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潮州鳄滩上的昆仑奴
日 期：2008-2-1 16:25:25
老师们好，同学们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唐代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第一点，我要说明的就是我到潮州来讲潮州，这是班门弄斧。按一般意义上来讲，班门弄斧带有挑战性，就是到刀斧专家的门口去耍弄刀斧。我毫无此意，绝对不会到这里来讲一句带有挑战性的话。班门弄斧还可以有另外的意思，就是它有叩问性。在班门之外比比划划，向他请教，这就是叩问性。我到潮州来讲潮州，班门弄斧，其实是叩问性的，向在座的老师同学们请教。这是第一个说明。第二点，大家要听的，也许是鳄鱼滩上的鳄鱼。这可能是一个重点，但是我的重点是摆在后面，就是昆仑奴。所以呢，第二点要说明的就是我下面的讲话，是避重就轻。我要讲的不是鳄鱼，我要讲的是昆仑奴。可以说，在这里讲这个课题，假如有什么特点的话，就是两个：第一是班门弄斧，第二是避重就轻。
先有这个说明之后，下面开始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史源。史源即资料来源。(唐代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的资料来源，究竟是出自什么样的历史文献？这就是史源。唐代有一本书叫《岭表录异》，岭表，就是岭外，岭南，记录两广的风物异闻。这本书作者刘恂，是9世纪的。其中讲到这一时期唐朝有个大官，姓李，名德裕。李德裕在政治上受到打击，贬到地方当官。贬下来，他的官比韩愈还小，韩愈还有令潮州刺史当，他仅仅是个潮州司马。但是，虽然政治上受到打击，但原来的官大，就有积累，就有家当。他贬到潮州来当这个司马小官，还是带上他的家当财物。
当时从洛阳，经过长江、淮河，由水路到潮州。在经过韩江鳄鱼滩的时候，这只船磨损了，船上的一部分财物就沉到了韩江里头。那就要命了，又贬官又失财。所以，他就想办法要去捞，自己不敢下水，就叫船上的，文献里记载，就叫“舶上昆仑”去捞。海船称“舶”，叫船上的昆仑奴下去捞。但是昆仑奴看到这里刚好是鳄鱼成群的地方，那是个窟，鳄鱼窟。所以不敢下去。就是这么一回事。
有这回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拿来讲呢?不是。我们还得找旁证，看这个记载，别的书上有没有才行的。北宋有一部大型的类书，叫《太平广记》，相信大家听过的。在《太平广记》 464卷，全文照录了《岭表录异》上面的这一段。那就是同一件事情，两本书上都有，但是后面这本书是转录了前面那本书的，不算两证，仍然是一证。是不是?它录过来的，不是同时记载在两本书上。作学问有一个要求啊，叫做孤证不立。假如你要讲一个事情，只有刊在一本书一条材料，这就叫孤证。单凭孤证，就很危险。这就跟我们评价某位老师某位同学一样。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还要看他一惯表现，有没有惯性?假如只是一时一事，就来作出评价，是不准确的。研究历史也是这样，只有一本书记载，没有其它记载，那是孤证。孤证是不成立的。好，那我们还能够再去找什么书?宋代王谠《唐语林》的第七卷，里面讲到的一些东西可以作为刚才讲的这件事的旁证。它讲这么个事情，就是李德裕来潮州之前，曾经在杭州当官。在杭州时，他对佛门很友好，对佛教界很友好。杭州有个佛寺叫甘露寺，甘露寺有个允恭和尚，觉得李德裕在杭州当官时对佛门很友好，现在他挨贬了，受到降职处分，这个时候很孤单，很苦闷，自己有责任陪他到被贬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历来讲的够朋友，有灾难要同当，同甘苦。允恭和尚把这个过程写了本书，名为《南中李太尉事》，这本书后来没有传下来。但是，《唐语林》记了这件事，留下书中两句话，描写了李德裕被贬期间的生活：“金币为鳄鱼所溺，室宇为天火所焚”。前一句话指他在潮州的遭遇，下一句指他在海南岛的遭遇。他在海南岛也很倒霉，房子挨了大火烧掉。至于潮州这里，他船上的金银财宝掉入韩江，溺到鳄鱼口中。所以有了允恭和尚的记载，前面那一条就不会成为孤证。在使用这个资料的时候，我有了一个交代，就是不只有这一条，还有另外的文献可以作为旁证，来证明当时有这么回事。
唐宜宗大中二年即公元848年，李德裕来到韩江鳄鱼滩上碰到的意外事情，于史有征。刚到潮州，还没坐稳，第二封贬书又把他贬到崖州。只能立刻走，那就到了更艰难的地方。第二年，他就死在海南岛，终年63岁。我刚才说“避重就轻”，现在就来讲“舶上昆仑”作何解释?当时“舶上”有这种昆仑奴，是什么东西？
现在就进入第二个问题：昆仑奴的族属、形貌和技能。
有关昆仑奴，唐代，宋代有不少记载，除了笔记、诗文，甚至还写成传奇，唐人小说里面有一篇就叫《昆仑奴》。然后，就是最近二、三十年的出土文物，不止一次发现的“昆仑奴俑”。根据这些资料，对我们第二个问题提出来的三个内容：族属、容貌、技能，现在基本上可以了解个大概。•文献的记载，昆仑奴是一种南海岛民。这种人头发卷曲，皮肤深黑。但这种人不是非洲人，而是古代的马来人里面的一种，有人把他讲成为“小黑人”。当然没人把非洲的叫“大黑人”。南海这种“小黑人”，水性很好，常常在海船上充当水手，船里面碰到问题需要潜水去修补，就这种人有技术能力。这就是他的技能。第二个呢，驯象，把野象驯服。野生动物需要有个驯养过程，马要驯，牛要驯，猪要驯，象也要驯。但是象那么大，你要驯就要有本事，昆仑奴能够去驯象就有他的本事。而且，他这种能力不但出现在文章里，也出现在佛教的壁画上。菩萨坐在象上，前面有一个拉象的，那个就是昆仑奴。这种人出现在广州，出现在长安，出现在杭州、扬州。出现在潮州就只有刚才所讲的。“物以稀为贵”，这就产生了意义。假如多的呢，那就没什么意思。可以这么说，居然在潮州也有昆仑奴的踪迹，这个就很有意思，在这里就产生意义。
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意义。潮州最早有外国人，究竟是谁?我一想就想到李德裕船上的昆仑奴。后来的时候，等到洋人的时代那就很多了，比比皆是。但如果追溯上去，在九世纪中期，这么早的时候，潮州这里还有外国人踪迹。有文字记载的，可能就是这位“舶上昆仑”。所以刚才讲的这个题目跟海外交通史挂上勾，这也是我想到的第一意义。就是这个事例，作为九世纪中期在潮州，在韩江上就有昆仑奴的踪迹，也就是外国人的踪迹。不过是这个外国人是东方人，不是西方人。第二，大家有时间到韩文公祠去看，韩文公来潮州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家喻户晓的，祭鳄。祭鳄以后谁都知道鳄鱼没有走，但是没有走又没有史书证据，只有推断，就是推到北宋陈尧佐杀鳄。这就是在韩愈祭鳄鱼之后180年提到的陈尧佐。如果我们把它推前，推前到什么时候呢?就是韩愈祭鳄鱼之后的29年。李德裕来潮，这时候，韩江的鳄鱼仍然成堆成堆的。按年代讲，在陈尧佐之前的150多年。第三，昆仑奴是国际汉学界关注的课题。最早探讨的是日本人，还有后来的法国人。这是在二十世纪初，后来陆陆续续发表了些文章。所以这个课题，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这里也说明，我们潮州的地区史研究可以跟全国性课题，甚至国际汉学界课题挂钩。说到这里，我讲的题目已经讲完了，第一个问题是史源，第二个问题是昆仑奴的族属、形貌及技能，第三个是本课题意义。这是正题，正题讲完了就讲副题。
这个副题是什么?就是跟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同学共勉，谈谈读和思的问题。读书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小，实际上它也不是特别了不起。毛主席在延安就讲，“杀猪比读书还难”，(笑)猪是会跑的，你要杀它，它就跑。书呢，不会跑，就摆在你面前，你要读就读。但是，终归对于读书人来讲，读书是个难题。你不信，可以跑到图书馆去看看。很多本科生，研究生天天都在图书馆。读书，还是查书?是在读书还是找资料，你自已有没有想一想。样子是读书，实际上是查资料。读书跟查资料不一样，可以这么说，读书要慢查资料要快。不妨打个比方，就是相当于旅游，旅就要快，游就要慢。(笑)颠倒过来就不得了啦。旅得很慢，在路上不断地折腾，折腾十来个小时才到汕头，你怎么个游。(笑)到了那儿那个导游就赶鸭子一样“唬”地拿着那面旗不断地嚷，很快就算完了。才一个多钟头的游。那个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把“查”和“读”比作“旅”和“游”。查资料很快，进了图书馆，这么厚的资料，别人进去半个小时就出来，你磨半天还出不来，就是你功力很差。你看图书管理员，工具书熟，目录书熟，很快就查出来。但是读书不同，读书得静静地想，不能一口吞下去，就是把读书安放在一个慢节奏，查资料放在快节奏。第二呢，关于读书的程度，读到什么程度呢?心知其意，不要停留在心知其义。“意”和“义”不一样，古代分得很清楚的，意就是意，义就是义。古代的汉语是单音节，现代汉语将“意”和“义”搭配起来。结果下面这个主义的“义”突出起来，上面这个主意的“意”，意思是“意”，往往被淡化了。下面这个“义”是表层意思，上面这个“立日心”的“意”是深层意思。所以我们说这两个“yi”是不同的，心知其意就是这样，这一点意义很重要，读书而知其意，你这个老弟就不简单呀。(笑)所以要注意，就是说不要停留在这个“义”上，还要知其意，得其意。有关读书，千言万语，这里提出点意见就是要与大家共勉。
思考的问题，如果不是很自觉，也常常容易忽略。跟读书一样，整天看到你在读书，有多少的脑筋在动呢?认真读书与强化思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专业来说，史学是史与思的统一。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不止一次说过：教师就是要“教思”，导师就是“导思”。与其轻描淡写，不如把这个话讲尽了。教师就是要教人思，导师就是要导人思。不是一个资料问题，不是一个信息问题，是一个思维的问题。这个问题，属于软件，不是硬件。设备、图书、资料、信息，那个是硬件，那就很容易感受到，缺了一块就一块。软的东西你缺了一大块，可能还不知觉呢。所以这个就很重要。那这个“思”是一条思路，就是引导大家去探索，沿着正确的思路才会有结果。你乱钻，南辕北辙，这边要过河你就往那边走，那怎么行?所以这个“思”，最重要是思路。想对头了，大方向没有错，他必定能达到目的，只是个快慢问题。假如大方向不准确，你就达不到。也许就适得其反。所以现在，物质生活里面，现在的信息手段逐渐现代化。我们面前可以摆着若干机器，一按就亮，就是这里(机器)发达了，这里(脑袋)不要相反。最重要的东西储存在脑袋。智力竞赛是思维的竞赛，这个可不是我发明的，学来而已，奉献给大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生的时候说过的，“任何民族如果想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就一刻也不能忽略理论思维”，毛主席也早就讲过“多想出智慧”，“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除了刚才那个“舶上昆仑”的主题之外，就是这副题，谢谢大家认真听讲。
附录：唐宋佛书中的昆仑奴
二十世纪初期，陈寅恪先生翻阅罗振玉辑录的敦煌佛曲，对(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晶演义)作过详细的读书札记。仅其中“骨仑狮子前后引”一句，他就引用10部文献，详加释证。至1932年，发表专文(敦煌本维摩诘经问疾晶演义书后)，提出“骨仑即昆仑”之确诂(见《读书札记二集》及《金明馆丛稿二编》)。这项研究提示我们，对“昆仑奴”的探讨，绝对不能忽略唐宋佛书。
唐宋时代的昆仑奴，是一群所谓“头卷体黑”的南海岛民，以善水、驯象为能事。人华之后，他们因体态和技能的特殊性，享有比“胡旋女”和“高丽婢”更著的名声。不仅屡见于诗文和笔记，甚至还成为传奇的题材。随着近代国际汉学的兴起，昆仑奴作为体现中外文化交流的异族群体，尤其引人瞩目，很早就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1915年，日本桑原骘藏著《蒲寿庚事迹》，法国费琅1919年发表《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都对古代南海的昆仑文明作过专门考证，堪称研究昆仑奴的东、西洋两大先驱。
中国学人对昆仑奴的研究，如果以清末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为开端，到现在已有百年之久了。其间的是非得失，尚待认真回顾。这里只限于探寻文廷式在起跑线上留下的足印，及其对后学的示范意义。文氏宇道希，号芸阁，进士出身，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考察新政，钻研西学。1904年卒于江西萍乡故里，遗著《枝语》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札记，显露出中西文化交会的时代特征。该书卷一三考昆仑史事如下：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译经篇云：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悉昆仑书，多梨树叶。释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一云：南海诸洲有十余国，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唯此昆仑，头卷体黑(唐人说部，奴称昆仑，即此)。南至占波，即是临邑(按即林邑)，此国多是正量，少兼有部。按：昆仑书当即今巫来由书，余曾得巫来由字母，乃与阿拉伯同。《岛夷志略》云：古者昆仑山，又名军屯山，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截乎瀛海之中，与占城、西竺鼎峙而相望，下有昆仑洋，因是名也。
从学术史来看，文廷式对昆仑的地望和族属，尽管作不出后代学者那样精详的考证，但他着眼于唐代佛书，也即从内典开拓史源，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导向。他注意“释藏中用儒籍，与儒书中杂禅学”的文化现象，有意探其变易之迹，是很有特色的思路。像任何课题一样，昆仑奴的研究也有方法论的问题。当代的学者，不少人已经注意到文献与文物(敦煌壁画和出土陶俑)互证的必要性；至于文献与佛书互证，则似乎还缺少学术自觉，未能系统探索内典所储存的历史信息。本文之作，旨在辑集唐宋佛书中有关昆仑奴的史料，对前人著作只字未提的僧徒禅谈中的昆仑奴话题，试作一些批判性的分析，力求阐释其中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慧琳《音义》的“昆仑”观
唐释慧琳，俗姓裴，疏勒国人，长安西明寺僧。自贞元四年(788年)至元和五年(810年)，耗二十三年精力撰《一切经音义》百卷。他是一名博学高僧，“印度声明，支那训诂，靡不精奥”。关于“昆仑”的地与人，《音义》作过训诂式的解释。该书卷六一云：《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鲽，恐铁热生火，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非人力能动也。同书卷八一又释“昆仑语”云：
上音昆，下音论，时俗语便，亦曰骨论，南海洲岛中夷人也。甚黑，裸形，能驯服猛兽犀象等。种类数般，即有僧祗、突弥、骨堂、阁蔑等，皆鄙贱人也。国无礼义，抄掠为活，爱啖食人，如罗刹恶鬼之类也言语不正，异于诸蕃。善入水，竟日不死。
上面两段《音义》释义，屡经学人引述，堪为典据。其中涉及“昆仑”的地域、族属、言语和技能，可以看作是慧琳的昆仑观。时代囿人，难免有“鄙贱”之类的言词，但瑕不掩瑜，重要的是纪实性的文字。所谓“南海洲岛”和“种类数般”，冯承钧已画出一个四至的轮廓：“昔日昆仑国泛指南海诸国，北至占城，南至爪哇，西至马来半岛，东至婆罗洲一带，甚至远达非洲东岸，皆属昆仑之地也。”除此之外，如参照唐宋笔记的有关论述，似可补充如下两点：
第一，驯兽和善水，号称昆仑两大技能，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复合性的本领，实则象奴和水匠各有地域渊源。据北宋朱或《萍洲可谈》卷二，昆仑虽属岛民，但有“山中野人”与“近海野人”之别。前者“食生物”，与“入水眼不眨”者应分属两类：即驯兽昆仑和善水昆仑。他们人华之后，一为官奴，一为私奴，身份上是有区别的。
第二，昆仑舶建造时使用的填料“葛览糖”即橄榄糖，其传播情况虽难详知，但唐代岭南人已采用此项技术，则是没有疑问的。刘恂《岭表录异》卷中，列专条释“橄榄”云：“有野生者，子繁树峻，不可梯缘，则但刻其根下方寸许，内盐于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饧，谓之橄榄糖。用泥船损，于后牢于胶漆，著水益坚耳。”可知，昆仑舶所用的黏合剂是树脂和树皮混合煎成的，它之所以被称为“糖”，完全是按性状如“饧”来命名，与甜味不存在任何对应关系。
(二)义净笔下的昆仑文明
义净是唐代著名的求法高僧，俗姓张，山东齐州人。咸亨二年(671年)，由广州泛海赴印，遍礼圣迹，后滞留室利佛逝(即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十年，于天授二年(691年)完成两部佛学名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传均为义净“入境观风”的实录，有重要历史价值。近年王邦维先生已详加校注，极便读者。
在义净笔下，古代南海的昆仑文明虽未完整呈现出来，但仍有若干纪事可与他书相互钩稽参证。
其一，关于物质文明。《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云：
若南海骨仑国，则铜釜盛水，穿孔下流，水尽之时，即便打鼓。一尽一打，四椎至中，齐暮还然。夜同斯八，总成十六。亦是国王所施。由斯漏故，纵使重云暗昼，长无惑午之辰；密雨连宵，终罕疑更之夜。
除这种计时铜漏外，还盛产丁香。同书同卷记药物云：
两色丁香，咸生堀沦国。
可知当地特产的丁香，品种完备：既有大的雌丁香或母丁香，又有小的雄丁香。前者由果实制成，后者由花蕾制成。据岑仲勉先生说：“掘沦洲既在东方，又专产丁香，则指摩鹿加群岛为近是也。”
其二，关于“掘伦”专名与“昆仑”通名的关系。《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序，指出“南海诸洲有十余国”总名“昆仑”的原因：
诸国周围，或可百里，或数百里，或可百驿。大海虽难计里，商舶惯者准知。良为掘伦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唯此昆仑，头卷体黑，自余诸国，与神州不殊。
在这段史文中，“掘伦初至交广”是最关键的情节，包含年代和身份两大问题。按现存史料，可追溯到南朝梁代。梁武帝正旦朝会时，“东有茹(当作茹茹)昆仑客，西有高句丽百济客”。与作为客使的“昆仑客”并存的，还有作为象奴的“昆仑奴”。据宋吴淑(事类赋注)卷二○“象”条引《三国典略》云：“周军逼江陵，粱人出战。粱以二象被之以甲，束刃于鼻，令昆仑奴驭之以战，杨忠谢之，象反走。”昆仑奴参战，首见于此；
其三，义净在《求法传》中多处提及“昆仑语”和“昆仑音”，前引文廷式（枝语）曾比定“昆仑书当即今巫来由书”。文献缺略，难得其详。惟北宋有三佛齐人在广州诵经一事，或可聊备参证。《萍洲可谈》卷二，记下朱或本人一段妙趣横生的听后感：
余在广州，尝因犒设，蕃人大集府中。蕃长引一三佛齐人来，云善诵《孔雀明王经》。余思佛书所谓《真言》者，殊不可晓，意其传讹，喜得为证，因令诵之。其人以两手向背，椅柱而呼，声正如瓶中倾沸汤，更无一声似世传《孔雀真言》者。余曰其书已经重译，宜其不同，但流俗以此书荐亡者，不知中国鬼神如何晚会。
三佛齐人的昆仑音，既然“声正如瓶中倾沸汤”，自然是汉人无法晓会的。难怪宋代文人将此情景与“醉汉寐语”相提并论，作为雅谑之资。宋王君玉著《杂纂续》一书，在“难理会”项下，就举出“波斯念孔雀经”为例。按宋代南海“波斯”为三佛齐属地，费琅的(南海中之波斯》已详考，不必赘引。看来，唐不空译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曾不止一次地惊动过宋人的听觉，无非是因为传诵者操昆仑音。
(三)《法苑珠林》的善水昆仑
《法苑珠林》是一部编集佛家故实的类书，长安西明寺法师玄恽撰，成书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8年)。该书卷三八“故塔部”第六，记隋郑州超化寺的塔基灵迹云：
今于上架塔二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绝无水声，岂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严者，姓李氏，形极奇伟。本入隋炀四道场，后从俗服。今年一百五岁，独住深山。每年七日来此塔上，尽力供养。严怪其泉涌注无声，乃遣善水昆仑入泉寻讨，但见石柱罗列，不测其际。中有宝塔，可高三尺，独立空中，四面水围，凝然而往，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测其由。时俗所传，育王所立。隋祖以来，寺塔现在。
在唐代社会生活中，达官贵人或豪俊之士令昆仑奴潜水取物的事，屡见不鲜，尤以《太平广记》为多。至于佛门也用善水昆仑探险，虽除超化寺无声泉外未见他证，但据此仍可推知，当时役使昆仑奴的场合，是包括僧俗两界的。如果要开列一份事主的名单，那么，在李德裕、陶岘、周邯之后，僧道严是应当补上去的。有这样的背景，禅门出现“昆仑奴”话题，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四)僧徒禅谈中的“昆仑奴”话题
自中唐至两宋，正值禅宗兴盛时期，又是南海贸易繁荣的年代。在“绕路说禅”中，僧徒的答问广泛涉及世态人情，其中也有“昆仑奴”的话题。谈禅固然“第一义不可说”，但作为史料使用，当可不问玄机，只求其字面意义就够了。现将从《五灯会元》(宋普济著)和《古尊宿语录》(宋赜藏主编集)辑出的语录分成六项，略加评介，以供参考。
第—，《五灯会元》卷一二记汴州净因寺继成禅师上堂说法，示众的话题别开生面：
上堂：“昆仑奴著铁（衣字旁加夸），打一棒行一步。争似火中钓鳖，日里藏冰，阴影间翻魍魉，虚空缚杀麻绳。”
“争似”之后列举四事，纯属无中生有，用来反衬话头两句的真确性。实则同样虚妄，都是非现实的事物。南海昆仑不著（衣字旁加夸），更无所谓“铁挎”。他们只用布幅缠腰，名为“合曼”。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说得很清楚：
梵语也。遮形丑之下裳，如此方之（衣字旁加军）（衣字旁加夸）。一幅物，亦不裁缝，横缠于腰下，名曰合曼也。
第二，《五灯会元》卷一九，又有一段涉及昆仑奴的禅谈：
潭州大沩海评禅师，上堂曰：“灯笼上作舞，露柱里藏身。深沙神恶发，昆仑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头语，万劫堕迷津。”
按字面意义，“昆仑奴生嗔”与“深沙神恶发”，是指一人一神失态，同样不可思议。其中有关佛教传说和宋代俗语，应略作诠释才知寓意所在。“深沙神”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时在沙河降伏的神魔，作法时吼声如雷，手托金桥，供玄奘师徒渡河。改恶从善之后，他念出四句悟道诗：“一堕深沙五百春，浑家眷属受灾殃。金桥托手从师过，乞荐幽神化却身。”至于“恶发”，是宋代俗语。陆游《老学庵笔语》卷八云：“恶发，犹云怒也。”既然深沙已由魔成神，一“怒”就不是慈悲为怀了。昆仑奴历来以“性淳不逃徙”著称，居然“生嗔”，也是一反常态的。可见，海评禅师上堂举似之事，全都属于不合事理的反常现象。
第三，《古尊宿语录》卷二三，记汝州叶县广教寺归省禅师施教答问云：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云：“昆仑背象牙。”
此句的字面意义很清楚，背犹负，指昆仑奴运昆仑货，可说是答非所问。正如著名的禅门公案用“庭前柏树子”回答“祖师西来意”一样，“昆仑背象牙”也是同类的接引方式。
第四，同书卷二四，记潭州神鼎山洪湮禅师《偶述八偈》之二云：
神鼎有一机，不用更迟疑。
日午打三更，白净昆仑儿。
唐代诗人张籍的七律《昆仑儿》最后四句刻画出如下形象：
金环欲落兽穿鼻，螺髫长卷不裹头。
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
很清楚，“白净昆仑儿”云云，正如“日午打三更”一样，完全是蓄意的颠倒，实则并无其事。神鼎之“机”，可说是为破“疑”而设的悖论。
第五，同书卷三四，舒州龙门佛眼和尚语录云：
盘山临入灭，垂示云：“还有人邈得吾真么?”众人竞写呈师，师皆不纳。时普化出众云：“某甲邈得。”山云：“何不呈似老僧看!”普化乃打筋斗而出：
师真丑拙不堪呈，用尽身心笑杀人。彼中莫觅丝头意，白鼻昆仑贺新正。
如前所述，昆仑“肌肤黑如漆”，何来“白鼻”?显然，盘山之“真”，是无法“邈得”的。执意去描，“丑拙”毕露，就成为“白鼻昆仑”了。
第六，同书卷三八，记襄州洞山守初禅师语录云：
问：“金乌出海耀天地，与此光阴事若何?”师云：“昆仑渡海夸珍宝，波斯门下骋须多。”
昆仑乘舶渡海，携珍宝到汉地兜售，犹如波斯胡多须，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
据上引六项，可知唐宋僧徒禅谈中的“昆仑奴”话题，没有纪实性，只有思辨性。它之所以值得重视，并不在提供什么新史实，而是因为从中反映出一种社会心理，说明昆仑奴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为俗世所知，甚至在僧徒中也留下印象。而且，这类禅谈既然遍及汴州、潭州、汝州、舒州和襄州，可知在岭南之外，大江南北的人们对昆仑奴并不陌生。禅宗语录中包含的这种认识价值，在前人有关昆仑奴的研究著作中，似乎被当做于“实证”无补而忽略掉了，真是可惜。
(五)结语
昆仑奴问题，是古代南海昆仑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昆仑舶、昆仑货一样，都是唐宋时代海外交通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昆仑奴作为拥有长技(善水、驯象)的劳动人手，不仅在社会生活中起过独特作用，甚至对历史文化也有一定影响。举其著者，如传奇题材(如裴铡的《昆仑奴》，以及由此敷演出来的元、明杂剧)和造型艺术(陶俑、壁画)，乃至修辞手段 (用“昆仑”形容黑色)和王朝威仪(宋代卤簿以昆仑奴乘象为前导)，以及本文介绍的禅谈话题，等等。可见，问题还大有探索的余地，并非山穷水尽。
从史源来看，文献当然是主要依据。经过前人的爬梳，正史、笔记和诗文中的资料，已基本征引出来了。至于文献与文物互证，文献与传奇互证，文献与佛书互证，似乎还有不少工作待做。就佛书而言，可备探寻的门类不少，如僧传、行记、音义、语录及变文。取自内典的历史信息，不仅可补外书所未备，甚至还有利于提出这样的假设：中国人对昆仑奴的使用，未必一开始就是世俗性的奴役，很有可能是与佛教东传相伴而来的。按佛曲的描述，文殊菩萨骑狮赴法堂，就是用昆仑奴二人为侍从的。历来研究昆仑奴问题，单纯从交通史方面去探源，似乎失之偏颇；其实，佛教史与昆仑奴的关系，在初传阶段，是尤其密切的。中国昆仑奴起源的双重性，也许在今后的研究中会得到进一步的阐明。
(原载《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潮学研究》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