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几部旧版潮州歌册
日 期：2008-2-1 16:13:12
寻找《过番歌》和《官硕案》
2001年12月上旬，我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们应邀在厦门参加了由该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学术研究会。进了会场，我便领到了一册厚厚的此次研讨会的“论文汇编”。一看目录，有一篇由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刘登翰先生撰写的《论〈过番歌〉》，太好了，我寻找潮汕和闽南的“过番歌”多年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刘先生的论文，考证了福建过番歌（歌册）的不同版本，论述了过番歌册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流播和劝世主题的文化意蕴。刘先生的论文，使这一在大陆几乎已经失传了的关于华侨历史记实题材的民间唱本得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而这在上世纪的年代，在法国从事东方文化研究的荷兰籍学者施博尔教授却在台湾“广泛搜购了流存于民间的俗曲唱本”著成《五百旧本歌仔册目录》福建《过番歌》就在其中。作为侨乡和过番歌发源地的福建学者，刘先生关心此事。1989年秋天，法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苏尔梦（女）教授带着这本《过番歌》找到刘登翰先生，寻找闽南方言的翻译。随后刘登翰又与苏尔梦教授及其丈夫、法国远东学院的著名汉学家龙巴尔等人到厦门、泉州、漳州等地寻找各种版本，了解有关的资料。他们发现另外几种刊本和抄本。这就是刘登翰先生赖以写成论文的资料依据；而外国汉学家研究情况本人无所知，这是本人引以为憾的。但是他们没有提到潮汕也有《过番歌》歌册，估计未得到本子。我跟刘登翰先生说，潮汕有《过番歌》刻本，是潮州书坊李万利号刻版的，上世纪50年代我收藏过，“文革”中两次抄家，没了。我说我若能再找到，当复印奉赠，我要求他将他收藏的复印本寄赠，他满口答应，会后数天，就将复印本寄来。可是潮汕的《过番歌》呢？我仍然没能找到，这里，只有呼唤广大读者帮助了。
刘先生寄赠我的复印本，一是民国时期“厦门博文斋藏版”的木刻版《特别最新过番歌》，内文刊头刻“新刊手抄过番歌”，下署“厦门博文斋藏版”，是清代的刻本；另一复印本是安溪县《善坛风物》编写小组吴圭章、杨世膺两位先生“校正注释”简化字新排印的“安溪善坛钟鑫著《过番歌》”，这两个版本的故事是不同的。两个版本故事，都是写一个贫苦农民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的艰难经历，但前者着重写“异邦谋生”的经历，后者则重在写“离乡别亲”离情别绪。其他另几个版本，其内容都脱胎于这两个祖本。刘登翰先生说前者写的是南安人，可称为南安本，后者写安溪人，可称为安溪本。那么，我所见过的潮州《过番歌》呢？是改编上述这2个版本还是自创的潮州本？我记不准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出自个人的爱好，在汕头、澄海、潮州3个图书馆调查其所藏歌册目录并注明简要内容时，3个馆并无藏《过番歌》，我收藏的的十多本潮汕地方题村的旧版潮州歌朋，有的这3个馆也无藏。但当年我所写的《旧潮州歌册版本目录》我写进去，其中就有《过番歌》。我的印象也是写一个农民因生活所迫而漂洋过海，上述福建《过番歌》两个版本的内容都写了，地名都是潮州海阳、澄海二县的辖属，应该说，这是类同的潮州本。这个潮州本的《过番歌》自有潮州特点，对研究潮汕历史、潮汕华侨史，自有其价值。
顺便要提起的另一本华侨题材的潮州本刻版歌册《官硕案》它写揭阳县官硕乡一个华侨与家乡亲人因财产、婚姻的瓜葛而上诉于县官太爷（即用法律手段解决冤情）的一宗离奇案件。篇幅较比《过番歌》大得多，足有近百页。这是侨乡特有的事物。这部歌册我原也收藏，同样以“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覆没。1992年汕头市文化部门从北京薛汕同志处运回他收藏的137部潮州旧版歌册誊影保存，也没有这部歌册。我因未能找到原歌册，故也未能写评介文章，如今还痴心要找到这些本子，就是因为受到外界（包括外国）学者的刺激。广大读者、学者同仁，有无相助者乎？！
寻找《陈三五娘》和《石案》
我多年来在寻找两部旧版潮州歌册《陈三五娘》和《石案》，这两部歌册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先说陈三五娘，其故事在海峡两岸家喻户晓，自明末至今，它经老百姓以及专业文学艺术家用歌谣、说唱、故事、小说、戏曲、歌剧、电影、舞蹈、版画、年画、连环图等等形式，广泛传播，形成了一个陈三五娘文化圈，其影响深广，也产生了许多从事陈三五娘题材创作的文艺家和学者。笔者阅赏过不少上述各种艺术创作，收藏了一些作品，其中有一册清代潮州李万利刻版的歌册《陈三五娘》，同样由于“文革”抄家，没了，至今，不论公馆私藏，笔者均未再见到这个本子。我一直想要找回这本子，是因为其故事结尾，不象解放后新编故事，歌册、戏剧以“有情人都成眷属”敢斗争就是胜利的大团圆的喜剧尾巴。原歌文的结尾是悲剧，是接踵跳井殉情。其情节是：陈三五娘私奔到陈家之后，两情相愉，但陈氏家族，并不以其为名正言顺的儿媳，而是苟合之妇，是他们的家丑。五娘受尽冷眼讽刺，不敢见人，悲苦难受，每思寻死。理想浪漫主义碰到残酷封建主义，公子哥儿陈三也没办法。五娘为试陈三真爱深浅，将绣鞋放在井边，假装跳井，人却躲在门后观察，陈三不见五娘，奔向井边，见其绣鞋，又见井面水波，以为五娘投井，一跃而下；五娘窥知而出，已不能救，随之而跳。歌册结尾似乎有心理描写的慨叹句：“大厝（屋）算来无阮（我们）份，唯有一死诉阎君（阎罗）”。她俩只能到地狱里去向阎王诉冤，求其允许在阴间结成“合法”夫妻了。如果我们将它与“梁祝”等同类故事的结尾一并研究，就会发现它们各有其妙处。
这是很合历史背景的悲剧，理想浪漫主义，只能到阴间去寻找。且勿论潮州黄家还在告官缉拿拐骗少女将会发生什么结果，单就五娘“胜利”逃出潮州黄家封建樊笼，到达泉州陈家大屋，也不过是从一个樊笼走进另一个樊笼。整个中华古国是一个大樊笼，里面是一个个的小樊笼，陈三五娘走得脱潮州，却一定要死在泉州。只有打破大樊笼，打碎一个个的小樊笼，陈三五娘的真情爱才得以存活。旧本《陈三五娘》结尾的悲剧意义正在于此。悲剧虽然沉重，然其震撼力常要强烈得多。旧本《陈三五娘》还有许多艺术感染力的描写与咏叹，所以，值得我们再寻找它。
再说《石案》，可以说，它是《陈三五娘》的姐妹篇。从前笔者拥有，现在“拥无”，原因同前述，也同样未见现在公私馆藏拥有，希望能出现奇迹“浮出水面”。《石案》写清末民初时，汕头埠一对有点文化的青年男女相悦，因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能如愿结合，在石水洞跳水殉情，引起双方家长等的一场官司命案。具体情节已记不清了。它与《陈三五娘》一样都是悲剧，不同的是两对男女代表着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个性角色。陈三五娘代表着封建社会成熟期严酷礼教下男女相悦追求自由幸福只能是“偷”，从“掷荔”到“观灯”定下磁铁之爱，到陈三“情胆包天”，假装磨镜，委身为奴，携手双飞，至性至情，奇智奇谋，天下绝唱，都是偷偷地进行。（笔者见福建一个旧唱本写陈三被缉归案潮州，刑判流放南路，上路之前，五娘托人疏通狱吏，夜入狱中与陈三幽会，生死相报，更显奇情女子，无我本色，也都是“偷”。）而《石案》代表着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的开放口岸汕头埠，此时西风拥入，汕头外马路洋商会馆里（俱乐部）红灯下扶腰对对，石山上的洋楼小径倩影双双。《石案》中的这对情种，已不同于陈三五娘的胆大而偷，他们公然朗然你亲我热。他们低估了封建没落社会的余威，最终被迫得魂归水洞，物我皆空。自汕头开埠以来，石山麓密林岩洞不知葬丧了多少痴男怨女，所以石有一些男鬼妇鬼的故事传说，这也是一种文化。不久前，我参加有关部门举办的开发石景区的座谈会，提出要多方挖掘文化资源，提到要寻找《石案》、萧乾和萧曙文的“梦之谷”等，有的朋友甚感兴趣，益发使我想再找《○石案》。
何处寻找这两部旧歌册？“礼失而求诸野”，公之于众，绝处逢生也未可料。假如此后再不能找回来，就以此小文作钩沉了。
“微乎其微”的再追寻
2003年冬，我写了三篇寻找几部旧版潮州歌册的小文，其中两篇即本文的正文，分别刊于汕头日报和汕头特区晚报；另一篇寻找《〈方大人全歌〉》，托人带投揭阳×报，未获刊发，因为我没有复印存根，没能凑入本文作正文了。
我想找寻这些多年寻找而未获的歌册的原因，在文中已经说了，总之离不开学术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价值，寻找《方大人全歌》更重要的是历史研究价值（全歌又名《方提台全歌》、《方大人德政歌》）。《方大人全歌》，现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有收藏，但不齐全，如其中的《（潮州）西南械斗案》即《枫溪械斗案》等便欠缺。因为唱述方耀两任潮州总兵事迹的歌册不止已见的这些，尽可能搜集完整，对于研究方耀及那段时期的潮州社会是有帮助的。
我是潮汕民间文化研究的见习者，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来潮汕民间文化研究著有成就的前贤林培庐、杨睿聪、黄昌祚、丘玉麟、姚亚民、翁辉东、萧遥天、王亚夫、薛汕、黄雨等的影响，我也努力搜集其编著和民间遗存的有关资料，但三灾四难，田野作业，也少有进行，零敲碎打，有所收获，总极有限。就旧版潮州歌册的收集来说，也还是力不从心。我所要着重补充收集的旧版歌册，主要是那些唱述本土题材而仍未获者，除上述这几部外，还有好几部。据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旧版潮州歌册版本的调查，剔除同文异名后，计共有297部，其中唱述本土人物故事传说的29部（不包括唱述地方风物的百花名、百鸟名、百戏名、潮州历史、潮州地理等小歌册和手抄本）。据我所知，现在汕头图书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以及本人收藏的除上述几部未见外，还有《饶平案》、《余尾娘》、《金花牧羊》、《鲤鱼娶》等。其他为我所未发现者，还是有的，希望有所发现，都要搜集。我在《潮州歌册志：（三）潮州歌册的歌本》（见揭阳《潮学》总第11、12期）中的列表可作参考。
潮州歌册的发展前景如何，这有待文化艺术界去研究和发展。从目前还有一部分人喜欢它，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发展前景的。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加以保护和研究，则是可以肯定的。从近年的一些事象可以相信这一点。首先是汕头市宣传文化部门于1992年安排市群众艺术馆专门派人到北京，从俗文学家薛汕同志处，运回他收藏的旧版潮州歌册187部（378册），依原样誊印线装100部，提供有关部门和喜爱人士收藏。二是《中国曲艺志：广东卷》将“潮州歌册”列为重要条目，篇幅长达近万字，存入专业史册。三是揭阳人民广播电台和汕头海外影视制作中心，2002年以来相继制作专题节目，向外广为传播。四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稀见旧版曲艺本丛刊·潮州歌册卷》。这是该丛刊的第一辑，计共收入清末民初潮州坊间刻印的潮州歌册130种，2000多万字，精装70大册，定价高达3万元。这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抢救保护祖国曲艺遗产的一项重大举措。该出版社据以翻印的版本，是薛汕同志于1956年从北京回家乡促动潮州李万利书坊翻印的那137部，大约只占旧版潮州歌册的40%。故我想，继续搜集补充，特别是那些唱述本土题材的版本，将来出版续集，或由地方有关部门翻印出版本土题材的专集，都是有可能的。这也是今日我要再说的主要原因。
汕头日报“潮风”的编者鄞镇凯先生，在编发我的《寻找〈陈三五娘〉和〈石案〉》一文的同时，还编发了他的一篇文章《郭翁之意不在寻歌册》，他从挖掘和发展旅游文化的角度来阐述其意义，这一点他说对了，我表示感谢；但他只是说对了一个方面，我在文中也说明白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再赘说。他又说：“诚然，这两部潮州歌册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能发生奇迹重光，固然幸事。但这企望微乎其微，郭先生是应该明白的。”他又说对了，这企望“微乎其微”；但是，我就是要在“微乎其微”中再追求，通过媒体，发表文章，包括在这次潮学研讨会发言让众人来帮助。我在“文革”之后，再搜求描写刘进忠叛潮的小说《三春梦》、钟勃等的两部方言说《长光里》和《龙塘四勇士NO：1》等，都是在“微乎其微”中得到的，而且后来都重再出版了。这些遗产，有的还在民间、在海外，有的还躲藏在某一角落包括敌伪档案里，从来就没人去理睬它。《长光里》是从海外朋友处得来的，《龙塘四勇士NO：1》是从敌伪档案中获得的。因此，我还是存着希望，除了个人努力，尚有待同仁多方帮助。
摘自《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郭马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