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牛伯公山遗址考古的初步收获
日 期：2008-2-1 15:53:18
牛伯公山遗址位于普宁市城区东南面14公里处的汤坑水库东侧，是80年代普宁博物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1）。1995年9～10月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部分师生联合组成的一支考古队进行发掘，布探方12个，揭露面积近300平方米，清理出一些古代人类居住生活留下的遗迹，出土一批文化遗物，为探讨潮汕地区先秦时期历史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就调查与此次发掘之收获作初步观察，叙述如下。
一
牛伯公山是大南山脉北麓的一座山岗，遗址堆积分布在山岗的西、南坡。牛伯公山的西面有汤坑河自南向北流经，在50年代，截流修成水库。据发掘资料，遗址地层可分为4层：第1层，表土，为现代的旱地耕土；第2层，含人类文化遗物的堆积；第3层，为不含文化遗物的堆积；第4层，为第四纪风化土。其中第2层又可分为4个小层，即2A、2B、2C、2D。4个文化层中，以2C层出土文化遗物最为丰富，代表着该遗址人类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从文化堆积的叠压关系可知，2D层是人类最早到达此地时所形成，发现的文化遗物稀少，可能与当时人口不多有关；2C层所代表的时期，人口增加，活动频繁，故该层堆积较厚，含有较丰富的遗物；2A与2B层堆积较薄，是该遗址的衰落期，可能有相当部分人口迁徒他处，故这两层堆积出土遗物少于2C层。
发掘中清理出一些人类居住活动留下的遗迹现象，包括有柱洞、灰坑、活动面、水沟等。柱洞的分面较广，直径一般在15～25厘米，深约30厘米左右，有的较浅，在20厘米以内，有的较深，达50～70厘米。这些差别与柱子支撑的作用不同有关。较深的柱子洞，可能是承托屋梁架的立柱；较浅者，则可能用于结棚为墙。受发掘面积限制，未能从柱子的排列情况来确认房子的平面形状，但在T0202、T0504等探方中，可见到一些排列呈弧形的柱子洞，其走向应是圆形的，由此推测，这处遗址的房子，平面似乎是以圆形者为主。在T0404，我们还发现一处红烧土活动硬面，近圆形，直径为125厘米、硬面厚5厘米，周围有几个柱洞，此遗迹在2A层下，叠压于2C层上，在活动面的周围，出土较多陶片，还有石镞、陶纺轮、砺石等。可以确认是一处早于2A层，晚于2C层的人类生活遗迹。
此次发掘，共清理灰坑16个。据统计，晚于2C层的有9个，早于2C层的有7个。从形状看，这些灰坑多数为圆形或近圆形，只有个别为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坑内含有或多或少的陶片、炭屑、烧土。有的还有石块。值得注意的是位于TT0107的7号灰坑，这是一个尺寸较大的坑穴，开口于2C层下，平面为近圆形，长径1.25米，短径为1.05米，深0.74米，打破2D层及4层。坑壁陡斜，坑底平坦。坑口的北侧有一喇叭形豁口，可与一条水沟相接，坑口的南侧有一个宽约8厘米的窄槽，窄槽顺山坡而延伸成排水沟。初步分析，这个坑穴可能属于蓄水池一类遗迹，即可从北面水沟输入，若水装满后则可从窄槽排出。此坑废弃后，坑内填土含有较多的陶片及石块。这种蓄水池功能的坑穴，在广东先秦考古中尚属首例。
在蓄水池的北面，水沟从西北向东南倾斜而下，沟口宽15～40厘米，已清理长度为6.1米，高差达1.15米。从延伸方向看，西北面为高处，东南面为低处，这是一条具有引水与排水功能水沟，与该时期的人类居位、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二
遗址的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多为日常生活用具与工具，也有少量武器，真实地再现了该时期人类历史的生活风貌。
陶器中有夹砂陶与泥质陶两类，以前者为多。夹砂陶中，有黑陶、红陶与褐陶。夹砂黑陶的器形主要为釜类，夹砂红陶则为器座、支脚、夹砂褐陶有尊、罐、圈足器（壶？）、器盖、纺轮等。这些夹砂陶火候都不高，较易破碎，其中尊与器座器胎很厚，有的厚达1～2厘米，尤其是尊，器体很大，其高领、大口、颈下有凸棱的特征，与泥质陶尊的形态相同。釜罐类多饰绳纹。有的夹砂陶饰梯格纹。泥质陶有褐、红、灰等色，器形有尊、带流壶、豆、罐、钵、杯等。尊为大口、长颈、颈下有凸棱、折肩、小平底，饰条纹，施酱色釉；豆为折腹、圈足，施釉；带流壶与罐、钵均圜凹底，饰方格纹；也有的钵饰不规整的云雷纹；罐类多为高领、圆腹；杯为长身，圈足极矮，似为觚形器，饰曲折与云雷组合纹。此外，陶片中还有兰纹、编织纹等。在个别陶片上还发现有刻划符号。较重要的还有一件陶拍，夹砂褐陶，略呈方形，两个宽面都有梯格纹，暗示该遗址有制陶和坊的存在。
石器中主要有锛、凿、多作梯形、凹刃，还有戈、矛、镞一类武器的残件，戈平内，有一穿，三角形锋；矛为三角形，柄端有穿。其他还有刀、环、锤、砺石等。并发现一件玉块的残件。遗址中还出土果核和橄榄核，这是当时人类采食植物的反映。
总体观察，牛伯公山遗址的陶器组合为釜、罐、尊、豆、壶、钵，其中有少量泥质陶施釉，说明釉陶器在此时还不很广泛使用，而在日常生活中，较多地使用夹砂陶器。在器种上，釜、罐、钵的数量是最多的，这是当时最普遍使用的生活器皿。尊类则有的使用釉陶器，有的使用夹砂陶器，大概是以富裕程度来配置的。出土有一件组合纹残陶杯，胎质薄而细腻，纹饰精美，是一件难得的精品。石器组合为戈、矛、锛、刀，大都已残，应是使用后的废弃品，尤其是戈、矛类，没有一件是完整的。玦、环一类装饰品也是如此。由此看来，这处遗址的主人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迁徒，因而遗留的均为废弃物。
三
牛伯公山遗址出土遗物的特征与粤东地区以往出土文物对比，在考古学形态上属“浮滨类型”文化遗存。如釉陶大口尊、折腹豆，方格纹圜凹底钵，均为浮滨文化遗存的典型器物。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也与浮滨文化陶器上所见相同，梯格纹亦为该类文化陶器纹饰的特点之一。石器中，戈、三角矛以及梯形凹刃锛，是浮滨文化遗存的常见器物。因此，牛伯公山遗址属浮滨文化遗存是毋容置疑的。过去揭阳油柑山曾清理过8座浮滨文化墓葬，出土器物中不见釉陶器（2），这种情况不同于牛伯公山已有少量釉陶出现。或许，在同一文化中，牛伯公山遗址的年代会略晚于揭阳油柑山遗址。但牛伯公山遗址的戈类中不见有孤援戈，陶器火候普遍不高，釉陶器的比例也不大，其年代又应早于普宁梅塘（3）、龟山（4）和大埔枫朗（5）的浮滨文化墓葬遗存。再者，又从方格纹圜凹底钵与普宁后山遗存（6）所见同类器较为接近的情况看，两者可能有承传关系。
牛伯公山遗址的发掘意义，在于这是首次确认的浮滨文化类型的遗址。浮滨文化是一种分布于粤东与闽南地区的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7），自1974年在饶平浮滨发现并确认以来，粤东地区的普宁、揭阳、潮阳、丰顺、大埔、潮州、饶平、蕉岭等地均发现此类遗存，但多属墓葬遗存，遗址尚未能确认。90年代初在汕头南澳岛东坑仔发现一处浮滨文化遗存（8），采获的遗物有大量夹砂陶器。少量泥质陶器釉陶，还有石器、陶拍等，陶拍的梯格纹与牛伯公山遗址陶拍纹饰相同，推断是一处遗址，但因未进行发掘，遗存的性质有待进一步的确认。80年代初发现牛伯公山遗址时，采集的标本中有不少实用生活器皿的陶器残片，引起我们对该地点文化性质的注意，经过这次的发掘，证明该遗址属浮滨文化的生活居址，这一考古收获，无疑地丰富了我们对粤东浮滨文化内涵的认识，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
关于浮滨文化遗存的年代，考古学家多有歧议，有认为属商代，有认为在西周，更有认为在春秋，迄今未有定论（9）。这次牛伯公山遗址的发掘，从文化堆积中采集了一些碳样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为探讨浮滨文化遗存的年代提供了一批绝对年代的参与数据。据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测定，牛伯公山遗址2C层的4个数据分别为距今2870±80年（T0303）、2980±85年（T0705），3170±90年（T0107）、3290±90年（T0504）；2C层下的7号坑距今为3390±95年（上述数据均未作树轮校正）。数据显示的绝对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440～920年，即商代中后期至西周前期。据此，过去认为浮滨文化的年代大致为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前期基本上是正确的（10）。随着牛伯公山遗址发掘工作的展开，我们对潮汕地区的浮滨文化的内涵、性质与年代的认识将更加深入，对这一地区先秦历史面貌的显示就更为全面。
注释：
（1）《普宁文物志》，1986年。
（2）《揭阳地都蜈蚣山遗址与油柑山墓葬的发掘》，《考古》1988年5期。
（3）《广东普宁县梅塘发现石、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
（4）同（1）。
（5）《广东大埔县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11期。
（6）同（1）。
（7）《粤闽地区浮滨类型文化的发现和探索》，《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8）《广东南澳县东坑仔古遗址》，《东南文化》1991年6期。
（9）参阅《广东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论》，《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1984年。
（10）《略谈粤东“浮滨类型”文化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广东省博物馆馆刊》第1辑，1988年。
摘自《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普宁市文化局吴雪彬邱立诚曾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