潮州同波斯和阿拉伯人贸易频繁；宋、元代与潮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大食（阿拉伯帝国）、勃尼（今北加里曼丹、文莱一带）、逸麻（今菲律宾民都洛岛一带）和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等；明代潮州出洋谋生的潮商纷纷到南洋定居，潮州的瓷器、茶叶、土布送往南洋各地贩卖；《汕头商业志》记载：清•嘉庆年间潮州海运既兴，同南海诸国贸易日盛。《潮州志》记述：１８６１年汕头辟为通商口岸后，“从此举凡潮州出入口贸易者皆以汕头为吐纳，汕头与新加坡、暹罗、海防、苏门答腊各地商贸日繁，贸易额也以次激增”。
潮商借海上丝绸之路在同各国进行贸易过程中，若发现该国有商机可操、有钱可赚，能立足居留、解决自己和伙计的生活出路，又能寄钱回唐山赡养家室的，就留下来，成了当地华侨。
（２）沿海乡民冲击“海禁”和政府垄断海贸出国定居。元、明、清三朝于政权成立之初都施行海禁，以防止前朝的残余势力从海上反扑。但潮汕人民出海谋生是统治者所强行制止不了的，因为一禁就意味着堵塞他们的生路，置他们于死地。他们往往激而生变，千方百计冲破海禁，造成更大批的潮民出海并赴东南亚各国定居。仅是明•万历年间吕宋一地就有潮侨数万人②。
（３）被掠卖（猪仔）到东南亚各国当苦力（咕哩）的潮民留在当地度过余生。宋代以来，潮汕各地掠卖人口到东南亚等国当苦力盛行，“东南海上，有沙华公国（今菲律宾棉兰老岛的三宝颜地区）其人多出大海劫夺，得人缚而卖之阇婆③”。潮汕一带设有猪仔行，汕头的德记洋行及鲁遴洋行等二三十家商号曾办理（代理）此种“业务”。潮民一旦被掠卖去当苦力是很难回来的，正所谓“日里窟，哙得入，皃得出”，能活下来的也只能在该国度过余生了。
（４）沿海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生产资料，反抗封建专制政权而远走他国。这些人濒海而居，习惯于惊涛骇浪。由于贪官污吏、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无以为生，于是铤而走险，结成海上武装集团，他们在反抗官府的同时，有时也在海上进行劫掠，有时也会经营一些走私贸易；当他们被追缉而无法在潮汕沿海活动和生活时，就扬帆到南洋各地，甚至老死他乡，如明代饶平的张琏、林凤和惠来的林道乾。
（５）沿海潮人的“海洋性”性格造成他们四海为家。潮汕人民由于受海洋经济和文化影响，淡化住地观念，为了生计，为了活路，不断迁徙居所，甚至不惜离乡别井、趟“乌水”去“过蕃”，这类人在潮侨中占大多数。
上述各类人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经受了海洋颠簸这一坎，是海洋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让他们成为华侨，也让他们从此以后以“侨批”为纽带连结家乡亲人“血浓于水”的关系。
２．海洋文化的经济因素（海运港口业）的勃兴适应了侨批业发展的需要。如上所述，由于各种形式的“移民”带来数量越来越多的潮侨，形成了各个时期的移民潮。这些移民潮最早追溯到隋唐，初具规模始于宋末元初，大量移民则出现于清朝开放海禁之后，到汕头列为通商口岸为高峰期。至目前潮侨的数量已与本土的原住民相近，达到１０００多万（其中８０％在东南亚）。故有“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之谓。由于华侨数量激增，引发了交寄侨批数量的急速增长。海运港口业及时适应了这种形势，从港口建设到海路畅通上有效保证移民和侨批业的正常运作与不断发展。在此过程中各个时期的潮汕港口都发挥过自己的功用，唐、宋时期潮汕主要进出港口是程洋岗的凤岭港，曾辉煌一时；宋末元初转到辟望港，也久负声望；明末清初又移至樟林港，数以百计的红头船从这里驶向东南亚各国；清朝后期再转到被恩格斯誉为“南亚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④的汕头港。南澳和拓林则长期为潮汕重要出海港。由于主客观因素和环境条件得到解决与保证，汕头侨批业抓住有利时机一路顺风发展过来：从清光绪中叶侨商黄松亭在汕头创办森丰号（与实叻致成号联号）起，到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７），潮汕首批被列为邮政代理的民信局１９家；到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年）汕头批局增至６６家，占广东批局总数的７０％；抗战前汕头和潮州所属各县联号和分号达数百家，仅汕头市专营批业就有５５家；抗战胜利后批业得到迅速发展，汕头潮属各县共１３１家，计汕头市７３家，潮安６家，潮阳３家，揭阳１０家，饶平９家，惠来１家，澄海１３家，普宁５家，丰顺１家；而潮州帮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各地商埠的批业共４５１家；批业开设较多的埠头和国家有：香港２２家，新加坡８０家，槟城２８家，暹罗１１８家，越南２９家，坤甸４３家，日里２５家，沙拉越１７家；潮汕解放后，１９５１年在市邮政局注册登记的侨批业６０家（甲种批局），下辖内外分号７７５家，其中内地各县（为乙种批局）４２７家，港澳及南洋３４８家⑤。
３．两种文化的碰撞催生了侨批文化。侨批文化从外表看，发之于海外社会，体现了海洋文化的价值观念，其功利思想和目的性都直接而明确，“有多少钱干多少活”是奉行的信条。内涵则渗透着传统文化的精髓——赖于安身立命的“诚信”，倪克屏同志说得好：“一页薄纸（指侨批）寄载着深厚的亲情、乡情、祖国情，反映着海外潮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随着带去的潮汕文化传统，同其住在国文化传统相互碰撞、渗透的过程，并有潜移默化中促成潮汕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交流融合。”⑥这段话把两种文化的关系和本质讲透了。
定居在东南亚的潮侨，大都生活在当地沿海地区，政治比较宽松，特别是在泰国，不用服兵役，税率又比当地人低。海洋性的经济和文化又是显得比国内先进而开放，而且自然生态环境与潮汕相仿，都是亚热带海洋性气候。这种海洋文化氛围和适宜的生态环境，使潮侨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价值观念、民族性格、习俗影响等方面都比较能够适应和接受。他们在当地不论“山巴”小埠，“监帮”村落，牵儿带女，胼手胝足，惨淡经营，谋生度日。他们的直接价值观和行为取向是“多赚点钱，多寄批给家里，大家甘愿辛苦”。而他们在行动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国、爱乡、团结、睦邻和守法”的良好风范，则凸显了他们内在固有的潮汕传统文化。揭阳北坑乡旅泰侨胞们解放前始终保持家乡的传统习俗：初一、十五香火最旺，侨胞站在海边，北望家乡偕香火祷告，以寄思乡之情；逢年过节舞狮放鞭炮，煮饭做酿米酒；子孙稍长送回原乡读书；每年至少有两帮“水客”来往，来时带一些“新客”过蕃，还带来一些家乡土特产如鱿鱼、墨鱼脯、笋干、蚝鼓、酒糟、酒饼等。“水客”返乡时为“新客”带回“回头批”报平安，也为家乡亲人带去“蕃批”，有时还随带给家乡修桥、补路、建祖庙、办学校的公益善款。他们自１７８６年起先后侨居暹罗，共２００多户、１５００多人，至今已２００余年，既适应当地的异域文化，又保持本土的传统文化，而在这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他们把对家乡对亲人的“爱”和“义”转化为“侨批”这种物质，把自己用血汗凝成的劳动代价无私奉献给了骨肉同胞作为“维系生命”之资⑦。
在对侨批文化作深刻思考和将其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之后人们会觉得：对于侨批这种形态，本土文化表现为根、为主、为源；而海外文化则表现为叶、为客、为流，但是这两者谁也离不开谁，缺少那一方面都不成，正是由于这两种文化互相对接、渗透和融汇的结果，催生出了侨批文化。
二、开发侨批文化资源对发挥潮汕海洋和侨乡优势的积极意义
侨批文化有着十分丰富而宝贵的资源，这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十分珍惜，并去深入发掘和利用它，把它转化为物质财富，使之为繁荣海洋文化、进一步发挥侨乡优势作出更大的贡献。
１．为研究潮汕侨史、制订华侨政策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在海洋文化大环境中，侨批的出现几乎与华侨的产生相伴而来。在开发侨批文化资源中，通过设立“侨批文物馆”、出版《侨批文化》杂志和《潮汕侨批萃编》专辑，以及编写《潮汕侨批史》和编纂《潮汕侨批志》，从深层次、多视角来透视、反映侨批文化的内涵、属性、价值和特征，必将进一步丰富、完善和深化对潮汕华侨历史的研究与应用，为制订更切合潮汕历史和现实的华侨政策与法规提供更可靠的参考依据。
２．为拓展潮学领域进一步补充标志性的资源。“潮学”是饶宗颐先生亲自提议设立的一门以潮汕地区全面情况（包括海洋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对侨批的研究必将使“潮学”的研究和探索从深度到广度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提升。从目前已征集到的近３万封侨批和计划收藏、录制的６万多封侨批资料来看，其内涵记录并揭示了早年潮侨先辈身处异域、艰苦创业、心怀桑梓、爱国爱乡，传播吸收先进文化和坚持诚信人文品格的崇高形象及高尚情操，具有朴素的史学素材特征，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扎特色，体现了深厚的人民性、学术性和翔实性，是史家极为推重的“史料矿床”和海洋文化的多彩画卷。
３．为探索潮汕文化宝库捧出一份瑰宝。我们今天收藏的侨批，现在都是文物了。正如饶宗颐先生的题词“媲美徽学”所高度评价的，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只要我们开发、利用得好，将它们的闪光面聚焦示人，它们是完全能作为海洋文化骄人的“新贵”同内陆安徽的“契约”相提并论，并成为我市最有代表性的一宝的。
４．为海内外潮籍后代进行传统教育准备了教材。闪烁着先侨光辉足迹的侨批和相关史料，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多世纪来华侨老前辈在异国土地上流汗流血的创业史、奋斗史和发展史，具有无法替代的“教化”意义和作用，对今天生活和成长在美好幸福的现代社会的海内外潮籍新一代，是一部既现实又深刻、振聋发聩的传统教育好教材，是一支点燃照亮他们去继承传统、奔向未来的高扬火炬。
５．为侨乡增添一种具有海洋文化特色的“民间文学”作品。目前收集到和仍散落在民间的以侨批为题材的诗文作品，其数量可观，品种多样，体裁各异，内涵丰富，感情真挚，有血有肉，朴实动人，很有可读性，如张华云、郭马风两先生创作和注辑的“过蕃”、“侨批”等民歌或歌谣⑧⑨，就很能打动人，其中《陈氏致夫林武昌》、和《林武昌复妻陈氏信》的手布诗便是很有代表性、脍炙人口、流传久远的作品。如果我们组织力量有系统地加以整理、出版，那将是对开发侨批文化的又一贡献。
注释：
①《侨批文化》创刊词（２００３．１０）
②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１９８９．９）
③同上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３６页
⑤王琳乾《浅谈潮汕过去的一个特殊行业——侨批局》（１９９５．第三期《汕头史志》）
⑥《侨批文化》《笔谈侨批》（２００３．１０）
⑦《汕头侨史论丛》第２１９页（１９８６．９）
⑧张华云《潮汕竹枝百唱•去国怀乡》（１９９３．９）
⑨郭马凤《过番歌谣十二首》（见《汕头侨史论丛》第一辑，１９８６．９）
作者单位：汕头市志办罗则扬
摘自《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