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这里的，除了很多从事潮学研究多年的长辈学者，以及来自韩山师范学院、汕头大学的比较年轻的同行之外，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和新加坡的40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因为我们举办这个讲座系列的动因之一，是要庆贺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成立，所以，讲座的第一讲还是应该跟潮学有一点关系。但是又考虑到在座有很多同学和同事不一定是从事潮学研究的，过于专注地方性研究的题目大家不一定感兴趣，所以用了一个比较圆滑的办法来处理，就是给演讲套了一个很大的题目：“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其实我是想结合潮学研究的例子，谈一谈这些年来自己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一点心得。在座有很多从事潮州历史文化研究多年的前辈，一讲到潮州，就肯定是班门弄斧，但个人以为，还是应该就自己对整个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些感受，与年轻的朋友们交换意见，同时也向各位长辈请教。
我今天想跟诸位讲三个问题：一是地方史与区域史关系的问题；其次是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思考；此外，我还想猜测一下，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角度猜测一下，未来我们有关潮州研究一些可能的方向。
一地方史与区域史
(一)学术史回顾：社会史的视角
潮学研究的学术史，不用讲得太多。我们一讲到潮州的研究，很自然，就会想到饶宗颐教授，会想到20世纪初以来在这个领域里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很多很多学者，包括知名的和更多不太知名的前辈学者。现在我们都在享他们的福，没有前辈学者多年的积累，我们今天许多工作都是不可想象的。
最近这十多年来，在很多的学者推动之下，潮州学研究有非常大的进步，甚至可以不是很夸张地说，在目前中国各地，以某一特定地域性文化或某一区域的历史发展作研究的诸多的群体里面，潮学研究者应是最好的那几个研究群体之一。我们的成果，一方面是学术的积累，特别是在历史资料的整理发掘方面，取得了大家都很熟悉的很多成果，我就不多讲了。另一方面，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在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区域历史研究群体中，潮学的研究最具有区域社会史的味道。潮学研究的许多论著，相当符合现代的学术规范，而且有一些研究成果，具备了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与国内的、国际的学术主流对话，受到国际上一流的社会史研究者关注的水准。我觉得，做到目前这一步是非常难得的。
(二)地方史研究的魅力与超越
我现在想讲的是，潮学研究要如何超越地方史的传统。现在国内有很多的研究是跟地方史有关的，我们现在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包括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湖湘文化、徽州文化等等，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与传统的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有比较深的渊源。现在，也许是我们要认真考虑怎样超越地方史研究传统的时候了，这也是我们这个被人家称为“华南研究”的群体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地方史的研究当然有其无穷的魅力。从事地方史研究的，常常都是本乡本土的学者。我们很热爱自己的乡土，热爱自己的文化，就像我一样，特别喜欢吃潮州菜，看潮州戏。这样，我们在做地方史研究的时候，就常常不自觉地会有一个“弘扬”的心态。这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一个史学传统，学术传统和我们的个人情感的交融，赋予这样的地方史工作以独特的魅力。一个跟你个人的感情可以交融在一起的研究，确实是一件很容易让人着迷的工作。对于个人来说，在你熟悉的氛围中，在你自己的社交圈子里边，做着这一类的研究，常常会得到你比较亲近的人的关注，可以得到这些亲近的朋友的赞扬，也容易在当地获得比较好的名声，我相信这些都是这类研究的魅力所在。在我们潮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们潮州人在海外的很多乡亲对家乡有深厚感情，他们也希望通过对地方史、地方文化或乡土文化的研究，来找到一种熟悉的感觉，来表达和稳固他们的认同感。所以，许多在海外或外地经商成功的潮州乡亲，很乐意资助支持我们潮州搞这样的研究。所以，我们从事这样的研究工作的同事，常常比较容易有机会开展大型的活动，有比较多的到国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这样，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比较有国际性的工作。这也是一种魅力，也是对研究者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因素。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就常常感受到这样的魅力和吸引力的存在，也从各位父老乡亲的热情帮助和扶持中，得益良多。不但是在潮州这个地方做研究，许多从事其他地区研究的同行，也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体验。
不过，我们还有做为学者的另外一面，对于做学术的目的，我们还是会有更深沉的思考。我做潮州地方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我热爱潮州的河山、人民和文化，也在自己的论著中，发现了一些前人较少注意的潮汕历史文化现象。但是，做学术的目的，也许不仅仅到这个地方为止。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做任何课题，最后还是希望在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中，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一些痕迹。特别是我们这些做中国史研究的人，做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人，总是希望我们这样的研究，最终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建构或者重新理解，会有一些帮助，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的研究之后，可能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有一些对话，可以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的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去。
这似乎是一个相对较高一些的要求。但是我相信，如果做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其目的仅仅在于弘扬这个地方的文化，或者仅仅是为了让一些在别的地方长大，特别是在城市长大起来的年轻人，增加一些对家乡的了解，这样的工作，从学术的意义上来说，是不够的。所以，我相信目前的潮学研究，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学者，都努力地在做一个可以有更强的学术对话能力的工作。
(三)作为社会史分析工具的“区域
我不能很确定地讲，区域与地方有刊·么不同。只能说，根据我的理解，“区域”在社会史的层面上，可以作为一种分析的工具被使用。所以，在遇到“区域”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也许不一定要马上很直接地联想到一个有固定边界、很确定、很僵硬的一个地域，然后再画地为牢地在这个区域里边，用一些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的、甚至只是读中国通史教科书得来的某种思想的框架，去考虑问题。
把“区域”理解为一个分析的工具，其实就是要把“区域”跟“人”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在做社会史，在做人的历史，所以，当“区域”跟“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区域”这个词就不是地理的概念，而变成是一个与人的思想和活动有关的分析工具。这样的表达，也许比较符合我们这些人做潮学研究的初衷。从《潮学研究》创刊开始，我就一直是这个刊物的作者，我也有机会参加几次有关潮学的研讨会，我们一直在讲的是，潮学研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研究人的活动，即潮州人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在潮州这个地方所发生过的事。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
要研究潮州人的活动，当然不仅仅历史学这一个角度。要研究潮州人，还可以从文化学的、文学的、语言学的、戏曲艺术的等等许多角度来进行。但是，在这些不同的学科中，我比较熟悉并且感兴趣的，还是历史学，以下的讨论，还是主要以社会史为中心来展开。
“潮州人”这个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被讲起，也许从隋唐时期就有了。我们都知道，苏轼给韩文公庙写碑时，已经用到“潮人”这个词。大家都知道那一句话，所谓“始潮人不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是讲潮州人原来不太懂得读书的。其实，在传统时期，我们讲某人是什么人，常常是与他的地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讲“潮人”，就是讲在传统时期，你是在潮州这个地方人籍的，你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用的是潮州这个地方的户籍。所以，在传统的观念里边，有潮州人、漳州人、泉州人等等的分类，通常都是与地望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潮州人”这个词的，尽管“潮州”的行政区划一直有变化，但这个概念的意义就是这样。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另外一个事情。饶宗颐先生在他的《为何要建立潮州学》一文的开头部分，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使后来很多学者都有兴趣与他讨论的观点。他讲，客家研究其实是潮州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这个观点，即使只是从“潮州”行政区划范围变化的角度去讨论，也是包含了很多可以讨论的内容。对饶先生的这样一个“反常识”的判断，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注意到在这一个判断里边，“客家”与“潮州”变成两个既有联系，又可以拿来相互对比的东西。这或许意味着，如果把问题放到与“客家人”相对的角度上，“潮州人”或者“潮州”的内涵，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这里，多了一个叫“客家”的东西出来，而客家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是一个以籍贯作为其分类标志的概念。客家是一个带有近代学术色彩的族群概念。如果看过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自然就明白，客家作为一个族群或者一个种族概念，被制造出来，经历了很长的一系列的过程。最开始，可能是19世纪后半期关注土客大械斗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和研究者，开始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客家”概念。20世纪最初几年，温廷敬等人在《岭东日报》上发表许多文章，讨论韩江流域的地理，也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给“客族”和“土族”划界的。后来有个顺德人黄节，在上海出版《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开始在讲，福老人和客家人既不是“粤种”，也不是“汉种”。这就引起一个非常大的，关于什么是汉种的讨论。我们原来似乎都很清楚，广府人是属于广府，而潮州人是屑于潮州的，这是两个带有地缘认同或者地域标志色彩的人群。到了这个时候，因为“客家人”这个不是地缘认同标志的概念的引入，也就开始把广府人和潮州人也变成了一个族群的概念，而其分类标志似乎也就变成了以语言为主。在罗香林先生的书中，他不用“民族”这个词，而是用“民系”的概念。但在他的讨论中，讲福佬话的人还是被称为“福佬”，而不是“潮州人”。以“潮州人”作为讲福佬话的“民系”的专称，是更晚近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一旦“民系”这个词与“潮州人”联结到一起，“潮州人”这个概念就变了。
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自然地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潮州人”这个词了，把讲潮州话的人叫做潮人，把研究潮人的学问叫做潮学。这时候，区域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这样一来，我们讲区域社会史时，“区域”这个词之所指，已经变成一个不一定跟地理边界对应的概念。饶宗颐先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他提醒我们，其实很多客家人就是住在历史上叫做“潮州”的这个地方的。只要看回清代前期以前的情况，包括仔细读一下《乾隆嘉应州志》，读一下《嘉应州志》引用的明代那些文人的诗文，就会明白饶先生的提醒可能包涵了很深的意义。这些人可能是现在讲客家话的人群的祖先，但当时他们写的诗，还是在讲自己作为潮州人的感受。他们那时没有族群或“民系”这样的概念。因为可能有语言不同而产生的分类的意识，但是族群的观念是没有的。
到了近代之后，我们在讲潮州人的时候，潮州这个区域的概念又有了变化，已经不限于客家人跟潮州人的关系问题了。潮州人中出了很多很多的所谓“华侨”，他们移居到了东南亚，到了现在不属于中国疆域范围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还是努力地保留讲潮州话的习惯，建立潮州会馆、潮州商会，演潮州戏，不断回家乡投资，寄侨批回来，还在家乡做各种公益事业等等。与此同时，他们首先还是一个中国人。到了海外，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异文化的环境里边，你就可以看到潮州人在那个地方，有了很多重的身份，多重的被别人定义的身份或者自己认同的意识。到了这时候，什么是潮州人这个问题，就变得不仅仅是血统或者种族那么简单的事，而是一个心里边你觉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潮州人的问题。这时候，潮州人就变成了一个很多重的认同的一个部分。如果从这一个角度去讨论区域，讨论区域史，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生活的经验可以共鸣的道理。也许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要先把这样的道理想得比较清楚一些，放在头脑里面，才知道怎么样去定义，明白我们自己的研究是在哪一个层面上做的工作，哪一些基本的前提是我们应该重视的，或者被我们不言而喻地忽略了。这样，区域啊，潮州人啁，潮学啊，这一类的东西，就变成一个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上的，比较有分析性的概念。
当然，“区域”这个词，讲起来不仅仅是那么简单的。我这里只是用“潮州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去讲我心目中的潮学研究。如果把潮学研究看成是区域社会史的话，我会怎样去想。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历史学者，我们最终的带根本性的关怀，还是想对中国的整体的历史有一个新的解释。但是，不应该把中国历史当成是一个个区域历史的简单的相加。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太大，内部千差万别，只有把每一个地方都搞清楚了，我们才可以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这样的表达，跟我们从中学以后培养起来的关于知识的经验，跟我们的认识结构，是吻合的。但是，这其实是不对的。当我们用某一种特定的方法重新解释一个区域的历史或一个区域社会文化的时候，其实已经在一个比较根本的层面上，一个合乎学术规范的、有深度的、有对话能力的层面上，改变了你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看法。就是说，当你用一个新的方法，去看中国的一个地方的历史的同时，你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就变了。这就是我要讲的，为什么我们要把潮学研究作为区域史来对待，认为这样的研究会有很高的学术对话能力、会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的道理。如果我们以为只是机械式的，像做拼图或者像叠积木那样，每一个地方的学者，都把这一个地方的区域史的研究作好了，我们才会有一个新的中国历史的解释的话，那么，这个工作永远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潮州绝对不是最小的研究单位，潮州的人口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多，内部更是千差万别，你还可以一直细分下去。几乎每一个村落，可能都值得一个学者用一辈子的功夫去做研究。好在我们头脑不是那么笨，只懂得做算术的加减法，我们的思维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的推导过程，人的认识结构的一个部分改变的时候，整个认识结构也就变了。正因为这样，区域历史研究的每一点发展，都可能对我们关于整体历史的观念产生冲击，从而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认识也随之发展。这就是人的头脑的好处。
我们在做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的时候，常常受到的一个批评，是说你从事一个地域的研究，属于微观的范围，不能够做宏观的解释。这种说法所以能够存在和流播，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你的研究真的做得不好；第二个，可能读你的研究作品的人实在太笨。如果你确实做了一个好的研究，读你的研究论著的人又够聪明的话，他看了之后，就可能会改变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要在这样意义上去讲“区域研究”的理由。
二区域社会史的若干方法问题
(一)时间序列与“地点感”
我想讲的与区域史研究方法有关的第一个问题，是时间与地点的问题。本来做历史研究，时间与地点是不官而喻的前提，好像是不需要再去讨论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史研究中，与时间、地点相关的问题似乎还比较多。
从资料的角度讲，本来我们必须审视每一条材料，不管这些资料是你在田野工作中了解到的，还是在文献中读到的，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以前，总是要小心地弄清楚，这样一个材料，是什么人，在什么场景中，在什么书里或者在什么场合里。写下采或者说下来的?他讲的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景下的事情?在使用每一条材料的时候，这些都使我们必须弄清楚的。但是，眼下的许多地方史和区域性的研究，就是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步骤。
过去我们的传统历史学家，常常会做一个资料长编，把每一个事情、每一条材料都放在历史序列的一个点上，把时间与地点确定下来。这样，就可以不违背常识地去进行你对历史的解释，或者增加你对地方社会的理解。这本来是常识，真的不应该在这里讲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很麻烦的所谓研究，他们要讲某一个地方文化的特质时，会凌空跨越历史，在不同的场合产生的不同的资料来源里，甚至在其他的不是属于这个地域的资料里面，随心所欲地抽取一些材料去建构他的所谓体系。我们不时有上当的感觉，就是常常在读书偶有心得的时候，一查对原材料，就发现作者有意无意地把时间、地点弄错了。不仅是做社会文化研究的人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做一些很实在的，题目，如人口史、移民史、经济史等等，我们也常常碰到这类问题。所以，我还是觉得，起码在现阶段，强调在做区域社会史的时候，把每一件事情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真正的落到实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够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在那里天马行空，笨人才会觉得天马行空是一种享受。天马行空是凭聪明就可以了，但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所以才会偶尔有点小聪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可能是一些更聪明的人，所以相信下笨功夫才是最有本事的。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们做区域社会史，当然要弄清楚时间的先后，不过我们不是在做一个机械的、非常科学化的资料长编。当把自己分析的架构加到材料上面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就要比较小心地知道，如果对各种社会现象、各种各样事件人物、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分类处理，不同的事件和不同的现象，有它们自己内部的时间的节律。各类历史现象和历史因素的节律，其实不太一样。读读布罗代尔所讲的长时段这一类的理论，自然就比较明白这一类的道理。我们在做研究，特别是在做生态、经济、人口、移民等等这一类的研究的时候，要比较小心地去分析讨论自己在处理的那个问题的内部的时间节律和它的周期，弄明白这个节律和周期之后，再仔细地看它与周围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和因素的关系。人的生命周期，在传统时代，也许是30年，也许是60年，这也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周期。如果你是研究一种经济活动，你要研究信用机构，研究融资过程，那么它们的周期可能就不一定那么短。一盘生意，可能在——个人死了以后，还是要做下去的。在某一个具体比较长的经济活动或商业经营的周期中，或者因为在其中的人生命周期的问题，所以这些经济活动的周期也会跟着变化。我们就是要仔细地考虑这些问题。科大卫讨论过一个宗族或一个庙宇超越人的生命的周期的问题，从中不但可以发现中国人做生意的某些习惯，也许还可以追述到其他更长、更悠久的文化传统。风俗的变化当然更慢了。这些就是我们要注意到，不同的历史因素背后的时间节律不一样。
在地点的问题上，我们在做区域社会史的时候，就是要特别小心地知道，自己研究的那个区域内部，起码在地理意义上，不是均质的。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使用不同的区域的概念。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要去想，你要处理的这个现象，是准在什么地方做出来的；你要处理的这一句话，是谁在什么地点、什么环境下说的。不可以离开具体的这一类有差异的地点和背景，去一般性的讨论一个地方的特质。也就是说，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时，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以及不同地点间的差异，要有不自觉的高度敏感。
(二)“地方特点”何以常常成为假问题
这就引到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上来了。关于“地方特点”的描述为什么常常沦为学术史上的假问题?这是做区域史的人经常会碰到的事情。人家问你说：你最近在做什么研究?如果是我，可能会很实在地说，最近对潮州有一点兴趣。紧接着的，常常是这句话：潮州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啊?甚至有人会跟你说，如果你不能把潮州这个地方的特点概括出来，那你这个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啁?这样一来，什么叫做“地方特点”，就变成一件事。
地方性的特点，是直接诉诸我们每个人日常经验的感觉的。那种地方性的差异，你在日常生活里边，每分钟都会感觉得到。这种差异确实是存在的。湖南人与广东人一定有某种不一样的地方；山西人跟徽州人都在做生意，他们经商的习惯似乎也有所不同。广东所谓“三大民系”之间的差别，似乎在日常生活中也让你隐约感觉得出来。问题是，如果以为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类诉诸经验感觉的地方性差别，用几个名次概括出来的话，那么，你就很可能掉进到一个假问题的圈套里边去。这一类可以诉诸感觉的东西，常常是积累在你的生活经验中的。它对你做去生意、去当官，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处事都非常有帮助。但是如果要把这一类诉诸感觉的经验，用一个理性的学术概念，一个学术的术语表达出来，就是个很大的难题。你的感觉是跟你的日常生活、跟你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别人听到这个术语的感觉，可以与你的感觉截然不同。
先不讲潮州了。我们读过一本讲广东文化的书，这本书概括广东人有七个特点，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提法，叫做“远儒性”，就是广东人离儒家或儒学很远。其实，儒学传统在一个地方的影响，人的经验似乎可以告诉你有程度上的差别，甚至也可以用有功名者的数量、儒学教育的程度等等，去做某些定量的工作。但是当你用“远儒性”三个字，来描述一个省区的文化特质时，在每一个人头脑中产生的感觉仍然是非常怪诞的，因为广东这个地方也出现陈白沙这样有全国影响的大儒，也有过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地位崇高的像学海堂这样的教育机构。先不讲一个省区内部历史发展过程和地域结构严重的不平衡性问题，就是与周边的省区相比，距离儒学孰远孰近，自然也只能见仁见智。关于广东文化特质的归纳，还有更多地被提到的一个特点，叫“开放性”，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举出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反例，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当你讲广东人具有“开放性”的时候，是不是讲其它的地方文化都是封闭的?若然，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若否，则所谓“特点”无从谈起。
更复杂的问题，当然是应该先弄清楚何谓“广东文化”，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先不去讨论了。
地方史的研究者，常常急于把自己心中感觉到的这个地方与那个地方的差别，用一些很简洁的词语去概括和表达。但必须很清楚地知道，你的感觉是很难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到另一个人那里去的。急于概括描述所谓“地方特点”者，或者读书太少，或者缺乏通识，当然，更糟糕的情况是二者兼具。
如果我们试图在学术的层面上，去讲一个地方的社会的特点，我以为是没有办法用一个简单的术语去描述的。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用历史学的方法，像今天在座和不在座的许多前辈学者教导我们的那样，把这个地方的历史变化过程，一步一步地讲出来。当然，这个叙述的过程，也就是选择的过程，而叙事的结构和史实的选择，也就反映了你的历史观念和对所谓“地方特点”的理解。也许别人看了这样的描述，就会对这个社会运作的机制多一点理解，他也会因此感悟到这个社会内部结构的某一些侧面。然后，他对这一个具体的地方文化、或者地方社会的特点，就会有他自己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地方特点”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而不是讲不出来的。
(三)因果与机制
我们碰到的另外一些做区域史研究的很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都要面对大众，要面对传媒，而大家常常感兴趣的，是关于历史上的各种因果关系的解释。例如，大家常常会问你，潮州有那么多人移民海外，原因是什么?我们的脑袋都够聪明，马上就可以不假思索地讲出好几条：第一，有很长的海上活动传统；第二，这里地少人多，生计压力迫使人口外迁；第三，潮州的地理位置，在利用季风航行的近海帆船贸易时代，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等等，等等。很简单地，我们随口就可以讲出五六条这样的道理来，而且每一条都真的都有道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做这一类解释的时候，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在描述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小心地想清楚的问题，其实是：这件很具体的事情的实际的运作机制是什么样的，而不是从一般概念的演绎上去讲原因。有很多同学的论文，包括本科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在讨论一个地方历史发展中某一现象的原因时，常常无所不包地罗列所有或真或假的可能性，包括自然形态啊，交通条件啊，人文环境啊，风俗习惯啊，什么人口土地比例啁，……等等，等等。但那些原因常常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像“地心引力的存在是历史发展之最根本原因”的命题一样，讲出来没有人会说不对，但也投有人因此得到任何启迪，因而在学术史上差不多毫无价值可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需要弄清楚的只是，某一件很具体的事情之所以会以这样的形式发生，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追寻因果关系时，真正想明白的东西。
我们主要是在人文学科的传统下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这有别于自然科学的解释性传统。自然科学的解释常常包含有某种函数的关系在里面，自变量啊、因变量啊，自变量有这样的变化，因变量也就跟着有那样的反应。那是一种解释的工具，常常不是一个实际的过程。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人文的社会，我们在处理因果关系的时候，当然还是会记住，什么地球有吸引力啊，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不低于21％啊，太阳正在“正常地”发光发热啊，这一类的道理，如果这些物理性的条件不存在，人类也就消失了，当然也不会有所谓历史。但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在解释历史的因果关系时，会把太阳的存在作为他要罗列的许多原因之一，虽然也许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绝大多数的所谓“原因”，在历史学家看来，都是不言而喻的“前提”，不管是不是弄明白了，反正可以不管的，就应该尽量不管。
所以，我们相信，在一个区域史的研究里面，如果真正对因果有兴趣的话，最重要的，是去看实际运作的机制。这一个机制不是我们一般性地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要真正去想，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历史时期，我们是当事人，我们要办成这样一件事，我们该怎么样去做?
前面说到，讲潮州人为什么经常出海，为什么有出海的传统，那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要弄明白的是，如果是明代隆庆以前，潮州人要出海，怎么才出得去?造一条双桅船或三桅船有多麻烦?官府会不会来抓?要靠什么人脉关系或者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你才可以出去?清代康熙二十三年以后，你要出去贸易，又是怎么样走的?举一个例子，假定你生活在乾隆五十二年，要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该怎么走?因为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当局对中国船只有新的严格规定，在中国来的船只中，只有福建的船才有可能带人过去定居。每条厦门船每次可以带水手旅客共500人过去，必须有250人随船回来，过去与回来之间，有250个人的差额，这些人就有可能留下来经商和定居。而潮州的樟林船，则每条船只能去100人，随船回来的也是100人。从广州及附近地方出发的所谓广州船，也是要求出去的人数应该与回来的人数相等，每条船150人。在这样的贸易制度之下，当时潮州人要去巴达维亚做生意或去打工怎么办?我们现在有机会看到当时档案的记载。巴达维亚华人公馆的档案现在保留在荷兰莱登大学，有一部分也已经公开出版，大家都看得到。从不少诉讼案件的记载看得出来，当时许多厦门船从厦门开出来，第一站就先到樟林，在樟林上客，然后才到巴达维亚去。所以乾隆五十二年时，潮州人要移居巴达维亚，就得坐福建船去。这是传统时期，在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之下，让潮州人移居巴达维亚的整个机制的重要部分。如果不明白这样的机制的实际运作情形，以及这套机制背后的不同国家的不同制度，去讨论清代潮州人海上贸易活动活跃的原因，难免有陷于空谈之虞。
我们常常引用的有关潮州社会经济史的另外一则材料，就是(嘉庆澄海县志》的那条记载，说是当时有一些糖商，即开糖寮的人，先贷款给蔗农，到甘蔗收获的时候，他们再把甘蔗收回来，加工成食糖以后拿到外地去卖。在过去有关“资本主义萌芽”或商品经济的研究中，都明白地讲到这是商业资本对农业生产过程的干预。其实，在这一个过程中，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更仔细地去思考。其中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金融和信用的机制。如果我是当时的一个糖商，我是开糖寮的，我怎样去找钱呢?我把钱贷给蔗农，怎么才能保证他们会把甘蔗交回来给我?我加工出来的糖怎么才能运到外地卖出去?这个信用机制实际运作的整个过程，我们得很小心地去想，而不能凭空假定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有了钱，有了供求关系存在，商品就会自动流通。其实不是这样的。
每一件事都是要人去做的，每一种制度都是人的创造物，人类历史上，也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真正是理所当然一定会发生的。所以，研究区域社会史，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想要做成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利用的其所居处的社会中很具体的那一类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
(四)典章制度与地方性知识
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做区域研究的人，常常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区域里边内在的秩序、规则中，也包括当地人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在内。我们常常会忽略，在这一类看来是比较属于地方性知识的现象、事件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国家的制度存在的。在中国区域社会研究中，这是我们要再三强调的一个道理。讲实在的，在中国的版图里边，做区域史的研究，现在做得最好、最有社会史深度的，是关于台湾的研究。但是台湾学者的研究存在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在很多的研究背后，缺乏对国家的典章制度的关注。所以，他们对很多特定的有意义的历史现象的研究，常常是离开王朝的制度去讨论的。结果，在我们这些读过比较多政治史的人看来，就会感觉到大的历史脉络不太清楚，厚重感显得不足。
我们常常讲，中国是一个国家制度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地方。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组织架构，在很长时间里面 (一直延续到现在)，其正统性来源之一就是国家的制度。刚才薛君力院长有很长的一段话讨论到宗族，我们这一群朋友里面，好几位对宗族都有研究。他们在强调的，也是看来好像很地方性的宗族制度的发展，其实是国家的礼仪在不同地方表达的一个过程。国家的礼仪在地方社会的表达，一方面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的普及，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又利用国家的话语，来回应接受国家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仅仅是按照典章制度去办的事情，我们要明白其所蕴涵的典章制度的背景；其实，很多看似“反制度”的行为，其背后还是在制度的框架内发生的故事。例如，我刚才讲的巴达维亚的这个例子，潮州人利用厦门船的配额移居巴达维亚，看似违反制度，其实正是当事人在制度的框架中成功达成自己目的的最好例证。虽然这个例子中，被违反的制度不是中国朝廷的，是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政府的制度。再举另一个例子，明清两代，特别是到清朝的时候，中国跟琉球王国之间，有一个相互的海难救助制度。中国的船只如果遇到了海难，漂流到琉球，琉球王国会尽量把这个船修好，再把遇难的船民安全地送回到中国来，主要是送回到福州，这是清朝指定的琉球王国的朝贡贸易港口。如果是琉球的船碰到海南，漂流到中国沿海的话广中国的地方政府也是要把他们送回去的。最早以违反制度的方式利用这个制度的就是琉球王国的船民。有好几位日本学者研究了这个过程，在《历代宝案》、《通航一览》和琉球王、日本的一些文书中，都保留有关于这个过程的丰富资料。在朝贡贸易体制下，每个朝贡国隔多长时间，可以派多少艘船到中国来贸易，是有一个规定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在这个规定之外做生意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出海后就说是遇到大风浪，一遇到风浪，船就不受控制了，漂流到中国沿海也就不是船户和船员的责任了，漂流过来以后，为了修船，船上运载的货物就只能卸下来，卸下来就是要卖掉嘛。卖完东西之后，帮你把船修好，又回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经常地发生着的，看起来在反制度，但是实际上是利用制度的作法。中国的船民也一样的，《历代宝案》里也有类似情况的记载，包括潮州樟林这边的船。一条船在这边装运了红糖，驶到乍浦去把红糖卖掉，再到现在东北的营口一带运了一船大豆，出渤海湾就遇到大风，遇风以后，这条船就自然就被吹到琉球去了。按照朝廷规定，如果船破损太严重，那就不用修了，可以把船就地焚化，拿几个船钉回来注销这艘船在广东挂的号。以后到东南亚一带再造一条新船，又可以再去挂号了。这样，其实就可以在琉球把船卖掉，再把东西也卖掉。接着，琉球的朝贡船只就把这些中国人送回来，随身带几根铁钉就回来交差了。只要细读史料，就会发现很多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好像与典章制度相违背的行为，其实还是在典章制度内部做事的。
所以，在做区域性研究的时候，始终要弄清楚，朝廷的典章制度在这个地方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只有这样，才会了解地方上的人们做事的方式。
如果把这个问题讲得更玄一点、更复杂一些的话，或许可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在做事的时候，其实是不会很直接地想到朝廷的制度的，因为朝廷的制度已经早就内化在他的头脑里面。这是他长期生活在中国这个地方的结果，周围的人怎么做，他也就跟着做。所以，研究者不能假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是理性地掌握了典章制度的人。这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地方生活和做事，国家就差不多已经跑到你的灵魂和身体里边去了。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一层道理。一个很认真的研究者，或许会去探讨为什么自己的研究对象没读过多少书，而能够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下把事情办成。其实，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制度的条文，也不需要真的懂得这些条文，朝廷的典章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氛围，塑造他的各种各样的举动。在中国，所有的地方性知识都带有国家制度的色彩，典章制度的色彩，这个道理正是我们千万千万要记得的。不懂得国家的制度，去讨论地方性知识，是无法让读者找到对历史脉络的感觉的。
(五)“大历史”观念下的区域史
我们做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讲出几句反常识的话，当然，这里所谓的“反常识”，是在深刻理解学术史和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的基础上达成的。如果你讲的话都是别人说过的，那么，你只是在做教育，而不是在做研究。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研究的结论一定是反常识的，而教育则不需要这样，教育就是要把常识教给大家。一些本来不太懂得学术思维的人，经过很多学术常识的教育，慢慢地学会一种学术思维的方式，最后就懂得去做反常识的工作，这就是学术创造。
从这样的讨论，我想引出什么问题呢?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研究一定是反常识的话，那么，研究区域社会史的时候，我们要在哪一个层面上反常识，才算是有学术价值的工作?这是值得好好去思考的。区域历史做得越细，地方文化研究得越细，就越容易发现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越能多讲一点别人不知道的现象。但是，不要以为你讲的话别人没有讲过，那个东西就必然是学术意义上“反常识”的创造。其实不一定。这要看你是在跟什么人对话。我们做研究的人，常常会形成一个个小的群体，现在大家也都很明白，我们每个人懂的东西其实很有限。某一天读了一本书，讲出来的事情，周围的七八个人都不知道，你以为那个东西就是“反常识”的创造吗?不是这样的。学术史意义上的反常识，是在你讲出来的事情背后，要有一个大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必须是反常识的。你要面对的，是自己的研究结论的前提，而不是结论本身。也就是说，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你的研究结论的前提，必须是反常识的。所以要有好的学术史的训练，要有学术的通识和宽广的眼界。
所以，做区域史研究不能自言自语。比如说，我们做潮汕史的人，把潮学做得很好，我们讲出来的话，是过去做潮汕史的人没讲过的，这样的成果当然应该发表。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最后追求的，是做这样的一种区域社会史：我们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和结论的前提，必须是其他做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也没有太明白的。即区域史研究的结论，在“大历史”的背景下，也具有学术史上“反常识”的意义，这才是我们学术的目标。
另外一个方面，“区域”是一个分析工具，是一个非常动态的分析工具。在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区域想象成是非常开放的，有非常广泛的、多样的外部联系。在做一个地方历史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回到历史的实际过程中去思考。一个地方的历史，是跟一个大的历史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大历史，可能是更大地域的历史，也可以是国家政治的过程，还可能是跨国的历史。如果做一个具体地方的研究，而没有大的历史关怀和更大的历史脉络作为背景，这样的工作做出来以后，其对话的能力可能还是有限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学生，他们写的论文，在某一个具体的研究上，其实做得很精致、很细致、很深入，材料收集得差不多穷尽了。但是有时候你读文章以后，也许还是感觉到，有那么一点不太满足的地方。其背后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大历史的观念。大历史也是很多元的，并不一定是中国通史。但是一定是与你要研究的问题，和由所研究问题所定义出来的区域有关系的，一个更大的地域范围的历史脉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区域研究常常不小心地变成了自言自语。
这是我想讲的，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
三潮学研究若干可能的方向
下面，我大胆地在诸位前辈面前猜测一下，潮学研究有哪些可能的发展方向。其实，这些方向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在做，而且做得也不错。不过，因为我们是在祝贺一个新的研究所的成立，还是应该对它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建议。所以，我斗胆在这里做这些猜测。
(一)更具经济学色彩的潮汕经济史
我想首先提出的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更加具有经济学色彩的潮汕经济史研究。我自己是学经济史出身的，可能对经济史有偏好。现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在内，其分析的概念和思路，基本上是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里边。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教育部统编的经济史教材的编写，大概也是从有明显古典经济学色彩的套路去写作。不过，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边际理论的产生，理所当然地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有重大的冲击才对，可惜目前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还没有看到太多更好的工作。
我觉得，对有兴趣潮汕历史研究的年轻同事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域。我想到的一些题目，常常与近代潮州的跨国金融活动有关。在经济史研究中考虑到边际理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就不应该把资金或者资本的运作，当作一个与具体的融资手段或金融工具无关的理所当然的过程。货币、金融、信用、贸易的组织形式、成本核算这类在现代企业内部管理中要面对的事情，在经济史研究中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题目。弄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对历史上经济运作的机制有更多的了解。
昨天我向潮汕历史文化中心的杜经国老师请教过，我们中心收集了几万份侨批，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对侨批的研究也有很好的成果。例如，通过侨批我们可以研究近代邮政事业；也可以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整个潮州地区慢慢变成一个侨乡的过程，华侨大量出洋，以及华侨汇款，这些现象对侨乡社会有重大的影响；甚至还可以通过侨批去研究一些很杰出的华侨领袖，包括重要的华侨家族。这些都有相当好的研究。但是我一直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史题目，是真正值得去做的，就是用侨批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以侨批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国际金融活动。居住在海外的潮州人，他们到海外的批馆，在新加坡、马来亚、槟榔屿等地的批馆寄钱回家的时候，他们交给批馆的是当地的货币。我们已经知道，批馆不一定收他们的汇费，而是用一个略低于当时的实际汇率的折算办法，把他们交汇的本地货币，折算成一个在国内可以流通的货币单位，前期基本是银元，后来用国币，直接把数额写到批信上面，然后这封批信寄到汕头。与其联号的汕头的批局拿到这个侨批，就会通过“批脚”，尽快把钱交到收款人手上。这封批信流转的过程及其机制，我们已经比较清楚，现在没有真正弄清楚的，是货币流动、兑换和国际结算的过程。海外的潮州人在新加坡等地交汇的叻币，怎么样到达汕头这个地方，变成了国币?这是一个国际汇兑与结算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环节是在香港发生的。例如，当时一些外国银行在新加坡有个分行，在汕头同样也开了个分行，当新加坡的批馆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把收到的叻币放到新加坡的外国银行，然后拿一张汇票寄来汕头，再到汕头的外国银行分行去拿国币。不是这样的过程。实际上，新加坡的批馆是把收到的叻币，在银行换成一张可以在香港兑换的汇票，把它寄到香港去。香港有一些铺号或者有一些人，专门帮批馆在香港再炒一次外汇，而不是在香港直接把这些钱换成国币再汇进来的。经过一个很复杂的炒外汇的过程之后，才换成一个汇票，寄到汕头联号的批馆，也有直接从香港把钱带过来的。这个金融过程，其实牵涉到好几个国家和不同的银行之间的外汇结算，这些精明的生意人非常敏感而有效地利用了汇率的各种差额的变化。只要读读有关清末民初的回忆录，就可以看到，在香港帮忙批馆做金融生意的那些朋友们，每天都要跑到码头匕，去等从上海来的轮船。当时香港的外汇市场，是受上海外汇市场汇率的影响的，这些帮忙批馆炒外汇的人，要很快地在第一时间知道上海那边汇率的变动，才知道在香港这边该怎么做。我们常常以为，批局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有地方特点的、比较乡土的、比较传统的金融和邮政机构。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在近代国际金融与贸易的制度背景中，如何去适应并利用这样的一套近代化的机制。
这方面的材料其实很多。所以，我相信这一类有经济史意义的工作也是大有可为的。当然，作经济史研究，要有好的经济学的素养，数学和逻辑也要更好一点。而且做经济史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事情你要能够要想得很周圆，计算出来的那批数字一定要平衡，不能有内在的矛盾和不一致。做文化史和社会史有的时候，对描述性资料的感悟比较重要，叙事过程中，逻辑性和内在和谐性的要求有时可以不是那么高。当做具有较多经济学意义的经济史研究，数据之间的平衡和逻辑上的周延，是最起码的要求。
还有其他的例子，就是以马尼拉做为中心的那一套白银运输的机制。住在马尼拉的那些西班牙人，需要很多日常的生活用品，这些东西他那边都不出产，要从大陆这边运过去。去马尼拉的，就是泉州、漳州、潮州的那些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海商，可能泉州人和漳州人去得更多一点。他们从大陆运东西去，在那边就运白银回来，两三百百年间运了几亿两白银到中国了，引起了16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很大的变化。这些白银基本上是在墨西哥出产的，通过西班牙人控制的横跨太平洋的帆船贸易线路流到马尼拉，又通过从事近海帆船贸易活动的闽粤海商，运到了中国。这个过程背后，也有一套复杂的折算和结算的机制。这是也是我们应该去弄清楚的。
(二)韩江流域的整体史
前面已经讲到潮州人与客家人的关系问题，饶宗颐先生的论说也提醒我们，应该把韩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过，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掉到其实是这一百多年来才形成的，以作为一个族群的潮州人为中心的历史框架中去。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把原来不管从人文的角度看也好，从商业网络的角度看也好，属于一个整体的韩江流域切成了两块。一半是讲潮州话的人，另一半是讲客家话的人。客家本来是一个民系或一个族群的名字，但在这样的研究趋向之下，客家人的定义也变得越来越地域化。这就有点问题了。
2阗1年我们这群朋友，包括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台湾、香港、内地的学者，在嘉应大学和汕头大学的同事们的大力支持下，沿着韩江从上游考察下来，从蕉岭、梅县、大埔一直下来，坐船到了潮州，最后一直跑到饶平的柘林港那边去。用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走了这一趟，大家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不是我个人的，就是也许我们对这个地域要有一个更大的关怀。
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去思考，从整条韩江总的生态、地形、地貌开始，去重新构建受这些生态、地形、地貌所制约的交通网络和市场的结构、人群分布的结构、社会组织的状况，然后也许还可以分析韩江的上游、中游、下游的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群，这些人群不同的历史发展的周期。如果好好去做，也许我们最后还是会完成一本非常好的韩江流域整体史。这是个很大的关怀，可以真正与国际的学术研究对话的一种学术关怀，可以关联到国际学术界现在或者将来最前沿的很多课题。
(三)地域社会脉络中的村落研究
我的感觉是，在潮学研究中，村落的研究还是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领域。有很多的学者在做潮州研究，但是，真正像人类学家那样，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一个村落一直做跟踪研究，关注村民的生活，体验他们的感觉，即比较长期的、有深度的村落研究，在目前关于潮汕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还是很不够的。
我还想强调的是，去做一个村落的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村落放到一个大的地域社会的脉络里边去考察，不能就一个村讲一个村。时间关系，只好讲这些空洞的话了，不具体去展开讨论了。我自己一直有兴趣做樟林的研究，在研究中我就体会到，如果不把樟林的历史，放到从明代后期一直到20世纪上半期的，整个潮州社会发展的很大的制度性的变化中去考察的话，樟林的历史是肯定讲不出来，讲不清楚的。总之，村落的研究一定要放到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去讨论。
(四)跨国视野下的潮人海上网络
这个问题是蔡志祥教授待会儿要讲的，就是跨国视野下潮人的海上网络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讲海外有多少潮州人，那个也挺复杂的。因为潮州人出去之后不一定跟潮州人结婚，但他不跟潮州人结婚以后，统计起来就比较麻烦了。也许跟那些在美国的非洲人一样，所谓海外的潮州人可能只有三十六分之一，或者七十二分之一的潮州血统。不过，在这里要讲的，不是这套道理。
我想讲的是，如果从一个跨国的视野，去考虑潮人的海上网络，特别是近代以后的情形，就不难发现，我们其实是面对着一个多个国家、多种法律体系的局面，我们要讨论的，是潮人在这种局面下应对和活动的方式。既然我们在强调国家的典章制度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面对着潮州人从古到今把整个环南中国海周边地区当成其传统的活动范围的情况，就一定要顾及这个地域范围内多个国家林立、多种典章制度并存的情况。
潮州人一直在环南中国海周边的地域活动，从来没有中止过。官府下令禁海，他们就跑出去当海盗；海上贸易合法化了，他们就造条红头船，挂了号再出海；近代以后有了轮船，也有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他们就弄个护照什么的，通过海关出去。上千年来，潮州人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的活动网络或者活动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存在着很不一样的国家制度，很不一样的法律制度。所以，就不能以为他们在外面的生存方式，或者他们回到国内的活动，只是受到你的中国的所谓儒家文化或者道家文化的单方面影响。
这里讲要重视跨国视野下的潮州人海上网络，就是说，在研究者的头脑中，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传统的角度去想象潮州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
(五)社会史理论建构的追求
时间关系，这个问题不能多讲了。最后想重复的就是，潮学研究应该在大的社会史理论建构方面，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有所贡献，千万不要自言自语。今天我所有要讲的话，其实就是这一句：做区域研究不能自言自语。我是潮州人，讲这句话，大家应该不会认为我有族群认同方面的偏见。作为学者，我们真正追求的，就是要做一些能够被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被最好的学者所关注的工作。
（《潮学研究》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