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魏启峰六代侨批缘
2008-2-1 11:22:36
清朝咸丰年间，榕江平原的渔湖都出产夏布，细腻光滑，各地商家都喜欢行销。梅兜村有个壮汉魏福罗成年累月顶风冒雨，辗转奔劳于渔湖都108个村落的田陌陋巷间，挑着担子挨家逐户收购苧布再穿梭于榕城——汕头，将原购得的夏布转销于埠头的行商。时长日久，不期结识了汕头埠的一位老板，外号叫“澄海伯”，这一邂逅，竟扭转了魏福罗一生的命运，从此魏福罗和他的儿孙们整整6代人，花了100多年的心血，跨越过三个朝代，用“澄海伯”赋予的笔和墨，在潮汕的侨批史上书写了生动的一页。
史载：道光二十年（1840）（澄海）东湖侨商黄继英在新加坡开创“致成”批局后，委托外埠人黄松亭于汕头首创“森峰”号批馆。到了同治六年（1861）汕头开埠，洋船入港频繁，商贸激增，“番批”接踵而至。就在这个大气候下，魏福罗所结识的“澄海伯”竟然是汕头埠侨批创业元勋——大名鼎鼎的“森峰”号批馆老板黄松亭老先生。魏福罗用他这双沾满泥土的脚板，为“澄海伯”把番批从汕头背到揭阳、普宁、丰顺的穷乡僻壤，使“森峰”的揭、普、丰汇路得到开拓和大幅度的发展；又用他这付厚实、长茧的肩膀，从揭阳把“番畔”潮侨亟需的夏布、土产送到汕头售给“澄海伯”，更使“森峰”在南洋的商贸充满活力和生机。魏、黄二人同庚（1835年生），又同是到汕头创业的外乡人，一个憨厚、忠诚，一个卓识、豁达，内外两地商务间的互补使之相得益彰，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俩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在“澄海伯”黄松亭的扶持下，光绪五年（1879）的一天，“森峰启记”批馆于榕城店街脱颖而出，魏福罗受黄松亭的委托当了这间小店的掌柜，为汕头“森峰”批馆代理揭、普、丰片的侨批解付业务，同时还继续兼营夏布生意。就这样，魏福罗为历史留下了一段由“批脚”嬗递为“批馆”的清晰轨迹。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届60的福罗老先生将业务由其子履巧先生经营，这一年履巧34岁，年富力强，在“森峰启记”已有10余年阅历，接过手来自然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他把子侄都拉到一起潜心理批和经营土产。这时，黄松亭已越洋在新加坡致力其“致成”批局的业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72高龄时（1906年）尚在新加坡融资200万银元开创“四海通银行保险公司”，成为潮侨的新加坡金融界中的佼佼者，大力地推动了当时新加坡经济的繁荣。鉴此，黄松亭自然无瑕顾及榕城方面的侨批业务，倡拟将“森峰启记”招牌中的“森”与“启”两字换位，婉让股份以馈谢魏氏父子数十年来之苦功。自此招牌便换成“启峰森记”，店址也迁往衙前街，履巧先生开始割舍日趋淡泊的夏布经营，令侨批业务更臻成熟，效益更高一筹，为后来魏氏侨批业的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嗣后还是黄松亭老人家由叻致书魏履巧：“吾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斗转星移，改朝换代，乃天之意”。竟慷慨将“启峰森记”悉数全割归魏氏。
民国元年（1912）在侨批业中磨砺了半个世纪的魏氏家族羽翼已丰，大鹏展翅，完全独资经营的“魏启峰批局”这块金字招牌由魏履巧的第三儿子魏启和及侄子魏启圃风风火火地挂将起来。时近而立的魏启和，已被市井间尊称为“启峰三佬”，为魏侨批业的第三代主持人。启峰三佬善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灵巧驾驭天时、地利、人和，从1912年“魏启峰”批局正式独资经营起至1949年解放期间，他老人家把批局办得有声有色，名甲潮汕。
民国十年（1921）汕头与澄海分治设市，华侨投资迅猛增加，商贸气氛高度膨胀，市政建设空前，形成一个令生意人振奋心弦而梦寐以求的大气候。因此，1922年启峰三佬放弃原在榕城衙前街僅丈四见方的双层铺面，乔迁到新街营业，扩充经营规模，一改原来场地窘迫的境况；更令人料所未及的是：胆识超群的魏启和又棋先一着，把视野再瞄向与榕城相去120里之遥的汕头市，并把魏启峰业务的重点侧重于设在汕头的分号，踏进了魏启峰侨批史如火如荼的新纪元。1923年魏启和由朋友介绍，购置了座落于汕头市当年商业黄金地段永兴街123号（后改为131号）“全丰杂货行”楼下，在魏启和的儿子茂中的协理下，大侄子茂玉当了汕头收批站经理，翌年（1924）再将收批站改组为“万丰发批局”，当时的执照负责人署名为“魏长荣”，实为魏启峰（魏茂玉）、郑长龙、杨进记（杨璧荣）合股经营，起始与曼谷“谦和祥书局”联号，3年来侨批获利颇丰，而自1927年中秋节前至1928年间，“谦和祥”被曼谷客户拖欠倒款过巨而倒闭，致使“万丰发”原为“谦和祥”预先垫付之三帮批款共1.7万余元瞬间化为乌有，郑长龙、杨璧荣均因无力承受而自动退出股东身分，股本全部割归在魏启峰名下，“万丰发批局”最终遂为魏启峰独家所拥，魏茂玉任经理一职。
印尼坤甸（位加里曼丹）华侨众多，大抵来自榕城周边乡村，如篮兜，潮林等地，他们早已将潮人的习俗、潮人的风味、潮人的工具、潮人的经商方式带到坤甸去，甚至连潮人的某些语言、文化也在当地同化入册。天资聪颖的茂玉和茂中兄弟俩相中了这片具有浓郁乡缘色彩的异国番邦，奋力在侨批和土特产经营中拼搏开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间竟然在坤甸联上了19家商号联营，至今茂中的女儿和她的儿孙们已在当地定居。到潮汕沦陷前后，万丰发将海外业务拓展到暹罗银信局4家、印尼坤甸19家，业绩卓著。
不仅如此，此间的魏启峰还有独特的招式：同时在汕头、揭阳发行了颇有影响的“启峰银单”，由魏启峰盖章、魏启和签名、面额为50元以上三联式的银单，流通于汕、揭、普、丰、汤坑、棉湖等地，凭单随到随兑。为此，大大地便利了分批人和收款人，“启峰银单”在流通地民间的信用极佳，并令业界同仁均为咋舌，直到汕头失陷，侨眷为之所眷恋的银单之发行也随之结束。实质上，作为单纯专营侨批的批局，仅靠有限的汇费维生，何况这有限的汇费还须国内外二地联号的分摊；还有各批局间的竞争；要经受社会上、政治、经济的明波暗涌；华侨平时只汇小额赡家，候年节、喜庆才寄例事；加之邮路，航期的限制……这些因素使多数批局都是陷于难以长期维持的困境，故此多争取客户联号及因地制宜、利用自身优势兼营经商便是业界所普遍采取的方式。魏启峰也同样有一条或隐或现、秘而不宣的土特产经商渠道，在“启峰银单”发行的背后，自然隐藏着“借鸡生蛋”这一精明妙着：万丰发当年设在永泰路的“栈房”（仓库），堆满了潮汕的土糖、咸菜、菜脯、花篮、五经富的炒茶，江淅的丝绸、咸蛋，福建的土纸、南金，天津的高梁酒、冬菜，东北的人参、鹿茸、大豆……凡是南洋华侨原需的土特产均应有尽有，万丰发包揽了整个魏启峰的出口商务。然而能有几人能想象到这巨笔货款出之何处呢？又能有多少人会把这巨额的货款与“启峰银单”联在一起呢？这一大手笔实让人目瞪口呆！
发展到此时的魏启峰已如日中天，突兀间风云突变，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潮汕侨眷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侨批汇路突然被切断，顿时陷入水深火热、生灵涂炭之中。面对着这惨酷的局面，海内外各批局皆一筹莫展，早已把几代人的身家财产与“侨批”两字紧紧地綑缚于一体的魏启峰，看到多少侨眷焦切的眼神，对侨批事业强烈的使命感在启峰三佬的胸中翻腾：今日日军切断汇路是人为之，故吾人也必定能设法破之。的确，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启峰三佬派家人水陆兼程，历尽艰难险阻，突破日伪军重封锁线，几度把侨批由香港经海路偷渡汕尾、甲子，再从陆路转兴宁、揭阳。魏启峰终于成功地破解了日军初期的批禁，如此解付侨批不单批量少、又危险、且不能定期，仅能作短暂应急权宜之计。尔后终于在安南的同行朋辈帮助下，于1942年春始将海外侨批汇集到安南海防，再偷越过国界线于广西东兴镇通过广东省银行汇往广东兴宁（东兴、兴宁均是国统区），由魏启峰驻兴宁办事处之林干臣领出，经丰顺、汤坑、玉湖一路越荒山、忍饥渴、避土匪带回榕城。至今，当地老侨眷还忘不了在这国难当头，首次接到番批时老泪纵横、欣喜若狂的动人情景。
据当年成功探辟“东兴汇路”的当事人陈植芳先生的回忆，1942年春，专程到东南亚日寇封锁线迂回探寻侨批汇路的陈植芳，从安南带款经海防偷渡至广西东兴，由广东省银行首次尝试汇往揭阳榕城新街59号魏启峰收转汕头市玉合批局林壬癸之5000元（国币），成功送达的消息传开，令人振奋，接着便是安南宅郡为顺批馆经理张为长带澄记批馆经理佘武、玉合经理张良春经陈植芳转汇揭阳魏启峰收之大额侨汇也安全抵榕，更使在安南的潮阳帮不少批局也雀跃通过东兴汇路改由魏启峰收转潮阳县各地批局（潮阳县为沦陷区），至下半年原与汕头万丰发联号挂钩的暹罗批局也蜂拥而至，均通过东兴寄魏启峰收转。据估计，当时由东兴汇往潮汕国统区的侨汇，每月超出越币1000万元以上，而经魏启峰收转者竟达七成有奇。1944年冬，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南宁失守陷落，钦州、东兴危如累卵，银行撤退，东兴汇路也告尾声，魏启峰之东兴业务随之结束。由此可见，抗日战争后期，侨汇之沟通竟使上百万计坐以待毙的潮汕侨属得以复苏，功德无量。
而榕城方面，圆满地沟通好设立榕城史巷街的“广东省银行”这一举措且终于成功与其默契配合，对于魏启峰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此时粤东的经济已经全面崩溃，各银行均愁无足够资金周转，而各批局在东兴汇往榕城魏启峰的巨额款项，在当地竟无一家能应付兑现，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体现出魏启峰在当地经济领域中的实力和地位，也体现出魏启峰继续发展的旺盛生命力。
在抗战前夕，榕城的内地代理批局从魏启峰、光德成、瑞发、新合顺、广利元、益兴、马新记、裕元、林泰记、合兴利、万兴、同发利、荣丰利、合和成等10余家，到抗战胜利时仅存魏启峰、光德成、同发利、荣丰利、合和成5家而已，甚至该5家中唯独魏启峰最为翘楚，不单没有裁员，员工薪粮亦未减分毫。在这8年抗战的严酷逆境中，魏启峰之所以能够稳扎稳打，并继续求索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紧紧地抓住“侨批”是特定的历史时段、特定的地域更是特定的人文，这三个关键因素的产物。
1945年秋，日寇刚无条件投降，魏启峰（万丰发）又急侨胞侨眷之所急，率先复业，即派富有解批经验的主将林干臣，以第一时间、第一速度翻山涉水，从揭阳徒步抵港，再转暹罗，又急速折返汕头，把战时所积压的来、回批带给海内外两地亲人。面对着长期饱受战乱久未知音的两地侨胞和侨眷，刚接到对方音讯时莫不涕泪沾巾，悲喜交加。
此时，汕头市的批局逐渐趋增，魏启峰（万丰发）又再一改以往兼办委托代理而转为专业经营的方式，魏氏家族的子孙们在魏启和的教诲下认真分析形势、精心调整布局，进一步积极向东南亚全面出击。原在上海上大学的魏茂硕，于1938年避战难回乡，1940年接任魏启峰经理职务，1946年转到汕头万丰发任交际部长，（另聘请澄海人佘清波代理榕城魏启峰经理之职），1950年经香港、泰国往新加坡定居，由黄松亭后裔安插新加坡“森源”号任总经理，接替原任总经理余功良的重任；1942年魏茂玉因病谢世，其长子基坚于香港创立“榕记”批局后交由叔父魏茂龙照管，回乡奔丧，并接过“万丰发”重担，兼管辖榕城魏启峰的业务，直至解放后并入中国银行为止；魏茂中也在战后飘洋，抓好安南、暹罗、金边各线；魏启和退居后台二线，1950年往香港“榕记”颐养天年，1954年前后逝世。
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魏启峰在抗战胜利后还新置3艘货轮，航行于汕头与揭阳百余里水路的榕江和韩江，另特地再添购一艘小汽艇“中玉艇”，机件先进、轻巧快捷、设施豪华，专为接送客户、解付侨批货轮接驳交通之用，当年魏氏凡与客商洽谈商务，不是假座于汕头永平酒楼，便是置茶酒于“中玉”艇上。魏启峰（万丰发）在1946～1948年间侨汇总额据统计占全潮汕的50%以上，这些业绩自然是同行们望尘莫及的。此时的魏启峰已发展到了它的历史上的颠峰时代。
魏基坚先生——魏启峰的第五代主持人，自幼长期与曾祖父、三叔父住在铺头，受到长辈思想的熏陶，生活俭朴、待人和气、处事果断，在三叔父的赞许下，20岁便主理汕头万丰发的批务和商务。他接任后便充分发挥出他的天份，争取到曼谷炳合丰银信局的代理权，当时该银信局的班子原是曼谷陈炳春银行的主要骨干所组合，具有一定的经济潜力和业务素质，而经理陈炳如也是曼谷侨批界的资深人士，两家底细相知，故一拍即合，陈炳如屡屡预先调拨批款发汕应付，促使回批也能早日抵暹，如是，侨胞、侨眷得益，海内、海外批局双赢，万丰发的业务蒸蒸日上。万丰发在升平路和升平十三横一举购置3幢3层楼房，移址营业并举家乔迁，还与人合资再在升平路开“孚大行”合伙出口贸易，当年在万丰发领薪吃饭的员工众多，万丰发当年的商务活动是整个魏启峰的“重头戏”。
解放战争期间，国币和关金日趋贬值，国民政府为解脱危机而变相发行金圆券和银圆券，此举更加速其金融政策的全线崩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侨批业务的运作，国内侨眷更是深受其害，魏启峰——万丰发并没有采用地方某些批局延发批款的投机欺诈手段，而坚持以港币为本位维持，深得侨胞和侨眷的信赖和好评。自从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夕，基坚先生和茂硕、茂龙等家人一道把万丰发的业务线条辐射到香港、安南、暹罗、金边、马来亚、新加坡、印尼和台湾等地客号共42家（见表2），侨汇总额在汕头市也首屈一指，在困难，战乱当头，天灾、人祸横世的逆境中，万丰发作为魏启丰的“主心骨”表现得淋漓尽致，屡战屡胜，究其根唯有两字概括之：就是对侨胞和侨眷的“诚”与“信”。
解放后的基坚先生依然和祖辈一样，对侨批兢兢业业，对侨胞侨眷尽心尽职，对子弟则是身教言传，悉心培育。他的大儿子魏璧辉刚懂事就带在身边，平素在批局练算盘、学理批这自不在活下，更是让未满15岁的他揹着市篮往返到锡场、新圩、关埠、灶浦分批，成为魏氏侨批业的第六代传人。
解放初期的基坚先生一手抓汕头的万丰发，一手调度榕城魏启峰的侨批业务。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万丰发积极响应政府“捐献飞机大炮”号召，捐献了一笔可观资金抗美援朝。1953年基坚先生曾代表市侨批工会到广州出席国家侨委召开的华侨福利会议。1956年万丰发毫不例外地也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进程，批局的财产折股归公，1958年并入“汕头市侨批联合服务部”，1973年开始归属中国银行管理并于1979年完成合并工作而告终。魏启峰批局于1958年被纳入集体合作经营的轨道，为保护侨户的利益，为争取更多的侨汇，各批局对内以“批联”的招牌，对外仍沿用各批局原称对口，并与海外联号之侨批业务依旧保持独立不变，时魏启丰最后一任经理魏基强先生被推举为“揭阳县侨批联合会”（简称“批联”）办事处主任，曾代表县出席全国侨批会议，并历任县华侨投资公司董事会董事、县华侨中学董会董事、揭阳县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职务。
魏启峰理批万无一失，热心服务于侨眷，“生意日隆”、“信用益孚”（二句见“四维里”《本堂落成记》），这些都自不消说，而份外善举，当仁不让，更是屡见不鲜，魏氏的后人向我们披露了有关魏启峰家族的几则轶闻：
80多年前，普宁籍的安南华侨黄荣芬，仰慕魏启峰的名望，委托履巧老先生修建揭阳五堆石桥，魏启峰第二代传人魏履巧不负所托，立时发动了曲溪，梅兜两地善堂的劳力，以最短的时间在曲溪——云路间的五堆溪上，兴建了23孔的“五堆石桥”，并配建了曲溪方向的引桥和路亭，再将余款在亭边置地一亩，赠予在亭内摆摊的小贩，以策励他们常年供茶水善施过往之路人。魏老此时已届耄耋之年，更不沽名钓誉，倾出黄荣芬赠与的酬金100大洋在钟厝洋大路上再兴建路亭，且勒石“普邑黄荣芬重修”，让海外赤子挹注桑梓的拳拳之心再次得到发扬光大。
期间，梅兜与邻村时有宗族聚众斗殴，而履巧老先生凭自己多年来“与人为善”的威望进行调解，息事宁人，且慷慨解囊出资聘请戏班在乡里演梨，婉改以往由斗败者请戏赔不是的农村习俗，此举令双方心服口服，冰释前嫌，从此和好如初。鉴于魏老先生当仁不让，为善最乐，1923年曾获揭阳县政府授予“仁风广蔽”金匾褒奖之殊荣。
兴学办教，在解放前的农村是难以想象的新鲜事，然而当年颇具规模的“渔西区中心学校”，履巧先生的三儿子启和就是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还特意捐建篮球场一座给学校，不仅如此，又长年捐资不断，1942年建校时荣膺管理学校财务的重任。
渔湖地少人稠，长年闹粮荒，每逢青黄不接，特别是1943年大饥荒，启峰三佬都是想尽种种办法扶危济困；雇大船到外地采购番薯回乡，再低价售借乡民；另调借米、粟给贫困户，视不同家境而折成或减免；尤对于特困户，无钱就医或无力丧葬者更是体贴同情加以补贴及资助。
揭阳解放前夕，胡琏兵团仓皇溃逃，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部队逼近榕城，把指挥部设在距进贤门仅几里路的“四维里”魏家大院，得到了魏氏家人的热情接待，烧水、做饭，并将家中所藏的粮食、枪支、弹药支援子弟兵，而战士们为魏家挑水扫地，挨砻碾米。1949年10月揭阳解放了，部队还在魏家大院内召开庆功大会；接着部队干部还在魏家大院内选拔了魏氏族人魏基森，短期内将他培训为农会主席。解放后的“四维里”魏氏大院长期作为供销社、民兵营、和公社卫生院之用。魏启峰经历了潮汕百余年来漫长的历史，它发展的历程也就是潮汕侨批史的缩影。魏启峰没有给它的后人留下什么，只剩下一只耐人寻思的老市篮和一块嵌在四维里大堂的刻石（见下图）。今天我们虽然无从得知这只老市篮，伴着分批人走过多少路、装过多少批；也无从得知这只老市篮沾过分批人多少血和汗；也无从得知这只老市篮得过多少人的呵护，显尽多少潇洒与风流；更无从得知在这只老市篮的身上刻录下了多少拳拳的海内外侨情。但是见到了这只老市篮，犹如见到了先辈奋斗、拼搏的不屈不挠的敬业精神和俭朴、诚信的优良传统。这只和魏启峰批局一起见证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汕头改革开放前夕、共百多年侨批史的令人感慨万千的老市篮已归宗于“侨批文物馆”，以期让更多的热心人从中得到启迪，也希冀激励海外赤子继续发扬光大爱国爱乡的热忱，这就是魏启峰家族后人的一点心愿。
史载：道光二十年（1840）（澄海）东湖侨商黄继英在新加坡开创“致成”批局后，委托外埠人黄松亭于汕头首创“森峰”号批馆。到了同治六年（1861）汕头开埠，洋船入港频繁，商贸激增，“番批”接踵而至。就在这个大气候下，魏福罗所结识的“澄海伯”竟然是汕头埠侨批创业元勋——大名鼎鼎的“森峰”号批馆老板黄松亭老先生。魏福罗用他这双沾满泥土的脚板，为“澄海伯”把番批从汕头背到揭阳、普宁、丰顺的穷乡僻壤，使“森峰”的揭、普、丰汇路得到开拓和大幅度的发展；又用他这付厚实、长茧的肩膀，从揭阳把“番畔”潮侨亟需的夏布、土产送到汕头售给“澄海伯”，更使“森峰”在南洋的商贸充满活力和生机。魏、黄二人同庚（1835年生），又同是到汕头创业的外乡人，一个憨厚、忠诚，一个卓识、豁达，内外两地商务间的互补使之相得益彰，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俩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在“澄海伯”黄松亭的扶持下，光绪五年（1879）的一天，“森峰启记”批馆于榕城店街脱颖而出，魏福罗受黄松亭的委托当了这间小店的掌柜，为汕头“森峰”批馆代理揭、普、丰片的侨批解付业务，同时还继续兼营夏布生意。就这样，魏福罗为历史留下了一段由“批脚”嬗递为“批馆”的清晰轨迹。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届60的福罗老先生将业务由其子履巧先生经营，这一年履巧34岁，年富力强，在“森峰启记”已有10余年阅历，接过手来自然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他把子侄都拉到一起潜心理批和经营土产。这时，黄松亭已越洋在新加坡致力其“致成”批局的业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72高龄时（1906年）尚在新加坡融资200万银元开创“四海通银行保险公司”，成为潮侨的新加坡金融界中的佼佼者，大力地推动了当时新加坡经济的繁荣。鉴此，黄松亭自然无瑕顾及榕城方面的侨批业务，倡拟将“森峰启记”招牌中的“森”与“启”两字换位，婉让股份以馈谢魏氏父子数十年来之苦功。自此招牌便换成“启峰森记”，店址也迁往衙前街，履巧先生开始割舍日趋淡泊的夏布经营，令侨批业务更臻成熟，效益更高一筹，为后来魏氏侨批业的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嗣后还是黄松亭老人家由叻致书魏履巧：“吾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斗转星移，改朝换代，乃天之意”。竟慷慨将“启峰森记”悉数全割归魏氏。
民国元年（1912）在侨批业中磨砺了半个世纪的魏氏家族羽翼已丰，大鹏展翅，完全独资经营的“魏启峰批局”这块金字招牌由魏履巧的第三儿子魏启和及侄子魏启圃风风火火地挂将起来。时近而立的魏启和，已被市井间尊称为“启峰三佬”，为魏侨批业的第三代主持人。启峰三佬善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灵巧驾驭天时、地利、人和，从1912年“魏启峰”批局正式独资经营起至1949年解放期间，他老人家把批局办得有声有色，名甲潮汕。
民国十年（1921）汕头与澄海分治设市，华侨投资迅猛增加，商贸气氛高度膨胀，市政建设空前，形成一个令生意人振奋心弦而梦寐以求的大气候。因此，1922年启峰三佬放弃原在榕城衙前街僅丈四见方的双层铺面，乔迁到新街营业，扩充经营规模，一改原来场地窘迫的境况；更令人料所未及的是：胆识超群的魏启和又棋先一着，把视野再瞄向与榕城相去120里之遥的汕头市，并把魏启峰业务的重点侧重于设在汕头的分号，踏进了魏启峰侨批史如火如荼的新纪元。1923年魏启和由朋友介绍，购置了座落于汕头市当年商业黄金地段永兴街123号（后改为131号）“全丰杂货行”楼下，在魏启和的儿子茂中的协理下，大侄子茂玉当了汕头收批站经理，翌年（1924）再将收批站改组为“万丰发批局”，当时的执照负责人署名为“魏长荣”，实为魏启峰（魏茂玉）、郑长龙、杨进记（杨璧荣）合股经营，起始与曼谷“谦和祥书局”联号，3年来侨批获利颇丰，而自1927年中秋节前至1928年间，“谦和祥”被曼谷客户拖欠倒款过巨而倒闭，致使“万丰发”原为“谦和祥”预先垫付之三帮批款共1.7万余元瞬间化为乌有，郑长龙、杨璧荣均因无力承受而自动退出股东身分，股本全部割归在魏启峰名下，“万丰发批局”最终遂为魏启峰独家所拥，魏茂玉任经理一职。
印尼坤甸（位加里曼丹）华侨众多，大抵来自榕城周边乡村，如篮兜，潮林等地，他们早已将潮人的习俗、潮人的风味、潮人的工具、潮人的经商方式带到坤甸去，甚至连潮人的某些语言、文化也在当地同化入册。天资聪颖的茂玉和茂中兄弟俩相中了这片具有浓郁乡缘色彩的异国番邦，奋力在侨批和土特产经营中拼搏开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间竟然在坤甸联上了19家商号联营，至今茂中的女儿和她的儿孙们已在当地定居。到潮汕沦陷前后，万丰发将海外业务拓展到暹罗银信局4家、印尼坤甸19家，业绩卓著。
不仅如此，此间的魏启峰还有独特的招式：同时在汕头、揭阳发行了颇有影响的“启峰银单”，由魏启峰盖章、魏启和签名、面额为50元以上三联式的银单，流通于汕、揭、普、丰、汤坑、棉湖等地，凭单随到随兑。为此，大大地便利了分批人和收款人，“启峰银单”在流通地民间的信用极佳，并令业界同仁均为咋舌，直到汕头失陷，侨眷为之所眷恋的银单之发行也随之结束。实质上，作为单纯专营侨批的批局，仅靠有限的汇费维生，何况这有限的汇费还须国内外二地联号的分摊；还有各批局间的竞争；要经受社会上、政治、经济的明波暗涌；华侨平时只汇小额赡家，候年节、喜庆才寄例事；加之邮路，航期的限制……这些因素使多数批局都是陷于难以长期维持的困境，故此多争取客户联号及因地制宜、利用自身优势兼营经商便是业界所普遍采取的方式。魏启峰也同样有一条或隐或现、秘而不宣的土特产经商渠道，在“启峰银单”发行的背后，自然隐藏着“借鸡生蛋”这一精明妙着：万丰发当年设在永泰路的“栈房”（仓库），堆满了潮汕的土糖、咸菜、菜脯、花篮、五经富的炒茶，江淅的丝绸、咸蛋，福建的土纸、南金，天津的高梁酒、冬菜，东北的人参、鹿茸、大豆……凡是南洋华侨原需的土特产均应有尽有，万丰发包揽了整个魏启峰的出口商务。然而能有几人能想象到这巨笔货款出之何处呢？又能有多少人会把这巨额的货款与“启峰银单”联在一起呢？这一大手笔实让人目瞪口呆！
发展到此时的魏启峰已如日中天，突兀间风云突变，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潮汕侨眷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侨批汇路突然被切断，顿时陷入水深火热、生灵涂炭之中。面对着这惨酷的局面，海内外各批局皆一筹莫展，早已把几代人的身家财产与“侨批”两字紧紧地綑缚于一体的魏启峰，看到多少侨眷焦切的眼神，对侨批事业强烈的使命感在启峰三佬的胸中翻腾：今日日军切断汇路是人为之，故吾人也必定能设法破之。的确，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启峰三佬派家人水陆兼程，历尽艰难险阻，突破日伪军重封锁线，几度把侨批由香港经海路偷渡汕尾、甲子，再从陆路转兴宁、揭阳。魏启峰终于成功地破解了日军初期的批禁，如此解付侨批不单批量少、又危险、且不能定期，仅能作短暂应急权宜之计。尔后终于在安南的同行朋辈帮助下，于1942年春始将海外侨批汇集到安南海防，再偷越过国界线于广西东兴镇通过广东省银行汇往广东兴宁（东兴、兴宁均是国统区），由魏启峰驻兴宁办事处之林干臣领出，经丰顺、汤坑、玉湖一路越荒山、忍饥渴、避土匪带回榕城。至今，当地老侨眷还忘不了在这国难当头，首次接到番批时老泪纵横、欣喜若狂的动人情景。
据当年成功探辟“东兴汇路”的当事人陈植芳先生的回忆，1942年春，专程到东南亚日寇封锁线迂回探寻侨批汇路的陈植芳，从安南带款经海防偷渡至广西东兴，由广东省银行首次尝试汇往揭阳榕城新街59号魏启峰收转汕头市玉合批局林壬癸之5000元（国币），成功送达的消息传开，令人振奋，接着便是安南宅郡为顺批馆经理张为长带澄记批馆经理佘武、玉合经理张良春经陈植芳转汇揭阳魏启峰收之大额侨汇也安全抵榕，更使在安南的潮阳帮不少批局也雀跃通过东兴汇路改由魏启峰收转潮阳县各地批局（潮阳县为沦陷区），至下半年原与汕头万丰发联号挂钩的暹罗批局也蜂拥而至，均通过东兴寄魏启峰收转。据估计，当时由东兴汇往潮汕国统区的侨汇，每月超出越币1000万元以上，而经魏启峰收转者竟达七成有奇。1944年冬，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南宁失守陷落，钦州、东兴危如累卵，银行撤退，东兴汇路也告尾声，魏启峰之东兴业务随之结束。由此可见，抗日战争后期，侨汇之沟通竟使上百万计坐以待毙的潮汕侨属得以复苏，功德无量。
而榕城方面，圆满地沟通好设立榕城史巷街的“广东省银行”这一举措且终于成功与其默契配合，对于魏启峰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此时粤东的经济已经全面崩溃，各银行均愁无足够资金周转，而各批局在东兴汇往榕城魏启峰的巨额款项，在当地竟无一家能应付兑现，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体现出魏启峰在当地经济领域中的实力和地位，也体现出魏启峰继续发展的旺盛生命力。
在抗战前夕，榕城的内地代理批局从魏启峰、光德成、瑞发、新合顺、广利元、益兴、马新记、裕元、林泰记、合兴利、万兴、同发利、荣丰利、合和成等10余家，到抗战胜利时仅存魏启峰、光德成、同发利、荣丰利、合和成5家而已，甚至该5家中唯独魏启峰最为翘楚，不单没有裁员，员工薪粮亦未减分毫。在这8年抗战的严酷逆境中，魏启峰之所以能够稳扎稳打，并继续求索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紧紧地抓住“侨批”是特定的历史时段、特定的地域更是特定的人文，这三个关键因素的产物。
1945年秋，日寇刚无条件投降，魏启峰（万丰发）又急侨胞侨眷之所急，率先复业，即派富有解批经验的主将林干臣，以第一时间、第一速度翻山涉水，从揭阳徒步抵港，再转暹罗，又急速折返汕头，把战时所积压的来、回批带给海内外两地亲人。面对着长期饱受战乱久未知音的两地侨胞和侨眷，刚接到对方音讯时莫不涕泪沾巾，悲喜交加。
此时，汕头市的批局逐渐趋增，魏启峰（万丰发）又再一改以往兼办委托代理而转为专业经营的方式，魏氏家族的子孙们在魏启和的教诲下认真分析形势、精心调整布局，进一步积极向东南亚全面出击。原在上海上大学的魏茂硕，于1938年避战难回乡，1940年接任魏启峰经理职务，1946年转到汕头万丰发任交际部长，（另聘请澄海人佘清波代理榕城魏启峰经理之职），1950年经香港、泰国往新加坡定居，由黄松亭后裔安插新加坡“森源”号任总经理，接替原任总经理余功良的重任；1942年魏茂玉因病谢世，其长子基坚于香港创立“榕记”批局后交由叔父魏茂龙照管，回乡奔丧，并接过“万丰发”重担，兼管辖榕城魏启峰的业务，直至解放后并入中国银行为止；魏茂中也在战后飘洋，抓好安南、暹罗、金边各线；魏启和退居后台二线，1950年往香港“榕记”颐养天年，1954年前后逝世。
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魏启峰在抗战胜利后还新置3艘货轮，航行于汕头与揭阳百余里水路的榕江和韩江，另特地再添购一艘小汽艇“中玉艇”，机件先进、轻巧快捷、设施豪华，专为接送客户、解付侨批货轮接驳交通之用，当年魏氏凡与客商洽谈商务，不是假座于汕头永平酒楼，便是置茶酒于“中玉”艇上。魏启峰（万丰发）在1946～1948年间侨汇总额据统计占全潮汕的50%以上，这些业绩自然是同行们望尘莫及的。此时的魏启峰已发展到了它的历史上的颠峰时代。
魏基坚先生——魏启峰的第五代主持人，自幼长期与曾祖父、三叔父住在铺头，受到长辈思想的熏陶，生活俭朴、待人和气、处事果断，在三叔父的赞许下，20岁便主理汕头万丰发的批务和商务。他接任后便充分发挥出他的天份，争取到曼谷炳合丰银信局的代理权，当时该银信局的班子原是曼谷陈炳春银行的主要骨干所组合，具有一定的经济潜力和业务素质，而经理陈炳如也是曼谷侨批界的资深人士，两家底细相知，故一拍即合，陈炳如屡屡预先调拨批款发汕应付，促使回批也能早日抵暹，如是，侨胞、侨眷得益，海内、海外批局双赢，万丰发的业务蒸蒸日上。万丰发在升平路和升平十三横一举购置3幢3层楼房，移址营业并举家乔迁，还与人合资再在升平路开“孚大行”合伙出口贸易，当年在万丰发领薪吃饭的员工众多，万丰发当年的商务活动是整个魏启峰的“重头戏”。
解放战争期间，国币和关金日趋贬值，国民政府为解脱危机而变相发行金圆券和银圆券，此举更加速其金融政策的全线崩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侨批业务的运作，国内侨眷更是深受其害，魏启峰——万丰发并没有采用地方某些批局延发批款的投机欺诈手段，而坚持以港币为本位维持，深得侨胞和侨眷的信赖和好评。自从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夕，基坚先生和茂硕、茂龙等家人一道把万丰发的业务线条辐射到香港、安南、暹罗、金边、马来亚、新加坡、印尼和台湾等地客号共42家（见表2），侨汇总额在汕头市也首屈一指，在困难，战乱当头，天灾、人祸横世的逆境中，万丰发作为魏启丰的“主心骨”表现得淋漓尽致，屡战屡胜，究其根唯有两字概括之：就是对侨胞和侨眷的“诚”与“信”。
解放后的基坚先生依然和祖辈一样，对侨批兢兢业业，对侨胞侨眷尽心尽职，对子弟则是身教言传，悉心培育。他的大儿子魏璧辉刚懂事就带在身边，平素在批局练算盘、学理批这自不在活下，更是让未满15岁的他揹着市篮往返到锡场、新圩、关埠、灶浦分批，成为魏氏侨批业的第六代传人。
解放初期的基坚先生一手抓汕头的万丰发，一手调度榕城魏启峰的侨批业务。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万丰发积极响应政府“捐献飞机大炮”号召，捐献了一笔可观资金抗美援朝。1953年基坚先生曾代表市侨批工会到广州出席国家侨委召开的华侨福利会议。1956年万丰发毫不例外地也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进程，批局的财产折股归公，1958年并入“汕头市侨批联合服务部”，1973年开始归属中国银行管理并于1979年完成合并工作而告终。魏启峰批局于1958年被纳入集体合作经营的轨道，为保护侨户的利益，为争取更多的侨汇，各批局对内以“批联”的招牌，对外仍沿用各批局原称对口，并与海外联号之侨批业务依旧保持独立不变，时魏启丰最后一任经理魏基强先生被推举为“揭阳县侨批联合会”（简称“批联”）办事处主任，曾代表县出席全国侨批会议，并历任县华侨投资公司董事会董事、县华侨中学董会董事、揭阳县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职务。
魏启峰理批万无一失，热心服务于侨眷，“生意日隆”、“信用益孚”（二句见“四维里”《本堂落成记》），这些都自不消说，而份外善举，当仁不让，更是屡见不鲜，魏氏的后人向我们披露了有关魏启峰家族的几则轶闻：
80多年前，普宁籍的安南华侨黄荣芬，仰慕魏启峰的名望，委托履巧老先生修建揭阳五堆石桥，魏启峰第二代传人魏履巧不负所托，立时发动了曲溪，梅兜两地善堂的劳力，以最短的时间在曲溪——云路间的五堆溪上，兴建了23孔的“五堆石桥”，并配建了曲溪方向的引桥和路亭，再将余款在亭边置地一亩，赠予在亭内摆摊的小贩，以策励他们常年供茶水善施过往之路人。魏老此时已届耄耋之年，更不沽名钓誉，倾出黄荣芬赠与的酬金100大洋在钟厝洋大路上再兴建路亭，且勒石“普邑黄荣芬重修”，让海外赤子挹注桑梓的拳拳之心再次得到发扬光大。
期间，梅兜与邻村时有宗族聚众斗殴，而履巧老先生凭自己多年来“与人为善”的威望进行调解，息事宁人，且慷慨解囊出资聘请戏班在乡里演梨，婉改以往由斗败者请戏赔不是的农村习俗，此举令双方心服口服，冰释前嫌，从此和好如初。鉴于魏老先生当仁不让，为善最乐，1923年曾获揭阳县政府授予“仁风广蔽”金匾褒奖之殊荣。
兴学办教，在解放前的农村是难以想象的新鲜事，然而当年颇具规模的“渔西区中心学校”，履巧先生的三儿子启和就是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还特意捐建篮球场一座给学校，不仅如此，又长年捐资不断，1942年建校时荣膺管理学校财务的重任。
渔湖地少人稠，长年闹粮荒，每逢青黄不接，特别是1943年大饥荒，启峰三佬都是想尽种种办法扶危济困；雇大船到外地采购番薯回乡，再低价售借乡民；另调借米、粟给贫困户，视不同家境而折成或减免；尤对于特困户，无钱就医或无力丧葬者更是体贴同情加以补贴及资助。
揭阳解放前夕，胡琏兵团仓皇溃逃，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部队逼近榕城，把指挥部设在距进贤门仅几里路的“四维里”魏家大院，得到了魏氏家人的热情接待，烧水、做饭，并将家中所藏的粮食、枪支、弹药支援子弟兵，而战士们为魏家挑水扫地，挨砻碾米。1949年10月揭阳解放了，部队还在魏家大院内召开庆功大会；接着部队干部还在魏家大院内选拔了魏氏族人魏基森，短期内将他培训为农会主席。解放后的“四维里”魏氏大院长期作为供销社、民兵营、和公社卫生院之用。魏启峰经历了潮汕百余年来漫长的历史，它发展的历程也就是潮汕侨批史的缩影。魏启峰没有给它的后人留下什么，只剩下一只耐人寻思的老市篮和一块嵌在四维里大堂的刻石（见下图）。今天我们虽然无从得知这只老市篮，伴着分批人走过多少路、装过多少批；也无从得知这只老市篮沾过分批人多少血和汗；也无从得知这只老市篮得过多少人的呵护，显尽多少潇洒与风流；更无从得知在这只老市篮的身上刻录下了多少拳拳的海内外侨情。但是见到了这只老市篮，犹如见到了先辈奋斗、拼搏的不屈不挠的敬业精神和俭朴、诚信的优良传统。这只和魏启峰批局一起见证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汕头改革开放前夕、共百多年侨批史的令人感慨万千的老市篮已归宗于“侨批文物馆”，以期让更多的热心人从中得到启迪，也希冀激励海外赤子继续发扬光大爱国爱乡的热忱，这就是魏启峰家族后人的一点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