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8月11日，中国首批留学生———30名分别为12－14岁的儿童，由容闳等率领，从上海乘船渡洋赴美。其后3年中，中国又先后派出3批学生留美。这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件大事，而容闳则更称之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1）的大事。
但是，在谈及这件大事时，现时很多人只记住了容闳，记住了曾国藩、李鸿章，却很少有人知道丁日昌。不久前，《环球时报》文章《清政府曾派120幼童赴美留学》（2）近3千字，只字不及丁日昌在此过程的作用，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没有丁日昌的理解、支持和促成，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不可能得到曾国藩的采纳，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丁日昌正是因其促成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的历史功绩而得到了留学生的崇拜，并因其为曾国藩之外第二个促成此事的重要人物而得到了容闳的敬重。
一、丁日昌与容闳
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广东潮州丰顺汤坑人，以廪贡生治乡团。咸丰四年（1854），参与镇压潮州三合会吴忠恕起义，解潮州府城之围。咸丰七年，选授琼州府学训导。咸丰九年，录功叙知县，补江西万安知县，善折狱。咸丰十年调摄庐陵县事。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李秀成部攻下吉安，丁日昌与知府弃城，2天后，收复吉安，终以失土落职，流落上海、苏州等处。九月，驰九江谒曾国藩，为曾延人幕府，并因此而结识李鸿章，终生得李鸿章器重，积勋至苏淞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建巡抚兼督船政，例摄台湾提督、学政。光绪三年，丁日昌以疾乞假回籍，居揭阳养病。光绪五年，钦赏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节制沿海七省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老病力辞。光绪八年病逝，终年60岁。《清史稿》有传。丁日昌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实干家，曾国藩、李鸿章的得力助手，这已为洋务运动史研究者所公认，包括国外学者。如美国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3）一书就称，李鸿章幕府中的一些重要谋士有冯桂芬、郭嵩焘、张树声、刘秉璋、丁寿昌、朱其昂、郑观应、盛宣怀、马建忠、罗逢禄、伍廷芳、周馥、吴汝伦、容闳、丁日昌、唐绍仪等，还有袁世凯。尽管，因为左的思想的影响，过去对丁日昌的历史定位有过偏颇的倾向，现在这些都已经基本上得到改正了，但如果现在在留学生赴美问题上不给丁日昌以应有肯定，那也是不应该的。
容闳（1828－1922），字纯甫，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辞海》（4）对他是这样介绍的：“少时入澳门马礼逊学堂，后入美国籍。1855年（咸丰五年）回国。曾为上海宝顺洋行采购丝茶，后到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向洪仁玕提出新政建议，但拒绝留太平天国工作。1863年（同治二年）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国购买机器。1867年，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建议：组织合资汽船公司，选派留学生、开采矿山、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等。此后历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使。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曾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的‘张园会议’，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因清政府指名通缉，前往香港。两年后移居美国。著有《西学东渐记》等。”
容闳因曾国藩奏准为五品候补同知资格，“在江苏省行政署为译员”，“此时任上海道者为丁日昌，与予交颇投契”，“予亦借丁之力，旋得加衔而带花翎”（5）。这是丁、容交契的开始。同治四年（1865），丁日昌升任两淮盐运使，容闳随丁日昌到了扬州。六个月间，容闳为丁日昌译出哥尔顿《地文学》一书。从筹建江南制造局至此二年多的交往，容闳对丁日昌的评价是“丁为一具有进步倾向之人，且勇于实行一切改革之措施”（旧误译为“丁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6）。而在容闳心目中留学生之事是“曾、丁二公所创之事业”（7），丁日昌是继曾国藩之后第二个他最为看重的朋友。他说：
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当日政界中重要人物，而与余志同道合者，又有老友丁日昌。（8）
“志同道合”的“老友”，这就是丁日昌与容闳两人的关系。
二、丁日昌促成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
同治六年（1867）底，丁日昌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江苏巡抚，容闳即赶至苏州谒见，并向丁日昌提出了自己思考已久的“留学教育计划”。
据容闳回忆，当他在苏州公署向丁日昌“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因此，两人商定一个具体草案后，丁日昌命容闳“速具详细说帖，彼当上之文相国（文祥），请其代奏”。丁日昌对“教育计划”的重视和支持，使容闳“惊喜交集”，于是“亟亟返沪”，将此计划“撰为条陈四则”寄呈丁日昌，“由丁抚转寄北京”。四则要目如下：
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
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
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
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
据容闳解释，这四则条陈的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这第二条条陈，就是日后中国派遣赴美留学生的蓝本。其基本内容是，首批向美国派出的留学生120名，年龄12-14岁；分4小批，每年派遣30人，连续4年派完；留学期限15年，学习自然科学或法律等专门知识；经费由上海海关从税收款项中提成拨给；朝廷派出“留学生监督”负责管理（9）……这个说帖，由丁日昌以奏稿寄呈洋务派在朝廷的主要代表人物、时任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的文祥，请其具名上奏。这样，在丁日昌的积极支持下，一份开创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风气的文件产生了。
但是，丁日昌将奏稿送呈文祥后，不料文祥居丧不视事，不久，文祥又亡故，奏稿及其计划即被搁置。容闳因此而几乎完全绝望。容闳回忆说：
此条陈上后两阅月，丁抚自苏驰函告予，谓文相国丁内艰。盖中国礼制，凡现任职官，遭父母之丧，谓之“丁艰”。丁艰必退职，居丧之年，不得与闻政事。予得此消息，心意却灰……文祥居丧不三月，亦相继为古人矣。（10）
三年后，即同治九年五月廿三日（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发生。五月廿五日，工部尚书毛昶熙与直隶总督曾国藩奉旨查办此案。六月廿八日，清廷又续派丁日昌赴津帮办（11），丁日昌乃电请容闳任译员同往（12）。容闳回忆说，“中国政府当日曾派大臣四人调停。四人为曾文正、丁日昌、毛昶熙，其一人刘姓忘其名”（13），李鸿章则“未与闻斯役”（14）。在津办案期间，容闳“乃乘机进言于丁抚，请其向曾督重提教育事，并商诸其他二人”（15）。因此，丁日昌多次向曾国藩陈说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并推荐陈兰彬和容闳分别充任留学生正副监督，终于得到曾的同意，答应与毛昶熙、丁日昌等联衔上奏。曾国藩上奏说：
臣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经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脱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且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如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可胜任等语。臣国藩深讳其言，曾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封奏在案。（16）（郑注：前“两次封奏”也有类似的概述）
曾国藩的奏折已经证明丁日昌在此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容闳的回忆，同样能作出这种证明。容闳回忆此事时曾这样记述：
一夕，丁抚归甚晚，予已寝。丁就予室，呼予起，谓“此事已得曾公同意，将四人联衔入奏，请政府采择君所条陈而实行之”。余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17）
从容闳的这番描述，从同治六年容闳与丁日昌第一次商议留学生事宜至同治九年此时丁日昌说动曾国藩支持留学生出国的一连串活动，我们完全可以掂到丁日昌为促成此事所作出的努力的份量。
不久，清廷批准了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同治九年（1870）冬，天津教案事毕，曾国藩回任两江，“抵南京后，奉到前所上封奏朱批，着照所请”，故容闳被曾国藩召至南京，商定留学生事宜（18）。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又上奏选派留学生章程十二条（19）。这样，经过一年多筹备（包括招生并进入上海预备学校学习），1872年，中国首批留学生正式赴美留学，“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的大事诞生了。
三、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的意义
尽管，由于国内顽固派与曾为留美学生监督、后改派为中国驻美公使的陈兰彬和继任留学生监督的吴子登等的破坏（20），中国留美学生100多人于光绪七年（1881）被遣送回国，中国首次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夭折了，但其意义仍是重大的，这是毫无疑义的。
1、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一直都有“夷夏之辩”，中国统治者一直都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并且，世俗偏见一直将科举仕途视为正道，将八股文视为正体，因此，这次派遣留学生赴美，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先河，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这第一次，要冲破世俗的樊篱，要冲决传统的牢笼，更要冲毁守旧的堤坝，也正因此，容闳的教育计划，经过自己10年酝酿、伺机而无寸功，经过与丁日昌合计拟出计划而胎死腹中，再经过丁日昌反复陈说而获奏准派出，前后又5年矣。自此以后，中国出洋留学者渐多。1875-1881年沈葆桢、李鸿章等又先后派出几批人赴法、德、美国留学；1896年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送留学生，20世纪初赴日留学遂成为一种热潮。如果将选派留学生置于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大潮中去考察，那么，丁日昌对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的伟大创举的促成，其意义就是更明显的。
2、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为我国培养了急需人才。
为国育才，为洋务运动育才，是派遣留学生的首要目的。尽管，留美学生1881年被遣送回国时，这些分4批到达美国的学生，分别只学习了9-6年，距计划中的15年尚缺6-9年，但他们辍学归国之后，“分派各处为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21）。据统计，除17人早夭、1人不详外，余102人留美归国后的职业分布是：政府官员4人，铁路工程师5人，医生、教师、记者、编辑10人，经商、银行、海关12人，煤矿工程师13人，铁路官员14人，外交人员17人，电报工作17人，海军军官18人（统计时略有交叉重复）（22）。可见，这批人绝大多数成了近代中国的有用人才，而其中又有卓拔超群，成了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人物的，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国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等。
3、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生的派遣对广东人才培养的影响深远。
由于世俗的偏见和传统的积习，也由于“时中国尚无报纸以传播新闻，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计划，故预备学校招考时，北人应者极少”（23），当年首批留美学生4年4批共120人的选派，在偌大的中国居然很难满额，因此，广东成了生源的重要省份。因为丁日昌、容闳都是广东人，他们在招生任务难以完成的情况下，自然把目光放在广东、放在毗邻澳门的香山县，甚至放到了港澳外国人所办的学校，从这些地方招集幼童赴美。据统计，120名留学生，“南人十居八九”（24），“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为香山籍”（25）。如上所说，尽管这批学生学业未完便被迫回国，但他们经努力后仍大多数学有所成，并且，因为这批人开风气之先，无疑对家乡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应该是近代广东人出国求学多、人才多乃至观念较新一个重要原因。
4、中国首批留美学生增进了中美友谊。
根据记载，中国留学生在美期间，“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致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26）。这是当清廷下令留美学生全体归国时，许多美国大学校长和教育家联名致清政府总理衙门的信中对中国留学生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首批中国留美学生已在美国人民中播下了中美友好的种子。
综上所述，容闳的教育计划与洋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而因为有了曾国藩、丁日昌等的支持，这一计划才能实施，尽管这一计划最后夭折了，但是其意义是谁也不敢否认的。问题在于，丁日昌在促成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从而启动容闳教育计划的活动中所做的贡献往往被人忽视。这一点，必须予以扭正。因此，在这里，有必要提到如下史实。据特伟契耳牧师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律学校肯特俱乐部的演讲（27），当年，容闳在美国哈特福德城克林街新建的中国留学事务所内（28），悬挂起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的肖像，“教育学童们把这三人敬奉为他们的恩师。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姓名应该铭记，也将被铭记，而且不仅是在中国”。这足以证明，作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丁日昌促成中国首批学生赴美留学的历史功绩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也肯定是不会被忘记的。
注释：
（1）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以下该书均同此）第91页。
（2）转自《汕头特区晚报》2003年7月25日第6版。
（3）转引自《学习时报》2003年4月28日“文史经纬”邱燕文章《李鸿章和他的幕府》。
（4）《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5）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4页。
（6）容闳《西学东渐记》“附录”，杨坚“译文正误表”第4页。
（7）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7页。
（8）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5页。
（9）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6－88页。
（10）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8页。但据《清史稿》“穆宗纪”、“大学士年表”和“文祥传”，文祥是同治“八年丁母忧”，“百日假满，未出，天律教案起，力疾还朝”。同治十年“二月授”“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一年六月“任大学士”，七月“为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十三年为“武英殿大学士”。光绪二年“五月卒”。这与容氏所忆相去甚远。这里暂从容闳所忆。
（11）《清史稿·穆宗纪》“同治九年”。
（12）（14）（15）（17）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0页。
（13）《曾国藩全集·曾文正公奏稿·请以陈钦署天津府折》（同治九年八月初七）谓“谨会同工部尚书臣毛昶熙、江苏巡抚臣丁日昌、署三口通商大臣臣成林恭折驰陈”，疑四人之一应是成林，恐容氏所忆有误。
（16）（19）参见《曾国藩全集·曾文正公奏稿·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
（18）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1页。
（20）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留学生事务所之终局”。容闳称陈兰彬“极力欲破予之教育计划”，吴子登则为“留学生之大敌”、“为陈傀儡”，而李鸿章在政府就此事征求意见时，“李文忠此时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67页“李鸿章奏折”。
（22）黄继宗、于醒民《洋务运动中留学生的派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23）（24）（25）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3页。
（26）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8页。
（27）《西学东渐记·代跋》第15页。
（28）《西学东渐记》第95页载：“1874年，李文忠从留学生事务所之请，命予于哈特福德之克林街监造一坚固壮丽之屋，以为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永久办公之地。”这可以帮助对“新建”二字的理解。
摘自《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揭阳市社科联郑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