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传递管道的梗阻与疏通
2008-2-1 14:41:48
潮汕是全国著名侨乡，历史上，潮汕广大贫苦人民，由于无法在本土立足，抛妻弃儿，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谋求生计。他们虽远离家乡和亲人，却心系桑梓故园，在海外，含辛茹苦，奋力拼搏，勤俭节约，把积聚的一点血汗钱，用以赡养家乡的亲人。但如何把自己艰苦得来的那点钱寄回家里，如何使自己在海外与家庭家乡的信息能互相沟通，在早期未有国际邮政与国际金融流通时，确使海外侨胞大伤脑筋。以后，随着移民海外的潮人人数增多，逐步形成了一条侨批的传输管道，但仍不断出现“梗阻”，包括不安全、不保险、不顺畅、拖时旷日、批款受侵害等。本文就侨批传递管道的梗阻与疏通，谈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侨批业机制的不完善，是侨批不能通畅传递的基本原因
侨批业机制的形成，先是“水客”，然后是侨批馆(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称谓：侨批局、批信局、银信局、民信局、批局……)，进而建立了行业组织：侨批公会(南侨批业公所、华侨批业公会、侨批同业公会)。“水客”是以给潮侨带银信回唐山为职业的专门人员。水客的产生，反映了当时海外已有较多的潮人，需要有带批的专业人员才能满足潮侨寄批回乡的需要。但潮人有很早就出洋的，据有关记载：“唐代潮州(海阳)，外国船舶已有到潮州口岸停舶装卸易货，也有潮人抵达暹罗(泰国)。宋元两朝，潮州对外交通更趋频繁……随着对外贸易往来，有一部分潮人在通商诸国住下来，古时叫‘住番’”①。当时是没有水客的，这些早期人数很少的潮侨要从外洋寄批信或物品回家乡，就只有托那些要回乡的亲戚、朋友或熟人，但这并非长远之计，因为出洋的人既然很少，要找到准备回家而又可信赖带批信的就更不容易，随便托不了解的人，一来不安全、不放心，二来人家也不一定乐意。
汕头开埠以前，未有汽轮运输，更谈不上有邮政与金融流通，水客乘坐红头船，经受海外颠簸，历万水千山，给海外侨胞传递批信，在华侨史上，人们是不会将其遗忘的。
但水客传递批信，确也存在问题和漏洞，初时由于国际之间金融币制没规定比率，水客需把侨胞托寄的批款，在当地购买货物带回唐山，在唐山把货物卖出后再把批款送到侨眷家中。后来虽然南洋托寄批款，能够与国内货币折算比值，有些水客为图贩货盈利，就把批款移用，“有时经商水客往往因货物价差达不到盈利目的，而一时未售出者；还有货物在海运中丢失或遇海盗，使华侨所托之款不能及时投送侨眷，甚至发生侵吞或带款潜逃之事”②。
水客收揽侨批，没有收据、没有担保，主要依凭宗族邻里关系与乡亲戚属的诚信作用，取得侨胞信赖的。但这种个体经营，众多繁杂的业务枝节都落在一个人身上，终究难以维持久长。
随着汕头开埠，１８６７年有汽轮从外洋往返汕头，取替了“红头船”，以及向海外移民的潮人不断增加，寄批回唐山者日众，于是逐步有了侨批馆的建立，汕头埠自１８７０年就有致华丰、永丰发、永和丰等在暹罗创立批馆，不久在南洋各地相继成立多家侨批馆，并有国内联号，改变了只有澄海旅新加坡华侨黄继英于１８２９年在汕头创办的“森峰”号与新加坡“致成”号批馆联号的单门独户状况。在南洋各地创立的批馆，由“有信誉商人持资金加入，促成专业，有商号，并有固定地址及成立收‘批’开具收据或盖‘馆记’戳印为证的制度，每馆皆有东主司理批务；并聘主事、襄助、行差(批脚)等工作人员，并发为联号，分布于国内外，以利其业务之运作③。”
海外一些批馆，也有是水客递变而成的。初时，水客在外洋居无定所，要为侨胞带款物需挨门逐户探询，多不方便。后来随业务增多，便彼此联合设置行馆，以资居停，并作为代华侨托带款物的办事地点。在有了一定资本之后，就创立了批馆、批局，建立起收寄批信的一套完整制度。
从水客到批信馆(局)，使侨批业机制日趋完善，侨批传递管道在正常情况下能较好运作。但经营批业毕竟是一种商业行为，其目的是谋利，情况有异常时，问题也就出现了。潮汕沧陷，日寇统治潮汕时期，“金融紊乱，且没有进行管理，发展到后期批局大部分从事汇水投机，积压批款以进行牟利活动，侨眷惨遭损失。暹罗帮的如和合祥批局，曾将批款积压一个金月，安南批局也有积压批款的事情发生，他们把侨汇款转做投机生意，囤积居奇，肥己自私，不顾侨眷死活。这段混乱时期，也有因投机失败而倒闭的批局，在汕头约有２０家”④。
为进一步完善侨批业机制，维护侨批传递通畅，保障侨胞及侨眷利益不受侵害，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及东南亚各地的侨批局普遍组织起同业公会。汕头在光绪中率先成立南侨批业公所。至１９２６年改为汕头华侨批业公会，１９３１年又改为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简称汕头侨批公会)。暹罗成立华侨民信局同业公会，新加坡成立潮侨汇兑公会等。
同业公会的成立，对侨批业内部进行了协调管理，矫正营业中的弊病，保障公会侨胞银信及增进同业的公共利益。公会以集体的力量应付来自外部环境的干扰，以整体华人社会的利益，与各级政府的不合理干预进行交涉，并对带批款传递遭受盗劫损失，制定了解决与赔偿办法，维护了侨属利益。如１９１８年国民政府拟将民信局(侨批局也属民信局)取消，汕头批业便举派代表向北京政府呼吁，后得以无限期实行。泰国批局业于１９３２年成立同业公会——银信局公所，统一了中国银元和泰币之间之汇率，避免各批局利用折汇侵占侨胞利益。再如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新加坡当局应中国国民党政府要求，实行外汇统制，即侨批局汇款须经由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四行一局进行。鉴于经由官方行局汇款弊病甚多，新加坡中华汇业总会开董事会并推选代表，谒见中国有关几个方面的官员，据理力争，终使此法令被注销。
二、国际金融未流通与民国时期币制贬值和变换，造成批款寄汇障碍
潮汕在清道光以前，没有国际金融汇兑机构，给侨胞寄送批款造成麻烦。汕头开埠以前尤其是道光年间(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已侨居东南亚的侨胞，各国的币制十分复杂。南洋一带市面上流通的硬币，是墨西哥、西班牙、菲律宾等国的银元，后来又有日本、美国、法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银元。有人认为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一种流通金融的机构，能计算出多种外币与国内货币的比值。这段时间水客为侨胞传送之批款有两种办法，一是将原批款(当地货币)带还受款人，再由侨属拿到市场上购物使用。二是议明原银听由水客购买货物回唐山，货物发卖后再按银额交还收款人⑤。侨眷收到亲属寄来的当地货币到市面购物，由于还未有正式的金融流通比值，会经七折八扣，蒙受损失。水客用海外货币购货，再回唐山卖货后付款，肯定其中也有“猫腻”，否则水客也不会自讨麻烦。
香港于１８４１年开埠后，潮商的批信业也逐渐发展起来，１８４５年新加坡已有固定每月一次的邮轮通香港，香港的批信局很快便成为南洋各国和汕头埠批信来往的中转站，沟通了海外与国内的批款传递。
侨胞利益受重大损失的年代是民国后期，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失去了人民的信赖，产生了通货膨胀，币制贬值。为挽回此一局势，便不断变换币制。然而越变越糟糕，１９４８年国民党发行国币６６０亿元，相当于抗战前的４７倍。然而，物价也随之暴涨，市场商品“早晚时价不同”，“一日三涨价”。同年８月２０日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代替国币流通，以一金圆券等于２００万国币比率投放，但不满１０个月，金圆券膨胀率更为惊人，发行面额不断攀升，最高面额达５０万元，发行总额增加６５万倍。华侨批款一斤纸币抵不上一斤大米。南洋各批局多把批款汇至香港套购港币，利用批款转驳的时间差，甚至故意耽搁日子，至国币、金圆券不断贬值之后，再兑付批款，从中牟取暴利。当侨属接到批款时，与汇出时间的比值相差了好几倍。海外批局还通过自办的汕头银庄与中转批局联络，把每笔外币批款在国内批业界中抛售，高价卖出，再获厚利。此段时间，侨批传递管道被扭曲了，变成为投机倒把、欺诈掠夺、黑市交易外汇的暗道，侨批界出现一片混乱，海外侨胞、侨属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⑥。
三、政局变化，邮路阻塞，侨批传递曲折坎坷，经历千辛万苦
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寇侵占汕头，侨汇形势急剧变化。一方面，侨批局不少搬迁内地或解散，侨批人员也纷纷逃难到国统区，因此侨批中断，也迫使泰国及新加坡多家批信局歇业。另一方面，邮路不通，海外批信不能向邮政投寄，有先寄出的也被退回。“新加坡之广东银行，越南之东法银行，曼谷部分信局等，分别与汕头市之台湾银行有联系，尚可渲泄少许，但为数不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时南洋各国批信局的侨汇抵达香港后，通过海陆丰渔船运至汕尾、甲子等地，再从小道转上兴宁，然后才回转揭阳等地”⑦。
１９４２年，日本向英美宣战，香港、星洲相继沦落，暹罗又被日军占领，华侨惶感不安，侨汇断绝。日本占领新马期间，有侨胞将款汇往曼谷带回国内，但因交通困阻，日本检查甚密，所寄无多，且危险性很大。当年马来西亚与暹罗虽有火车来往，但日军对出入境搜查极严，私带侨汇至暹罗者也极少。当时，侨眷丧失生活来源，且因兵荒马乱物价昂贵，广大侨属穷困潦倒，苦不堪言。
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海外华侨和侨批业人士千方百计探寻一条可供传递批信的路线，以帮助侨属度过生活难关。侨汇工作者陈植芳先生艰苦跋涉，出生入死，终于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能够把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国的侨汇，传寄至当时的国统区揭阳魏启峰批局的“东兴汇路”。这条汇路艰苦跋涉、迂回曲折，路线是：河内——海防——芒街——东兴——钦州——南宁——韶关——兴宁——揭阳。由河内至东兴，已是将批款寄送至国内。但当时的东兴镇属广东辖属，是与越南接壤的边界地区，治安混乱，广东省银行在此设点，因该地方是侨汇的重要中转站，侨批集中，为保证批款安全，批款由武装押运。
“东兴汇路”自１９４２年开通后至１９４４年近３周年时，为海外侨胞疏通了侨批渠道。据估计，东兴汇路每月汇入潮汕的侨批约１０００多万越币。至１９４４年底日军攻陷南宁，“钦州、东兴危如累卵，因此银行先撤退，东兴各批局也纷纷走散”⑧。不久日寇投降，东兴汇路已完成了它重大的历史使命。
四、官方设卡，限制、干预，制造侨汇的各种阻滞
海内外官方对侨批的限制干预，大多在有了官方邮政与银行之后。初时，海内外政府设立了邮政、银行，对批信传递和金融流通，起到了安全、快捷、顺畅和方便的作用，受到了批信业和侨胞的欢迎。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官方介入侨批的目的，也逐步显露出来。海外国家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作出了有关规定。如泰国批局在泰未设邮政前，带回国内的信包(批包)自由送上客轮，１８８３年泰国建立邮政业务之后，由客船寄送的大信包，批馆的代理商行必须按邮政规定根据邮包重量贴足邮票，经邮局验收合格后才能送上客船。１９２８年重新规定批信必须逐封贴上邮票，才能装成总包寄送。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２年，泰国侨批款平均每年达３０００万铢以上，暹罗政府便管制银行和批局的华侨汇款至国内。１９３２年泰国政变，民党执政，有意限制侨批，定下重税政策。１９３７年暹罗政府颁布银行统制条例，对民办银行作出种种规定与限制，有的民间银行不符合规定而休业，有的因违反条例而被没收执照。当地政府借此收取重税，限制国家财产外流。
新加坡则于１８７６年就设立华人小邮局，从侨胞与国内侨属的通信中获取邮资利润。１９４６年新加坡政府还规定华侨每户每月汇款最高额不超过马来币４５元，每户每月只能由一人汇出，限定寄出批款只为维护侨属生活，不能作他用。１９４７年还曾规定侨汇只能由政府操办，民间批局不能经营金融流通，后经批业界的坚决反对才取消此一决定。
越南政府也曾禁华侨汇款回国，当地批信行业只好暗中将批款带入泰国或香港再转寄国内。
外国官方介入干预侨批，无非是企图从中获取利益，并维护国家财产不外流。
国内方面，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邮政与金融机构，也盯住侨批这块肥肉，企图从中获取厚利。１８９７年大清邮政局成立之后，就对民信局的管理作了规定，即凡有邮局之处，各民信局应向“官局”挂号，作为官局的代理机构。潮汕首批有１９家民信局被列入此项。官局还规定，批信必须由国外邮政寄国内邮政部门，批包在国外邮局寄发时已付邮资，至国内邮局时又要向邮政再交一次资费，才让批局领取后投送收信人。重复邮资支付，无疑加重了批局的负担。
民国时期，官方为了垄断邮政和金融，从侨批中获取丰厚利润，对批信局采取压制、排斥、取缔方法。１９２８年全国交通会议决定，国内所有民信局，“应于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内一律取消(侨批局属于民信局之列)。”国内各地侨批局及南洋批局极力反对，分别联名上访，申述侨批网络形成已久，侨眷不论居住城镇或穷乡僻壤、荒村陋巷，不管收款人姓名是否写得明白清楚，批局都能把每一封批款送到侨属手里，而远非邮政、银行所能做到。而批款能否收到，关系到广大侨属的生活来源与生存。经据理力争，国民政府最后决定，准予经营国内信件业务的民信局延至１９３４年结束，而经营海外侨批的民信局改名为批信局，可以继续经营海外侨批业务，但必须向邮政局申请登记，领取执照，才能营业。经侨批局的交涉，登记时至１９３４年截止，而登记的批局必须是１９３０年年底之前成立的。
其实，１９３６年以前，官方的邮政与金融均未能形成网络，金融机构只在县城和海外国家的主要城市设立，覆盖面很有限。而邮政网络，至１９４０年还有９０％以上的乡镇未通邮⑨。
１９４６年以后，汕头邮政又对批信加收转递资费，海外侨批封寄至汕头后，属于要转入各县乡村的须逐封再纳国内平信邮资，由邮局寄递。由批局发送的，则贴足邮票后，由自带人再向邮局申请，如给证明后方可递送。回批也应贴邮，交邮局递寄，批局不能自带。如此重重限制，层层克扣，邮局获利颇丰，如汕头邮局有７０％之收入是来自批信的利润。而批局增加的付出，终究要落到海外侨胞身上。
为使侨批业逐步减少直到消亡，１９３４年全部停发民信局执照。１９４６年邮局又规定，国内批信局不能接理国外非其分号之批包，而海外批信局在国内没有分号的，不准增设。这样，迫使海外的一些批信局，倒闭关门。
千百年来，潮汕的贫苦人民，为了养活家人，千里迢迢到海外受尽苦磨，省吃俭用积下一点钱寄回家中，但为了侨批的投寄，侨批局伤神费力，甚至担惊受怕、蒙受损失。每封侨批，不知凝结着侨胞的多少辛酸和泪水！
注释：
①王琳乾、邓特主编《汕头市志》第四册，１９９９年新华出版社。
②邹金盛《潮帮批信局》，２００１年艺苑出版社。
③④引自杨群熙编辑点校《潮汕地区侨批资料》第９６５、１０４页，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及汕头文化局、图书馆编。
⑤⑦⑧参阅陈植芳《漫谈潮汕民间侨批业》，《汕头文化》１３辑。
⑥参阅邹金盛《潮帮批信局》及陈植芳《漫谈潮汕民间侨批业》。
⑨参阅陈丽园《潮汕侨批网络与国家控制》１９２７－１９４９《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９卷增刊。
作者单位：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吴奎信
摘自《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一、侨批业机制的不完善，是侨批不能通畅传递的基本原因
侨批业机制的形成，先是“水客”，然后是侨批馆(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称谓：侨批局、批信局、银信局、民信局、批局……)，进而建立了行业组织：侨批公会(南侨批业公所、华侨批业公会、侨批同业公会)。“水客”是以给潮侨带银信回唐山为职业的专门人员。水客的产生，反映了当时海外已有较多的潮人，需要有带批的专业人员才能满足潮侨寄批回乡的需要。但潮人有很早就出洋的，据有关记载：“唐代潮州(海阳)，外国船舶已有到潮州口岸停舶装卸易货，也有潮人抵达暹罗(泰国)。宋元两朝，潮州对外交通更趋频繁……随着对外贸易往来，有一部分潮人在通商诸国住下来，古时叫‘住番’”①。当时是没有水客的，这些早期人数很少的潮侨要从外洋寄批信或物品回家乡，就只有托那些要回乡的亲戚、朋友或熟人，但这并非长远之计，因为出洋的人既然很少，要找到准备回家而又可信赖带批信的就更不容易，随便托不了解的人，一来不安全、不放心，二来人家也不一定乐意。
汕头开埠以前，未有汽轮运输，更谈不上有邮政与金融流通，水客乘坐红头船，经受海外颠簸，历万水千山，给海外侨胞传递批信，在华侨史上，人们是不会将其遗忘的。
但水客传递批信，确也存在问题和漏洞，初时由于国际之间金融币制没规定比率，水客需把侨胞托寄的批款，在当地购买货物带回唐山，在唐山把货物卖出后再把批款送到侨眷家中。后来虽然南洋托寄批款，能够与国内货币折算比值，有些水客为图贩货盈利，就把批款移用，“有时经商水客往往因货物价差达不到盈利目的，而一时未售出者；还有货物在海运中丢失或遇海盗，使华侨所托之款不能及时投送侨眷，甚至发生侵吞或带款潜逃之事”②。
水客收揽侨批，没有收据、没有担保，主要依凭宗族邻里关系与乡亲戚属的诚信作用，取得侨胞信赖的。但这种个体经营，众多繁杂的业务枝节都落在一个人身上，终究难以维持久长。
随着汕头开埠，１８６７年有汽轮从外洋往返汕头，取替了“红头船”，以及向海外移民的潮人不断增加，寄批回唐山者日众，于是逐步有了侨批馆的建立，汕头埠自１８７０年就有致华丰、永丰发、永和丰等在暹罗创立批馆，不久在南洋各地相继成立多家侨批馆，并有国内联号，改变了只有澄海旅新加坡华侨黄继英于１８２９年在汕头创办的“森峰”号与新加坡“致成”号批馆联号的单门独户状况。在南洋各地创立的批馆，由“有信誉商人持资金加入，促成专业，有商号，并有固定地址及成立收‘批’开具收据或盖‘馆记’戳印为证的制度，每馆皆有东主司理批务；并聘主事、襄助、行差(批脚)等工作人员，并发为联号，分布于国内外，以利其业务之运作③。”
海外一些批馆，也有是水客递变而成的。初时，水客在外洋居无定所，要为侨胞带款物需挨门逐户探询，多不方便。后来随业务增多，便彼此联合设置行馆，以资居停，并作为代华侨托带款物的办事地点。在有了一定资本之后，就创立了批馆、批局，建立起收寄批信的一套完整制度。
从水客到批信馆(局)，使侨批业机制日趋完善，侨批传递管道在正常情况下能较好运作。但经营批业毕竟是一种商业行为，其目的是谋利，情况有异常时，问题也就出现了。潮汕沧陷，日寇统治潮汕时期，“金融紊乱，且没有进行管理，发展到后期批局大部分从事汇水投机，积压批款以进行牟利活动，侨眷惨遭损失。暹罗帮的如和合祥批局，曾将批款积压一个金月，安南批局也有积压批款的事情发生，他们把侨汇款转做投机生意，囤积居奇，肥己自私，不顾侨眷死活。这段混乱时期，也有因投机失败而倒闭的批局，在汕头约有２０家”④。
为进一步完善侨批业机制，维护侨批传递通畅，保障侨胞及侨眷利益不受侵害，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及东南亚各地的侨批局普遍组织起同业公会。汕头在光绪中率先成立南侨批业公所。至１９２６年改为汕头华侨批业公会，１９３１年又改为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简称汕头侨批公会)。暹罗成立华侨民信局同业公会，新加坡成立潮侨汇兑公会等。
同业公会的成立，对侨批业内部进行了协调管理，矫正营业中的弊病，保障公会侨胞银信及增进同业的公共利益。公会以集体的力量应付来自外部环境的干扰，以整体华人社会的利益，与各级政府的不合理干预进行交涉，并对带批款传递遭受盗劫损失，制定了解决与赔偿办法，维护了侨属利益。如１９１８年国民政府拟将民信局(侨批局也属民信局)取消，汕头批业便举派代表向北京政府呼吁，后得以无限期实行。泰国批局业于１９３２年成立同业公会——银信局公所，统一了中国银元和泰币之间之汇率，避免各批局利用折汇侵占侨胞利益。再如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新加坡当局应中国国民党政府要求，实行外汇统制，即侨批局汇款须经由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四行一局进行。鉴于经由官方行局汇款弊病甚多，新加坡中华汇业总会开董事会并推选代表，谒见中国有关几个方面的官员，据理力争，终使此法令被注销。
二、国际金融未流通与民国时期币制贬值和变换，造成批款寄汇障碍
潮汕在清道光以前，没有国际金融汇兑机构，给侨胞寄送批款造成麻烦。汕头开埠以前尤其是道光年间(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已侨居东南亚的侨胞，各国的币制十分复杂。南洋一带市面上流通的硬币，是墨西哥、西班牙、菲律宾等国的银元，后来又有日本、美国、法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银元。有人认为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一种流通金融的机构，能计算出多种外币与国内货币的比值。这段时间水客为侨胞传送之批款有两种办法，一是将原批款(当地货币)带还受款人，再由侨属拿到市场上购物使用。二是议明原银听由水客购买货物回唐山，货物发卖后再按银额交还收款人⑤。侨眷收到亲属寄来的当地货币到市面购物，由于还未有正式的金融流通比值，会经七折八扣，蒙受损失。水客用海外货币购货，再回唐山卖货后付款，肯定其中也有“猫腻”，否则水客也不会自讨麻烦。
香港于１８４１年开埠后，潮商的批信业也逐渐发展起来，１８４５年新加坡已有固定每月一次的邮轮通香港，香港的批信局很快便成为南洋各国和汕头埠批信来往的中转站，沟通了海外与国内的批款传递。
侨胞利益受重大损失的年代是民国后期，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失去了人民的信赖，产生了通货膨胀，币制贬值。为挽回此一局势，便不断变换币制。然而越变越糟糕，１９４８年国民党发行国币６６０亿元，相当于抗战前的４７倍。然而，物价也随之暴涨，市场商品“早晚时价不同”，“一日三涨价”。同年８月２０日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代替国币流通，以一金圆券等于２００万国币比率投放，但不满１０个月，金圆券膨胀率更为惊人，发行面额不断攀升，最高面额达５０万元，发行总额增加６５万倍。华侨批款一斤纸币抵不上一斤大米。南洋各批局多把批款汇至香港套购港币，利用批款转驳的时间差，甚至故意耽搁日子，至国币、金圆券不断贬值之后，再兑付批款，从中牟取暴利。当侨属接到批款时，与汇出时间的比值相差了好几倍。海外批局还通过自办的汕头银庄与中转批局联络，把每笔外币批款在国内批业界中抛售，高价卖出，再获厚利。此段时间，侨批传递管道被扭曲了，变成为投机倒把、欺诈掠夺、黑市交易外汇的暗道，侨批界出现一片混乱，海外侨胞、侨属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⑥。
三、政局变化，邮路阻塞，侨批传递曲折坎坷，经历千辛万苦
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寇侵占汕头，侨汇形势急剧变化。一方面，侨批局不少搬迁内地或解散，侨批人员也纷纷逃难到国统区，因此侨批中断，也迫使泰国及新加坡多家批信局歇业。另一方面，邮路不通，海外批信不能向邮政投寄，有先寄出的也被退回。“新加坡之广东银行，越南之东法银行，曼谷部分信局等，分别与汕头市之台湾银行有联系，尚可渲泄少许，但为数不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时南洋各国批信局的侨汇抵达香港后，通过海陆丰渔船运至汕尾、甲子等地，再从小道转上兴宁，然后才回转揭阳等地”⑦。
１９４２年，日本向英美宣战，香港、星洲相继沦落，暹罗又被日军占领，华侨惶感不安，侨汇断绝。日本占领新马期间，有侨胞将款汇往曼谷带回国内，但因交通困阻，日本检查甚密，所寄无多，且危险性很大。当年马来西亚与暹罗虽有火车来往，但日军对出入境搜查极严，私带侨汇至暹罗者也极少。当时，侨眷丧失生活来源，且因兵荒马乱物价昂贵，广大侨属穷困潦倒，苦不堪言。
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海外华侨和侨批业人士千方百计探寻一条可供传递批信的路线，以帮助侨属度过生活难关。侨汇工作者陈植芳先生艰苦跋涉，出生入死，终于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能够把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国的侨汇，传寄至当时的国统区揭阳魏启峰批局的“东兴汇路”。这条汇路艰苦跋涉、迂回曲折，路线是：河内——海防——芒街——东兴——钦州——南宁——韶关——兴宁——揭阳。由河内至东兴，已是将批款寄送至国内。但当时的东兴镇属广东辖属，是与越南接壤的边界地区，治安混乱，广东省银行在此设点，因该地方是侨汇的重要中转站，侨批集中，为保证批款安全，批款由武装押运。
“东兴汇路”自１９４２年开通后至１９４４年近３周年时，为海外侨胞疏通了侨批渠道。据估计，东兴汇路每月汇入潮汕的侨批约１０００多万越币。至１９４４年底日军攻陷南宁，“钦州、东兴危如累卵，因此银行先撤退，东兴各批局也纷纷走散”⑧。不久日寇投降，东兴汇路已完成了它重大的历史使命。
四、官方设卡，限制、干预，制造侨汇的各种阻滞
海内外官方对侨批的限制干预，大多在有了官方邮政与银行之后。初时，海内外政府设立了邮政、银行，对批信传递和金融流通，起到了安全、快捷、顺畅和方便的作用，受到了批信业和侨胞的欢迎。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官方介入侨批的目的，也逐步显露出来。海外国家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作出了有关规定。如泰国批局在泰未设邮政前，带回国内的信包(批包)自由送上客轮，１８８３年泰国建立邮政业务之后，由客船寄送的大信包，批馆的代理商行必须按邮政规定根据邮包重量贴足邮票，经邮局验收合格后才能送上客船。１９２８年重新规定批信必须逐封贴上邮票，才能装成总包寄送。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２年，泰国侨批款平均每年达３０００万铢以上，暹罗政府便管制银行和批局的华侨汇款至国内。１９３２年泰国政变，民党执政，有意限制侨批，定下重税政策。１９３７年暹罗政府颁布银行统制条例，对民办银行作出种种规定与限制，有的民间银行不符合规定而休业，有的因违反条例而被没收执照。当地政府借此收取重税，限制国家财产外流。
新加坡则于１８７６年就设立华人小邮局，从侨胞与国内侨属的通信中获取邮资利润。１９４６年新加坡政府还规定华侨每户每月汇款最高额不超过马来币４５元，每户每月只能由一人汇出，限定寄出批款只为维护侨属生活，不能作他用。１９４７年还曾规定侨汇只能由政府操办，民间批局不能经营金融流通，后经批业界的坚决反对才取消此一决定。
越南政府也曾禁华侨汇款回国，当地批信行业只好暗中将批款带入泰国或香港再转寄国内。
外国官方介入干预侨批，无非是企图从中获取利益，并维护国家财产不外流。
国内方面，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邮政与金融机构，也盯住侨批这块肥肉，企图从中获取厚利。１８９７年大清邮政局成立之后，就对民信局的管理作了规定，即凡有邮局之处，各民信局应向“官局”挂号，作为官局的代理机构。潮汕首批有１９家民信局被列入此项。官局还规定，批信必须由国外邮政寄国内邮政部门，批包在国外邮局寄发时已付邮资，至国内邮局时又要向邮政再交一次资费，才让批局领取后投送收信人。重复邮资支付，无疑加重了批局的负担。
民国时期，官方为了垄断邮政和金融，从侨批中获取丰厚利润，对批信局采取压制、排斥、取缔方法。１９２８年全国交通会议决定，国内所有民信局，“应于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内一律取消(侨批局属于民信局之列)。”国内各地侨批局及南洋批局极力反对，分别联名上访，申述侨批网络形成已久，侨眷不论居住城镇或穷乡僻壤、荒村陋巷，不管收款人姓名是否写得明白清楚，批局都能把每一封批款送到侨属手里，而远非邮政、银行所能做到。而批款能否收到，关系到广大侨属的生活来源与生存。经据理力争，国民政府最后决定，准予经营国内信件业务的民信局延至１９３４年结束，而经营海外侨批的民信局改名为批信局，可以继续经营海外侨批业务，但必须向邮政局申请登记，领取执照，才能营业。经侨批局的交涉，登记时至１９３４年截止，而登记的批局必须是１９３０年年底之前成立的。
其实，１９３６年以前，官方的邮政与金融均未能形成网络，金融机构只在县城和海外国家的主要城市设立，覆盖面很有限。而邮政网络，至１９４０年还有９０％以上的乡镇未通邮⑨。
１９４６年以后，汕头邮政又对批信加收转递资费，海外侨批封寄至汕头后，属于要转入各县乡村的须逐封再纳国内平信邮资，由邮局寄递。由批局发送的，则贴足邮票后，由自带人再向邮局申请，如给证明后方可递送。回批也应贴邮，交邮局递寄，批局不能自带。如此重重限制，层层克扣，邮局获利颇丰，如汕头邮局有７０％之收入是来自批信的利润。而批局增加的付出，终究要落到海外侨胞身上。
为使侨批业逐步减少直到消亡，１９３４年全部停发民信局执照。１９４６年邮局又规定，国内批信局不能接理国外非其分号之批包，而海外批信局在国内没有分号的，不准增设。这样，迫使海外的一些批信局，倒闭关门。
千百年来，潮汕的贫苦人民，为了养活家人，千里迢迢到海外受尽苦磨，省吃俭用积下一点钱寄回家中，但为了侨批的投寄，侨批局伤神费力，甚至担惊受怕、蒙受损失。每封侨批，不知凝结着侨胞的多少辛酸和泪水！
注释：
①王琳乾、邓特主编《汕头市志》第四册，１９９９年新华出版社。
②邹金盛《潮帮批信局》，２００１年艺苑出版社。
③④引自杨群熙编辑点校《潮汕地区侨批资料》第９６５、１０４页，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及汕头文化局、图书馆编。
⑤⑦⑧参阅陈植芳《漫谈潮汕民间侨批业》，《汕头文化》１３辑。
⑥参阅邹金盛《潮帮批信局》及陈植芳《漫谈潮汕民间侨批业》。
⑨参阅陈丽园《潮汕侨批网络与国家控制》１９２７－１９４９《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９卷增刊。
作者单位：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吴奎信
摘自《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