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论坛】透视侨批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2008-1-31 16:11:51
侨批业是经营、传递华人移民信款的行业，闽南语和潮汕语都把“信”读为“批”，因而称作侨批业。它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分布于中国广东、福建和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钱穆先生曾言：“政治建基于社会上，社会建基于文化上。”华人社会的各种活动或多或少都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侨批业自然也不例外。侨批业的产生和侨批局的组建以及经营管理等都独具特色，处处显透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特点。
(一)侨批业的产生
侨批业与华人移民息息相关。中国传统社会安土忌迁，离乡背井、外出谋生似乎难以理解。然而，自十九世纪中后期，大批闽粤居民或向亲戚朋友借贷旅费，或与客头或船主签订契约卖身，移民海外谋生。移民原因多种多样，李长傅从地理、文化角度分析了移居东南亚多为闽粤人的原由；陈达从地理、历史、文化特征等角度阐述了闽粤居民的文化特征并探讨华人移民的原因。现在学界大多以“推拉模型”解释移民成因。“拉力”指移民的外部因素，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开发殖民地或新兴地区的原料与市场，世界市场的劳动力供不应求，东南亚需求特别大，中国人受到普遍欢迎。“推力”指移民的内部因素，人口过剩、农业破产、经济衰败、战乱频繁、宗族械斗、归国的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等都是重要的内部因素。其中，最主要并产生持续作用的是经济因素，陈达当时的调查也反映这一点。因此，华工到达东南亚后，遍布在各种行业和各个部门。尽管工钱低廉，但为了生计，他们拼命工作，争取早日偿还南来的债务，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压力，使家里人生活得好一些。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本位”社会，以家族为中心，个人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家族的延伸，南来华工的背后则是他们的父母、妻儿及其他亲人。尽管华工抛妻弃子、离乡别土、去国南下，在远隔千里的东南亚，但他们时刻怀念着故乡，一直保持着对家族强烈的责任感、忠诚感和认同，故乡始终是他们最后的归属地，即“落叶归根”之地。这种责任与认同并不是靠外来政治力量的强制，也并非依据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构成，而是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同一祖先的认同和亲情关系联结而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成，烙在他们的骨子里、溶入血液中，很难变更。梁漱溟则从伦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关系角度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总之，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对家族要承担责任或义务，强调保持对故乡的认同。
正是基于对故乡的认同，对家族的责任与忠诚，华工在东南亚日夜劳作、克勤克俭、节衣缩食，努力积攒金钱寄回家，纵使只有二、三元钱也行。1794年英国东印席公司代表莱特的一封信中说：“他们(华侨)并不是等发了大财才回故乡，而是每年将所赚的一部分寄回家中，这种做法很普遍。因此一个贫苦的劳工愿做双倍的劳动，以赚两三块钱寄回中国。”华工以此来缓解家庭经济困难，供养父母或妻儿，想方设法尽自己的责任和孝心；同时以此报平安，免却家人对自己的担心和牵挂。他们人生的价值也许即在此，中国传统文化即如此之要求：赡老养小，若“光宗耀祖”更好。通过汇款，移民能够维持或提高他在家中同乡眼里的威望和他家庭的地位。寄钱回家的行动逐渐在海外华人社区仪式化和制度化。人们以寄钱的多少和频率评定(也被别人评定)自己的道德行为。从心理上而言，寄钱回家也经常是一种精神净化活动。它净化了人的灵魂，减少了内疚，再次确立了男人对其妻子、孩子和双亲的责任感，也是对他种族及传统和过去之延续的责任感。凡此种种因素都促使移民要汇款回国。
侨汇的出现，促使了侨批业的产生，水客和客头在早期侨批业发展史上举足轻重。最初的侨汇主要通过熟人或同乡带回国，当时中国既没有邮局，也没有银行，即使有邮局和外国银行，华人移民也不知怎么办理(多为文盲)。只有当同乡或相识的人回国，华工才把金钱和平安信一起托付给他们带回去，这是华人汇款的开始。随着侨汇增多、带钱的次数增多，有些人就专为人们带款回家，他们顺便也做些生意，把中国的货物运往南洋销售，或者把南洋的土产运回国内销售，这就是最初的“水客”，有时也称为南洋客。由于有的水客南来时会带来一批新客，新客人生地不熟，需要水客带路，水客又兼营招工，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客头”。后来水客和客头越来越不可分开。《星洲百年史话》记载：“百年前(1847年)星洲商业区市街，每见华人拥挤其间，彼等多系苦力，当甘蜜或胡椒园工人，其所以集之市街，不外为办理由帆船汇款回乡之所有手续，彼等寄至故乡银信，多托同乡水客，或相识之归侨，或由近日所见之每一帆船专司其职其事之搭客带返，寄款者将其银信交与此辈水客，由水客按金额抽取10%的手续费”。由于航运便利和侨汇增多，水客穿走南洋与国内更加频繁，仅闽南几县的水客就达到1000多人。由此可见侨批业务之繁荣。
水客时代的侨批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从已有的零散资料可以看出，华工主要通过熟悉的或经人介绍的水客寄款，由于传统文化强调人们恪守信用，带款者一般会守信，《论语·为政》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再者，人们精神上的荣辱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精神上要是取得了荣耀，不仅是个人的光荣，也是全家的光荣，甚至光宗耀祖；遭受了耻辱，不仅是个人的耻辱，也是全家的耻辱，甚至给祖宗脸上抹黑。如果水客欺骗乡亲或熟人，他的信誉就会受损，就没有“面子”，会受到道德和家族的批评和谴责，众叛亲离，不仅骗者本人在家乡周围很难立足，而且他的家人或亲属在众人面前也会无地自容。文化因素中信用和道德因素潜在地制约着水客的“违约”行为，违约事件当然也存在，甚至还有吞食批款情况。如潮州民间故事中的巧媳妇，揭穿水客的欺诈，迫使其按原数目付款。然而，传统文化强调信用的特点的确有利于减少违约行为，一定程度上为华工寄款降低了风险，促进了侨批业的产生与发展。
(二)侨批局的组建
由于信用和道德因素制约以及侨批业务的扩大，有的水客信用比较好，劳工信任他，通过移民之间的口碑相传，他的经营和信誉慢慢扩大，收益也增大。于是，有些水客便在固定地方，如杂货店、客栈或新设立的设施等，专门收集华人的汇款，告知劳工从中国带来的家乡消息，这些地方成为了汇款和消息的中心，这就是早期的侨批局(或称“银信局”或“汇兑信局”)，原来的水客亦发展为华人传递汇款的侨批员。如福建晋江王宫村村民王世碑在菲律宾创建的“王顺兴信局”，王世碑19岁时(1851年，清朝咸丰元年)到厦门谋生，在来往厦门、吕宋的大帆船上当船工。因与来往移民熟悉，常代移民传递书信，信用好，华侨信任，求者甚众，他干脆辞去船工充任水客，后来因业务扩大，便开办了“王顺兴信局”。
宗族和家族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华人乡土或族姓观念强，比较强调亲缘和血缘及其它联系。所谓“血浓于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即如此，很多侨批局即是在创办者亲戚或友人的帮助下组建，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等感情为主要纽带的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如广东揭阳魏启峰批局，其创办人魏福罗早期之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他在经营夏布生意中认识“澄海伯”，因为无意中多收50银元而退还，甚得赏识，进而在其资助下开始代理侨批，后来魏森峰在其父基础上创办魏启峰批局，专营侨批。福建厦门“三美信局”是原如鸿局职员吴祥插(泉州人)在原经理吴稚纯和亲戚缅侨富商吴家枫的资助下建立，负责收集安南、暹罗和星马各埠侨信。菲律宾颇有影响的中菲汇兑信局是章派云在其岳父菲律宾富侨许经权以及中国银行的帮助下建立的，既有中国银行特约代理之便利，又有其岳父在菲律宾的地位，加之自身业务熟谙，该信局成立后业务蒸蒸日上，在菲岛侨批局中首屈一指。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
(三)侨批局的经营管理
侨批局经营管理的诸多环节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下面逐一叙述。
首先，侨批局创立之时，其字号一般取中国传统中吉祥如意、生意兴隆之类的字词，如瑞、丰、安、吉、祥、兴、隆、昌、盛等，这些字使用频率高，为华人乐意采用，表达了创立者对事业的祝愿和期望。
其次，侨批封的列字与编号，这是侨批业运营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海外批信局对批信管理的办法。批信局对批封进行列字、编号后，批封在邮寄、中转、投递、核对、业务盘点等过程中便有比较具体和详细的管理方式。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是用《千字文》的文字作列字，按照文字的先后顺序作为侨批帮次的先后顺序，《千字文》的每一个字代表一帮次，然后逐步应用。或选用其中某一部分文字作为用字列字，然后循环应用。
其三，对批信局职员的雇用和管理。中国社会强调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按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向外延伸，组建人际关系网络。血缘性的亲属关系经常是社会个体自卫性的重要防线，当个人遇到困苦和危难时，最直接的反应即是寻求家庭或家族成员的援助，华人立身处事多遵循此原则。若需要，他们便会设法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服务。侨批局经营一般是父子或亲戚相承，基本属于家族企业，很少让与外人，平时需要人手一般从家族、亲戚或乡亲中招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侨批局也会对外招人，但职员选配非常慎重，如有信庄雇用的批脚大多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诚实可靠而又吃苦耐劳者。闽南的信局雇用人员时一般会有人推荐或担保，保证职员的可靠性。一经选用后，侨批局给予职员足够的信任和重视。有信庄芮诒埙先生的回忆中提到遭父亲训诉一事，芮先生解释为借此进行行规申饬，从中也可看出对主事人林有光的信任。
其四，批信局的营业区域以及侨批局之间的业务往来。中国传统社会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分布的一致性较高，因此侨批局营业区域主要集中在原籍人聚积的地方。移民出外谋生必须同原籍的社会组织建立联系，才能获得应有的身份和竞争必备的信用和援助，从而在旅居外地的各项竞争中获胜。因而形成了坚韧的原籍与旅居地间的血缘、地缘、业缘、同学和宗教等关系的多边纽带。华人移民在东南亚分布非常集中，如菲律宾以闽南人居多，泰国以潮州人居多，在印尼、星马等杂居地则分广州帮、闽南帮、客家帮、潮州帮及海南帮等，这种以地缘为基础的帮派特性成为商业中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侨批局充分利用帮派、乡谊和地缘关系来经营发展业务，如南洋各地经营闽侨汇兑的大致可分为厦门系、福州系、兴化系和闽西系四系，广东侨批局也有潮汕、广州等系之别。菲律宾的侨批局主要由闽南人经营，泰国的侨批局主要由潮州人经营，印尼、星马等地各地人混居，但侨批局的营业区和帮派居住区基本吻合。少数规模较大的批信局会设总馆于南洋，在国内汇款集中的大城市设分馆，如厦门、福州和汕头等地。多数没有设分馆的批信局，一般通过乡谊或其他熟人的介绍建立合作关系，发展批信收转事宜。
另外，批信局为了尽力招揽生意，若华工在打算汇款时并未领取薪水，只需向侨批局告知一声，侨批局会替华工垫付先行寄出，等华工领取工资时再还回即可，并不需什么担保或抵押之类，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对人”的信用。现代银行则体现“对物”的信用，需要担保或抵押，因而基本不办理这类业务，这也是银行始终无法完全取代侨批局的原因之一。它既可予华工方便，也与中国信用文化暗相吻合，因此这种营业方式才得以延续和存在，也维系了侨批局的长期存在和发展。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在侨批业的各个方面，对其早期的产生、侨批局的组建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传统文化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制约了侨批局的进一步发展，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为新时期华人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焦建华（福建）系福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资料来源：
钱穆：《中国社会演变》，《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6页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陈碧笙：《南洋华侨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0页。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80页。
陈碧笙，前引书，第180页。
陈国贲：《烟与火——蒙特利尔的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页。
陈达，前引书，第89页。
《星马通鉴》，新加坡：星加坡新世界图书有限公司，1959年，第624页。
《福建省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资料(1949-1958)(初稿)》，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蔡木雄、蔡绍彬：《泰汕的侨史和侨批》，广东集邮协会、汕头集邮协会编：《潮汕侨批论文集》，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年，第42页。
《泉州侨批业史料》，第99页。
杨建成主编：《华人与马来亚之建国》，台北：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2年，第63页。
杨群熙辑编点校：《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第294-295页。
《泉州侨批业史料》，第95-98页。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文集》(第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第285页。
斯波义信：《华侨史研究的方法论》，厦门南洋研究所：《南洋资料译丛》，1982年第2期，第25页。
(一)侨批业的产生
侨批业与华人移民息息相关。中国传统社会安土忌迁，离乡背井、外出谋生似乎难以理解。然而，自十九世纪中后期，大批闽粤居民或向亲戚朋友借贷旅费，或与客头或船主签订契约卖身，移民海外谋生。移民原因多种多样，李长傅从地理、文化角度分析了移居东南亚多为闽粤人的原由；陈达从地理、历史、文化特征等角度阐述了闽粤居民的文化特征并探讨华人移民的原因。现在学界大多以“推拉模型”解释移民成因。“拉力”指移民的外部因素，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开发殖民地或新兴地区的原料与市场，世界市场的劳动力供不应求，东南亚需求特别大，中国人受到普遍欢迎。“推力”指移民的内部因素，人口过剩、农业破产、经济衰败、战乱频繁、宗族械斗、归国的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等都是重要的内部因素。其中，最主要并产生持续作用的是经济因素，陈达当时的调查也反映这一点。因此，华工到达东南亚后，遍布在各种行业和各个部门。尽管工钱低廉，但为了生计，他们拼命工作，争取早日偿还南来的债务，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压力，使家里人生活得好一些。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本位”社会，以家族为中心，个人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家族的延伸，南来华工的背后则是他们的父母、妻儿及其他亲人。尽管华工抛妻弃子、离乡别土、去国南下，在远隔千里的东南亚，但他们时刻怀念着故乡，一直保持着对家族强烈的责任感、忠诚感和认同，故乡始终是他们最后的归属地，即“落叶归根”之地。这种责任与认同并不是靠外来政治力量的强制，也并非依据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构成，而是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同一祖先的认同和亲情关系联结而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成，烙在他们的骨子里、溶入血液中，很难变更。梁漱溟则从伦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关系角度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总之，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对家族要承担责任或义务，强调保持对故乡的认同。
正是基于对故乡的认同，对家族的责任与忠诚，华工在东南亚日夜劳作、克勤克俭、节衣缩食，努力积攒金钱寄回家，纵使只有二、三元钱也行。1794年英国东印席公司代表莱特的一封信中说：“他们(华侨)并不是等发了大财才回故乡，而是每年将所赚的一部分寄回家中，这种做法很普遍。因此一个贫苦的劳工愿做双倍的劳动，以赚两三块钱寄回中国。”华工以此来缓解家庭经济困难，供养父母或妻儿，想方设法尽自己的责任和孝心；同时以此报平安，免却家人对自己的担心和牵挂。他们人生的价值也许即在此，中国传统文化即如此之要求：赡老养小，若“光宗耀祖”更好。通过汇款，移民能够维持或提高他在家中同乡眼里的威望和他家庭的地位。寄钱回家的行动逐渐在海外华人社区仪式化和制度化。人们以寄钱的多少和频率评定(也被别人评定)自己的道德行为。从心理上而言，寄钱回家也经常是一种精神净化活动。它净化了人的灵魂，减少了内疚，再次确立了男人对其妻子、孩子和双亲的责任感，也是对他种族及传统和过去之延续的责任感。凡此种种因素都促使移民要汇款回国。
侨汇的出现，促使了侨批业的产生，水客和客头在早期侨批业发展史上举足轻重。最初的侨汇主要通过熟人或同乡带回国，当时中国既没有邮局，也没有银行，即使有邮局和外国银行，华人移民也不知怎么办理(多为文盲)。只有当同乡或相识的人回国，华工才把金钱和平安信一起托付给他们带回去，这是华人汇款的开始。随着侨汇增多、带钱的次数增多，有些人就专为人们带款回家，他们顺便也做些生意，把中国的货物运往南洋销售，或者把南洋的土产运回国内销售，这就是最初的“水客”，有时也称为南洋客。由于有的水客南来时会带来一批新客，新客人生地不熟，需要水客带路，水客又兼营招工，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客头”。后来水客和客头越来越不可分开。《星洲百年史话》记载：“百年前(1847年)星洲商业区市街，每见华人拥挤其间，彼等多系苦力，当甘蜜或胡椒园工人，其所以集之市街，不外为办理由帆船汇款回乡之所有手续，彼等寄至故乡银信，多托同乡水客，或相识之归侨，或由近日所见之每一帆船专司其职其事之搭客带返，寄款者将其银信交与此辈水客，由水客按金额抽取10%的手续费”。由于航运便利和侨汇增多，水客穿走南洋与国内更加频繁，仅闽南几县的水客就达到1000多人。由此可见侨批业务之繁荣。
水客时代的侨批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从已有的零散资料可以看出，华工主要通过熟悉的或经人介绍的水客寄款，由于传统文化强调人们恪守信用，带款者一般会守信，《论语·为政》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再者，人们精神上的荣辱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精神上要是取得了荣耀，不仅是个人的光荣，也是全家的光荣，甚至光宗耀祖；遭受了耻辱，不仅是个人的耻辱，也是全家的耻辱，甚至给祖宗脸上抹黑。如果水客欺骗乡亲或熟人，他的信誉就会受损，就没有“面子”，会受到道德和家族的批评和谴责，众叛亲离，不仅骗者本人在家乡周围很难立足，而且他的家人或亲属在众人面前也会无地自容。文化因素中信用和道德因素潜在地制约着水客的“违约”行为，违约事件当然也存在，甚至还有吞食批款情况。如潮州民间故事中的巧媳妇，揭穿水客的欺诈，迫使其按原数目付款。然而，传统文化强调信用的特点的确有利于减少违约行为，一定程度上为华工寄款降低了风险，促进了侨批业的产生与发展。
(二)侨批局的组建
由于信用和道德因素制约以及侨批业务的扩大，有的水客信用比较好，劳工信任他，通过移民之间的口碑相传，他的经营和信誉慢慢扩大，收益也增大。于是，有些水客便在固定地方，如杂货店、客栈或新设立的设施等，专门收集华人的汇款，告知劳工从中国带来的家乡消息，这些地方成为了汇款和消息的中心，这就是早期的侨批局(或称“银信局”或“汇兑信局”)，原来的水客亦发展为华人传递汇款的侨批员。如福建晋江王宫村村民王世碑在菲律宾创建的“王顺兴信局”，王世碑19岁时(1851年，清朝咸丰元年)到厦门谋生，在来往厦门、吕宋的大帆船上当船工。因与来往移民熟悉，常代移民传递书信，信用好，华侨信任，求者甚众，他干脆辞去船工充任水客，后来因业务扩大，便开办了“王顺兴信局”。
宗族和家族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华人乡土或族姓观念强，比较强调亲缘和血缘及其它联系。所谓“血浓于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即如此，很多侨批局即是在创办者亲戚或友人的帮助下组建，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等感情为主要纽带的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如广东揭阳魏启峰批局，其创办人魏福罗早期之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他在经营夏布生意中认识“澄海伯”，因为无意中多收50银元而退还，甚得赏识，进而在其资助下开始代理侨批，后来魏森峰在其父基础上创办魏启峰批局，专营侨批。福建厦门“三美信局”是原如鸿局职员吴祥插(泉州人)在原经理吴稚纯和亲戚缅侨富商吴家枫的资助下建立，负责收集安南、暹罗和星马各埠侨信。菲律宾颇有影响的中菲汇兑信局是章派云在其岳父菲律宾富侨许经权以及中国银行的帮助下建立的，既有中国银行特约代理之便利，又有其岳父在菲律宾的地位，加之自身业务熟谙，该信局成立后业务蒸蒸日上，在菲岛侨批局中首屈一指。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
(三)侨批局的经营管理
侨批局经营管理的诸多环节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下面逐一叙述。
首先，侨批局创立之时，其字号一般取中国传统中吉祥如意、生意兴隆之类的字词，如瑞、丰、安、吉、祥、兴、隆、昌、盛等，这些字使用频率高，为华人乐意采用，表达了创立者对事业的祝愿和期望。
其次，侨批封的列字与编号，这是侨批业运营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海外批信局对批信管理的办法。批信局对批封进行列字、编号后，批封在邮寄、中转、投递、核对、业务盘点等过程中便有比较具体和详细的管理方式。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是用《千字文》的文字作列字，按照文字的先后顺序作为侨批帮次的先后顺序，《千字文》的每一个字代表一帮次，然后逐步应用。或选用其中某一部分文字作为用字列字，然后循环应用。
其三，对批信局职员的雇用和管理。中国社会强调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按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向外延伸，组建人际关系网络。血缘性的亲属关系经常是社会个体自卫性的重要防线，当个人遇到困苦和危难时，最直接的反应即是寻求家庭或家族成员的援助，华人立身处事多遵循此原则。若需要，他们便会设法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服务。侨批局经营一般是父子或亲戚相承，基本属于家族企业，很少让与外人，平时需要人手一般从家族、亲戚或乡亲中招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侨批局也会对外招人，但职员选配非常慎重，如有信庄雇用的批脚大多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诚实可靠而又吃苦耐劳者。闽南的信局雇用人员时一般会有人推荐或担保，保证职员的可靠性。一经选用后，侨批局给予职员足够的信任和重视。有信庄芮诒埙先生的回忆中提到遭父亲训诉一事，芮先生解释为借此进行行规申饬，从中也可看出对主事人林有光的信任。
其四，批信局的营业区域以及侨批局之间的业务往来。中国传统社会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分布的一致性较高，因此侨批局营业区域主要集中在原籍人聚积的地方。移民出外谋生必须同原籍的社会组织建立联系，才能获得应有的身份和竞争必备的信用和援助，从而在旅居外地的各项竞争中获胜。因而形成了坚韧的原籍与旅居地间的血缘、地缘、业缘、同学和宗教等关系的多边纽带。华人移民在东南亚分布非常集中，如菲律宾以闽南人居多，泰国以潮州人居多，在印尼、星马等杂居地则分广州帮、闽南帮、客家帮、潮州帮及海南帮等，这种以地缘为基础的帮派特性成为商业中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侨批局充分利用帮派、乡谊和地缘关系来经营发展业务，如南洋各地经营闽侨汇兑的大致可分为厦门系、福州系、兴化系和闽西系四系，广东侨批局也有潮汕、广州等系之别。菲律宾的侨批局主要由闽南人经营，泰国的侨批局主要由潮州人经营，印尼、星马等地各地人混居，但侨批局的营业区和帮派居住区基本吻合。少数规模较大的批信局会设总馆于南洋，在国内汇款集中的大城市设分馆，如厦门、福州和汕头等地。多数没有设分馆的批信局，一般通过乡谊或其他熟人的介绍建立合作关系，发展批信收转事宜。
另外，批信局为了尽力招揽生意，若华工在打算汇款时并未领取薪水，只需向侨批局告知一声，侨批局会替华工垫付先行寄出，等华工领取工资时再还回即可，并不需什么担保或抵押之类，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对人”的信用。现代银行则体现“对物”的信用，需要担保或抵押，因而基本不办理这类业务，这也是银行始终无法完全取代侨批局的原因之一。它既可予华工方便，也与中国信用文化暗相吻合，因此这种营业方式才得以延续和存在，也维系了侨批局的长期存在和发展。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在侨批业的各个方面，对其早期的产生、侨批局的组建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传统文化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制约了侨批局的进一步发展，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为新时期华人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焦建华（福建）系福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资料来源：
钱穆：《中国社会演变》，《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6页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陈碧笙：《南洋华侨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0页。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80页。
陈碧笙，前引书，第180页。
陈国贲：《烟与火——蒙特利尔的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页。
陈达，前引书，第89页。
《星马通鉴》，新加坡：星加坡新世界图书有限公司，1959年，第624页。
《福建省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资料(1949-1958)(初稿)》，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蔡木雄、蔡绍彬：《泰汕的侨史和侨批》，广东集邮协会、汕头集邮协会编：《潮汕侨批论文集》，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年，第42页。
《泉州侨批业史料》，第99页。
杨建成主编：《华人与马来亚之建国》，台北：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2年，第63页。
杨群熙辑编点校：《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第294-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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