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侨胞李芝敏的几封侨批谈起
2008-2-1 11:41:21
侨胞李芝敏（原籍澄海）的几封侨批（寄自印尼三宝垄）均载于《潮汕侨批萃编》（第468页至第479页）共13封。这些侨批都用14行信笺直写，多则两页，少则一页，字数约在300～600之间，这在《潮汕侨批萃编》的辑录的侨批中相对来说，它们篇幅较长，内容丰富，具有连续性，对当时的时局和家务等方面有较完整的反映，因此它是研究侨批文化的宝贵资料。
这些侨批起于民国卅六年（1947）至1950年。这个时期，在印尼恰是他们反对荷兰殖民者再度入侵为独立自由而战的年代，在祖国则是处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关键时刻。李芝敏的侨批恰恰反映了这两个伟大历史变革的重要时刻，虽限于只言片语，却给我们勾划出一幅历史画卷。这些侨批因属私人信件，内容谈的都是李芝敏亲自看到、听到或亲身亲历的东西，直言快语，无所思惮，既没有夸大又没有粉饰，可信度高，极有研究价值。
李芝敏侨居地是印尼爪哇岛的三宝垄。它是爪哇岛东北岸一个港口，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也是华侨聚居地之一。李芝敏是一个商业单位——明记公司的职工，生活稳定，可是自从1945～1949年，印尼人民为寻求独立而奋起斗争，而荷兰殖民者出兵镇压而战乱不已。三宝垄虽不是首当其冲，然而战争的威胁、殖民者加强掠夺，致市面冷淡，人心浮动。对此，李芝敏在侨批中不时流露出“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屈服与无奈！
如“现刻垄中生生意方面尚属冷淡，所存是从前之劣货，价钱便宜，故此数年来，每逢结帐，不但不能赚，而且亏本，故无外务可分。”（见《潮汕侨批萃编》第470页，下同）“垄中今年生意比去年好些，还有领到政府一批配给物品系要配给民间用的，故近来店务甚忙。”（第473页）从上述先后情况看，在战争威胁下，货运停滞，供需不便，市面冷淡，即使政府输血（提供配给物品），也难促市场复活。市情不景，经营艰难，直接影响了侨胞的收入，给他们带来不安。
此刻，荷兰殖民者又加紧掠夺，采取外汇限制，不准许华侨自由寄款回国。1947年初“荷兰政府每月抹出新荷币壹百万盾，配给华侨寄款回国接济家属之需。据报载：第一期申请人数为77729人，每人获得外汇配额为12盾8角6分。”（第649页）当时中国政府驻三宝垄领事曾出面要求增加配额，结果无效。而以后各期配额都在这个幅度上下浮动，然都不能满足华侨赡家之需，因此华侨不得不买黑市外汇，其差价李芝敏虽没有说出准确数字，但在他的批信中谈到：“若能获得外汇准字（即配额）则此75盾能寄300余万元（指国币），若寄黑市汇水，则75盾不过能寄数十万元而已。则此两条之相比，相差太远矣！”（第470页）明知外汇黑市价是殖民统治者掠夺和榨取华侨血汗的一种方式，然侨胞为了赡家只得忍受。
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又限制华侨的人身自由。“荷兰政府另出新规则，过去回国之华侨为6个月，现在政府改变为3个月……若实行下去，则回国华侨万分困难。因在此3个月期间，除来往之船期（应指航程），则要荒废一月之余，有时还要等船期及签号等手续，非常麻烦，则多废（费）时间。如果回国时间超过3个月，则回国准字失效。则必须再申请准字，变成新客，手续更麻烦。”（第475页）由于殖民者任意剥夺和限制华侨人身自由，李芝敏才不敢遵亲命而推迟回乡结婚。
面临着印尼独立战争已成燎原之势，未来形势发展如何？侨胞们忧心忡忡，李芝敏在家批中不止一次谈到：“爪哇方面；前‘荷兰’与‘印尼’发生冲突事，迄今差不多三年之久。对于谈判，现已经各国之调解，实行讲和。故定于下月中旬，爪哇各地也归还与‘印尼’人。从前荷兰所发行之荷币经对换‘印尼’币，其名曰：联邦币，对换如何？现不得而知。一般人推算，如果荷币对换印尼币后，物价一定下跌，薪金方面，不知有何变更。”（第478页）又悉“爪哇方面消息，自从去年十二月廿七日荷兰移交政权与印尼联邦政府之后，每日报纸所登载之消息与华侨多续（属）有害而无益。华侨来自国内者凡登坡字换上王字者须还手续费一百盾，而儿之登坡字尚未换王字，大约不久应还此额也。”（第479页）显然，侨胞们对印尼新政权的信任还是未知数，总之他们预感到新主子并不比老主子好得多。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李芝敏对侨胞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以及处境之艰难虽没多说，可它却给我们侨批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窗口。
在那岌岌惶惶的日子里，最使李芝敏牵肠挂肚的还是“唐山”老家澄海。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贪污腐化、通货膨胀、钞票贬值、百物腾贵，米价高涨、抽丁勒粮、治安混乱、民不聊生的一片凄凉情景，所以“唐山”老家的安危比起三宝垄更使他焦虑不安！
因为“唐山”所面临的的惨况，远在海外华侨也深受其害，最严重的是经济上的损失。以三宝垄而论，为了赡家侨汇，不得不买黑市外汇，汇率差价大约损失将近大半价值。可是款汇到潮汕后，又遭通货膨胀急速贬值的损害。那时期（1947～1949年）的通货膨胀是惊人的。李芝敏于1947年寄批，一次不外几十万国币，到1948年则是几千万元国币。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时，李芝敏头次寄批不外是几十元，到1949年则一次逾万元（最后达3万元）。据《辞海》载：〈1〉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每元折合法币（国币）3万元。〈2〉发行不到10个月，其发行额增加65万倍，批发物价上涨超过120万倍。在那钞票将变成废纸情况下，为避免贬值损失，侨眷收到侨汇后，立即把它换作实物。因为这笔侨汇在上午可买1石大米的话，若不抓紧，一两小时后说不定只能买8斗，在当时此乃常见之事。其实民间利用大米保值早已在1946年就开始了，那时期普宁一带学生缴学费，老师的薪金都以大米计算了，籍以保值。到1949年大米在农村已成通货了，以米易物，则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已完全失去了信用。
由于物价上涨，招致了市面上炒买炒卖及高利货之风盛行。李芝敏在民国卅七年（1948）阴历十一月批信中说：“来信云唐中向人借款六亿□余元，每月每元利息贰元，实太重也。儿之（生活外汇准字）已于是月初十日领到，经由垄中（安达银行）寄往香港票记庄转交母亲收。计荷币共（壹百零五盾贰角半算，寄金元券大约壹千余元之度），该款若收到时，向人所借之六亿万余元，至切从速还清。”（第474页）这在李芝敏心中是头等大事，可他不知道这时候“唐山”高利贷是市面上常事。因为投机商利用高利贷来的钱去从事炒买炒卖，哄拾物价大获暴利。所赚的钱要比付还高利贷的利息高出好多倍，别说是利息每元每月贰元，即使后来发展到以半月或10日计息，利息的获取往往还是落后于钞票贬值。
搞得人心惶惶的还是抽壮丁、当新兵等事。李芝扬（李芝敏之弟）在港来信云：“现厝中抽壮丁事，本甚紧急，因各保长有块甜，再延至七月□□为止。若期到如加抽壮丁，请吾弟（指在家之芝胜）祈切观大众如何进行为要。”（第488页）及后，又有一信：“儿前接五弟来信，言知是次厝中抽壮丁事，俺乡已顾（雇）国贤代替共叁百余万元。另接五弟来信，俺乡中另次须壮丁1名，而顾（雇）俊鑫替之，但顾（雇）若干款，祈望赐知。”（第489页）信中所说情况，应在初期，其征兵名额及费用，乃属“小菜一碟”，须知国民党节节败退时，征兵勒粮急水星火，特别是胡琏兵团流窜潮汕时，我们村被征新兵名额近20名，每名雇稻谷18担（每担1石5斗），费用巨大。而邻村被胡琏深夜包围，被掠去壮丁30多名，妻儿号天哭日，不绝于耳，令人心酸。凡是上年纪的人，一读李芝敏家批，尘封多年的往事，便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正是这些真实的历史片断，才显示了侨批文化资料的含金量。
通货膨涨、高利贷、抽壮丁等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惨状虽发生在“唐山”，但远在重洋的李芝敏却感同身受。他恋家、爱家、思家的情结，紧紧地扎在心头，人虽在三宝垄，而心实系潮汕老家，他仍是家中成员之一，只是出远门而已，所以每次来批都忘不了问道：“米贵若干？厝中情况希写明来知。”尤其是对老母的关怀，更溢于言表。
他给其弟李绍铭信说：“母亲又云，近数月来，无接到俺兄弟之批银，同时各物甚贵，经济无着，数月来，经借过人陆石谷并港币90元。有时不即之际，你大嫂及4个侄女同往她母家，只有母亲及弟妹在家，同□度过几天之饥饿，只有挥泪而已。”（第477页）李芝敏为此而椎心泣血，痛惜不已。他为解燃眉之急，不惜买黑市外汇马上接济，其关心家庭、孝顺老母之心则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他还督促在港之弟弟说：“知悉吾弟在香港已经结婚，兄得此消息，真为吾弟贺喜。未知吾弟此次结婚是自由选择或由媒人介绍，此女士何籍人？父母在否？结婚后自己租厝或居住女人厝，有便请写明来知。吾弟每月入息若干？竟有材料结婚，而唐中母亲来信云吾弟数月无寄家批，现已结婚，自己须要担自己之家庭，今后对于寄批方面，恐发生困难。请吾弟知深想一点，俺之家庭，现在拮据万分，理应设法救济，免使唐中老母受饥饿。”（第477页）从字里行间，可从读出李芝敏对其弟弟关心备至，且对他进行适当教育和引导，这正是他负起“无父兄为长”的责职，其目的在于鼓励弟弟们共同为维护潮汕老家的体面和尊严而努力奋斗。
李芝敏对家庭的关怀、对老母的孝顺、对弟弟的教育和指导等的思家情结，都是侨批文化特有的共性。但这里有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这些共性，严格来讲，它是宗法社会传统和伦理观念在侨批中的反映；宽松点说，它是一种传统美德的体现。
李芝敏可以说是一个宗法社会传统和伦理观念的代表人物，即他具有传统美德“好仔、顾家”的形象。他是个青年人，来到三宝垄之后，环境变了，尤其是经济独立，而城市的诱惑，他不会变坏，仍保持原来传统的品质，这固然出于自身的操守，然明记公司内亲族们对他的思想行为都起了制约和规范的作用。然这种制约和规范，并不只限于李芝敏个人，它在东南亚一带的侨胞中是普遍存在着，而且发挥了很大作用。如马来西亚的陈克胜向他在“唐山”的嫂嫂表示悔过，便是一例。
陈克胜在信中表示悔过时说：“大嫂大人粧前……惟年内所寄批局，实将到（倒）闭之店，一信来往两月之外，致吾嫂倚望，实叔之过。但此次叔在越（指沙捞越）加入赌邪，费去数十元，刻经亲友劝识（释）改从正道。刻下□无资金，家批实有缺寄少，亦叔错念行为之过。”（第367页）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海外侨胞亲友们互相制约和规范这个手段，不但促使陈克胜去邪归正，而且触发了他对缺寄家批而深感内疚。因为“好仔、顾家”这个要求准则已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约定俗成。在广大侨胞心目中，寄批乃是对“唐山”老家应负的一项责任。正是这个广泛的共识，便构成海外侨批长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源泉，从而孕育了侨批文化的深厚内涵。
“唐山”的宗法社会传统和伦理观念，不但随着侨胞漂洋过海而遍及东南亚各地，而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它已落地生根。据《旅泰普宁泥沟张氏族亲会翠峰纪念堂落成揭幕特刊》（1989年）所介绍的翠峰纪念堂，乃纪念其家乡始祖翠峰公而建（其设置与潮汕祠堂类同）。因普宁泥沟张氏旅泰儿孙据称三几万人，从辈序上排列，拥有“十代人相见”之盛誉。当然，翠峰纪念堂在泰国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条可以肯定的是：它不让“唐山”的宗法社会传统意识和伦理观念泯灭；以它来正已正人，互相规范；事业发达了，不能变坏，要以身家名气为重。基于此，侨胞思家之念不但不会淡薄，反而成为侨胞们心中解不开的结。
（作者单位：普宁第三中学）
这些侨批起于民国卅六年（1947）至1950年。这个时期，在印尼恰是他们反对荷兰殖民者再度入侵为独立自由而战的年代，在祖国则是处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关键时刻。李芝敏的侨批恰恰反映了这两个伟大历史变革的重要时刻，虽限于只言片语，却给我们勾划出一幅历史画卷。这些侨批因属私人信件，内容谈的都是李芝敏亲自看到、听到或亲身亲历的东西，直言快语，无所思惮，既没有夸大又没有粉饰，可信度高，极有研究价值。
李芝敏侨居地是印尼爪哇岛的三宝垄。它是爪哇岛东北岸一个港口，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也是华侨聚居地之一。李芝敏是一个商业单位——明记公司的职工，生活稳定，可是自从1945～1949年，印尼人民为寻求独立而奋起斗争，而荷兰殖民者出兵镇压而战乱不已。三宝垄虽不是首当其冲，然而战争的威胁、殖民者加强掠夺，致市面冷淡，人心浮动。对此，李芝敏在侨批中不时流露出“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屈服与无奈！
如“现刻垄中生生意方面尚属冷淡，所存是从前之劣货，价钱便宜，故此数年来，每逢结帐，不但不能赚，而且亏本，故无外务可分。”（见《潮汕侨批萃编》第470页，下同）“垄中今年生意比去年好些，还有领到政府一批配给物品系要配给民间用的，故近来店务甚忙。”（第473页）从上述先后情况看，在战争威胁下，货运停滞，供需不便，市面冷淡，即使政府输血（提供配给物品），也难促市场复活。市情不景，经营艰难，直接影响了侨胞的收入，给他们带来不安。
此刻，荷兰殖民者又加紧掠夺，采取外汇限制，不准许华侨自由寄款回国。1947年初“荷兰政府每月抹出新荷币壹百万盾，配给华侨寄款回国接济家属之需。据报载：第一期申请人数为77729人，每人获得外汇配额为12盾8角6分。”（第649页）当时中国政府驻三宝垄领事曾出面要求增加配额，结果无效。而以后各期配额都在这个幅度上下浮动，然都不能满足华侨赡家之需，因此华侨不得不买黑市外汇，其差价李芝敏虽没有说出准确数字，但在他的批信中谈到：“若能获得外汇准字（即配额）则此75盾能寄300余万元（指国币），若寄黑市汇水，则75盾不过能寄数十万元而已。则此两条之相比，相差太远矣！”（第470页）明知外汇黑市价是殖民统治者掠夺和榨取华侨血汗的一种方式，然侨胞为了赡家只得忍受。
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又限制华侨的人身自由。“荷兰政府另出新规则，过去回国之华侨为6个月，现在政府改变为3个月……若实行下去，则回国华侨万分困难。因在此3个月期间，除来往之船期（应指航程），则要荒废一月之余，有时还要等船期及签号等手续，非常麻烦，则多废（费）时间。如果回国时间超过3个月，则回国准字失效。则必须再申请准字，变成新客，手续更麻烦。”（第475页）由于殖民者任意剥夺和限制华侨人身自由，李芝敏才不敢遵亲命而推迟回乡结婚。
面临着印尼独立战争已成燎原之势，未来形势发展如何？侨胞们忧心忡忡，李芝敏在家批中不止一次谈到：“爪哇方面；前‘荷兰’与‘印尼’发生冲突事，迄今差不多三年之久。对于谈判，现已经各国之调解，实行讲和。故定于下月中旬，爪哇各地也归还与‘印尼’人。从前荷兰所发行之荷币经对换‘印尼’币，其名曰：联邦币，对换如何？现不得而知。一般人推算，如果荷币对换印尼币后，物价一定下跌，薪金方面，不知有何变更。”（第478页）又悉“爪哇方面消息，自从去年十二月廿七日荷兰移交政权与印尼联邦政府之后，每日报纸所登载之消息与华侨多续（属）有害而无益。华侨来自国内者凡登坡字换上王字者须还手续费一百盾，而儿之登坡字尚未换王字，大约不久应还此额也。”（第479页）显然，侨胞们对印尼新政权的信任还是未知数，总之他们预感到新主子并不比老主子好得多。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李芝敏对侨胞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以及处境之艰难虽没多说，可它却给我们侨批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窗口。
在那岌岌惶惶的日子里，最使李芝敏牵肠挂肚的还是“唐山”老家澄海。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贪污腐化、通货膨胀、钞票贬值、百物腾贵，米价高涨、抽丁勒粮、治安混乱、民不聊生的一片凄凉情景，所以“唐山”老家的安危比起三宝垄更使他焦虑不安！
因为“唐山”所面临的的惨况，远在海外华侨也深受其害，最严重的是经济上的损失。以三宝垄而论，为了赡家侨汇，不得不买黑市外汇，汇率差价大约损失将近大半价值。可是款汇到潮汕后，又遭通货膨胀急速贬值的损害。那时期（1947～1949年）的通货膨胀是惊人的。李芝敏于1947年寄批，一次不外几十万国币，到1948年则是几千万元国币。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时，李芝敏头次寄批不外是几十元，到1949年则一次逾万元（最后达3万元）。据《辞海》载：〈1〉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每元折合法币（国币）3万元。〈2〉发行不到10个月，其发行额增加65万倍，批发物价上涨超过120万倍。在那钞票将变成废纸情况下，为避免贬值损失，侨眷收到侨汇后，立即把它换作实物。因为这笔侨汇在上午可买1石大米的话，若不抓紧，一两小时后说不定只能买8斗，在当时此乃常见之事。其实民间利用大米保值早已在1946年就开始了，那时期普宁一带学生缴学费，老师的薪金都以大米计算了，籍以保值。到1949年大米在农村已成通货了，以米易物，则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已完全失去了信用。
由于物价上涨，招致了市面上炒买炒卖及高利货之风盛行。李芝敏在民国卅七年（1948）阴历十一月批信中说：“来信云唐中向人借款六亿□余元，每月每元利息贰元，实太重也。儿之（生活外汇准字）已于是月初十日领到，经由垄中（安达银行）寄往香港票记庄转交母亲收。计荷币共（壹百零五盾贰角半算，寄金元券大约壹千余元之度），该款若收到时，向人所借之六亿万余元，至切从速还清。”（第474页）这在李芝敏心中是头等大事，可他不知道这时候“唐山”高利贷是市面上常事。因为投机商利用高利贷来的钱去从事炒买炒卖，哄拾物价大获暴利。所赚的钱要比付还高利贷的利息高出好多倍，别说是利息每元每月贰元，即使后来发展到以半月或10日计息，利息的获取往往还是落后于钞票贬值。
搞得人心惶惶的还是抽壮丁、当新兵等事。李芝扬（李芝敏之弟）在港来信云：“现厝中抽壮丁事，本甚紧急，因各保长有块甜，再延至七月□□为止。若期到如加抽壮丁，请吾弟（指在家之芝胜）祈切观大众如何进行为要。”（第488页）及后，又有一信：“儿前接五弟来信，言知是次厝中抽壮丁事，俺乡已顾（雇）国贤代替共叁百余万元。另接五弟来信，俺乡中另次须壮丁1名，而顾（雇）俊鑫替之，但顾（雇）若干款，祈望赐知。”（第489页）信中所说情况，应在初期，其征兵名额及费用，乃属“小菜一碟”，须知国民党节节败退时，征兵勒粮急水星火，特别是胡琏兵团流窜潮汕时，我们村被征新兵名额近20名，每名雇稻谷18担（每担1石5斗），费用巨大。而邻村被胡琏深夜包围，被掠去壮丁30多名，妻儿号天哭日，不绝于耳，令人心酸。凡是上年纪的人，一读李芝敏家批，尘封多年的往事，便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正是这些真实的历史片断，才显示了侨批文化资料的含金量。
通货膨涨、高利贷、抽壮丁等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惨状虽发生在“唐山”，但远在重洋的李芝敏却感同身受。他恋家、爱家、思家的情结，紧紧地扎在心头，人虽在三宝垄，而心实系潮汕老家，他仍是家中成员之一，只是出远门而已，所以每次来批都忘不了问道：“米贵若干？厝中情况希写明来知。”尤其是对老母的关怀，更溢于言表。
他给其弟李绍铭信说：“母亲又云，近数月来，无接到俺兄弟之批银，同时各物甚贵，经济无着，数月来，经借过人陆石谷并港币90元。有时不即之际，你大嫂及4个侄女同往她母家，只有母亲及弟妹在家，同□度过几天之饥饿，只有挥泪而已。”（第477页）李芝敏为此而椎心泣血，痛惜不已。他为解燃眉之急，不惜买黑市外汇马上接济，其关心家庭、孝顺老母之心则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他还督促在港之弟弟说：“知悉吾弟在香港已经结婚，兄得此消息，真为吾弟贺喜。未知吾弟此次结婚是自由选择或由媒人介绍，此女士何籍人？父母在否？结婚后自己租厝或居住女人厝，有便请写明来知。吾弟每月入息若干？竟有材料结婚，而唐中母亲来信云吾弟数月无寄家批，现已结婚，自己须要担自己之家庭，今后对于寄批方面，恐发生困难。请吾弟知深想一点，俺之家庭，现在拮据万分，理应设法救济，免使唐中老母受饥饿。”（第477页）从字里行间，可从读出李芝敏对其弟弟关心备至，且对他进行适当教育和引导，这正是他负起“无父兄为长”的责职，其目的在于鼓励弟弟们共同为维护潮汕老家的体面和尊严而努力奋斗。
李芝敏对家庭的关怀、对老母的孝顺、对弟弟的教育和指导等的思家情结，都是侨批文化特有的共性。但这里有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这些共性，严格来讲，它是宗法社会传统和伦理观念在侨批中的反映；宽松点说，它是一种传统美德的体现。
李芝敏可以说是一个宗法社会传统和伦理观念的代表人物，即他具有传统美德“好仔、顾家”的形象。他是个青年人，来到三宝垄之后，环境变了，尤其是经济独立，而城市的诱惑，他不会变坏，仍保持原来传统的品质，这固然出于自身的操守，然明记公司内亲族们对他的思想行为都起了制约和规范的作用。然这种制约和规范，并不只限于李芝敏个人，它在东南亚一带的侨胞中是普遍存在着，而且发挥了很大作用。如马来西亚的陈克胜向他在“唐山”的嫂嫂表示悔过，便是一例。
陈克胜在信中表示悔过时说：“大嫂大人粧前……惟年内所寄批局，实将到（倒）闭之店，一信来往两月之外，致吾嫂倚望，实叔之过。但此次叔在越（指沙捞越）加入赌邪，费去数十元，刻经亲友劝识（释）改从正道。刻下□无资金，家批实有缺寄少，亦叔错念行为之过。”（第367页）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海外侨胞亲友们互相制约和规范这个手段，不但促使陈克胜去邪归正，而且触发了他对缺寄家批而深感内疚。因为“好仔、顾家”这个要求准则已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约定俗成。在广大侨胞心目中，寄批乃是对“唐山”老家应负的一项责任。正是这个广泛的共识，便构成海外侨批长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源泉，从而孕育了侨批文化的深厚内涵。
“唐山”的宗法社会传统和伦理观念，不但随着侨胞漂洋过海而遍及东南亚各地，而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它已落地生根。据《旅泰普宁泥沟张氏族亲会翠峰纪念堂落成揭幕特刊》（1989年）所介绍的翠峰纪念堂，乃纪念其家乡始祖翠峰公而建（其设置与潮汕祠堂类同）。因普宁泥沟张氏旅泰儿孙据称三几万人，从辈序上排列，拥有“十代人相见”之盛誉。当然，翠峰纪念堂在泰国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条可以肯定的是：它不让“唐山”的宗法社会传统意识和伦理观念泯灭；以它来正已正人，互相规范；事业发达了，不能变坏，要以身家名气为重。基于此，侨胞思家之念不但不会淡薄，反而成为侨胞们心中解不开的结。
（作者单位：普宁第三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