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潮汕移民高潮的掀起
日 期：2008-2-1 15:44:08
近代移民是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１８４０年，特别是汕头于１８６０年正式作为对外通商口岸，至１９４９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时间的海外移民，前后共经历１０９年。这一阶段，可说是潮汕海外移民的高峰期。
汕头辟为商埠——西方列强“炮舰”政策下的门户开放
汕头开埠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市通商”，是近代中外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也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潮汕海外移民的一个重要关节。在此之前，英美等西方国家早就对潮汕沿海地区抱有凯觎之心，并进行了大量的非法活动，如鸦片走私和苦力贩运等。他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提出的潮汕沿海开辟通商口岸的要求决非偶然。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藉口，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接着北上集结于白河口外，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威胁，目的是压迫清政府接受其提出的一系列要求，扩大他们在中国的侵略特权。其中，增设通商口岸是早从１８５４年英美要求“修约”时起就一直提出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最早指名要求潮汕开埠者，乃是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元１８５８年５月８日美国所要求各款中，第三款第二条。起初，清政府断然拒绝。但随着英法军队军事威胁的逐渐升级，清政府的态度也渐次软化。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之前，清政府业已同意“必不得已，于闽、粤两省附近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处”，但又说此事“须谕知该两省督抚查勘妥协，方能办理”。还是有点踌躇。等到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城下，清政府终于屈服。于是关于增开潮州等地通商口岸的条文，载入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之中。以后，通过条约互换签署手续，以及换约后中美双方所达成的协议，一番周折过去，１８６０年１月１日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潮州如期对美开市。潮州新关设于汕头，又经几番交涉，改由汕头代替潮州府城。汕头正式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
中国自古不乏突破隔绝状态的志士，如向西北作陆上突破的代表人物张骞、玄奘，向东南作海上突破的代表人物郑和。类似的悲剧人物还有遍历闽、浙沿海岛屿，大声疾呼“宜大开禁网，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此岂容缓须臾哉《论南洋事宜书》！”的清代蓝鼎元。潮汕人为了突破海禁，以求谋生发展于异方，历朝以来，更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在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专制政体的桎梏下，要实现他们的愿望，确实比登天还要难。“神圣”了一、二千年的封建帝国——中国重重封锁的大门，却终于在帝国主义横蛮的“炮舰”政策的轰击之下，被迫敞开。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清政府被迫承认了华工出国合法化。１８６０年《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准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和外洋做工。１８６８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至此，华人出国所有来自于清政府方面的最大障碍消除了。向外移民成为法律所允许，这无疑是引发近代潮人出国高潮的重要原因。自然经济的破坏和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的需要
近代潮人出国原因上，有些是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内部问题的积累，如：政治的腐败、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加重，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与耕地面积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潮汕一带“生齿日众，地狭人稠”。“毫无疑问，只有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们离开祖国。资产阶级正在肆无忌惮地剥削移民工人”列宁：《资本主义与工人移民》贫困化趋势是近代潮人出国的一个基本的内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加重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负担，大宗的赔款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同时，外国资本的入侵，使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无以为生。社会贫富悬殊，“富者更富，贫者愈贫”。“富者百人之一，贫者十人之九”。潮汕自然灾害频繁，也是当地人民贫困的原因。各县频频发生的涝、风、蝗虫、瘟疫、地震等灾害之严重，以致“鬻妻弃子，饿殍载道，甚至寻死者、迁徙者十之八焉”。潮汕民谣云：“断柴米，等饿死，无奈何，卖咕喱即苦力”，正是极度贫困的劳动者被迫走上卖苦力的出洋实况的写照。
与潮人日趋贫困，穷则思迁相对应的，是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加快，相应地加紧了殖民地的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从而揭开了“开发”殖民地的历史。东南亚锡矿的开采，橡胶园的开辟，北美、澳洲、南非的金矿开采和铁路建设，南美洲种植园的拓展，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力。然而，在十九世纪初，英、葡、美等国相继废除了黑奴贩卖制度，于是便向东方中国去寻求劳力。能吃苦耐劳、工资低廉的华工成为他们掠夺的最理想对象。在东南亚，英国于１８１６年统治印度之后，进一步控制了马来亚、新加坡以及缅甸的一部分。荷兰则早已控制了印尼的爪哇及马尼拉等地。泰国也进入了急待开拓的阶段。这些国家的矿山、种植园等等开发过程中的劳力需求，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潮人到那里去。
契约移民与自由移民
汕头开埠，直接导致潮汕移民高潮的掀起。这一时期的潮汕移民有两种形式，即契约移民和自由移民。顾名思义，自由移民，即保持着人身自由的移居者。自古以来潮人向海外迁移的，都是自由移民的身份，近代自由移民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他们基本上都是自愿弃家外出寻找生计的人，不受契约的约束。契约移民则是帝国主义掠夺我国劳力的产物。
早在汕头开埠前，殖民者就已经很频繁地在潮汕沿海一带进行罪恶的“猪仔贸易”即掳掠贩卖华工，华工被当作牲畜看待，有的被装在猪笼里运载出海，故称“猪仔”，“１８５２—１８５８年在南澳岛和妈屿岛共掠运华工４万名，妈屿岛海滩上被抛弃的华工尸体约达８０００具，约达２０％，跳海自杀者不在其中。”《潮汕百科全书》１８６０年清政府被迫承认中国人出国和外国人到中国招工的合法性以后，西方人口贩子更披着“合法”的外衣，在汕头设立“招工局”，招募契约华工。所谓“契约”，即愿意卖身移民的人与“招工局”商定工作条件和一定地点、期限，双方同意之后所订立的合同。形式上虽有合同，事实上契约一经订立，买方便把卖方当成“猪仔”，任意摆布。首先在汕头设立的招工局是英国德记洋行。规模最大的一个是荷兰元兴洋行。这家洋行拥有可运载２０００人的直航轮船，每月数次川行于汕头与荷兰殖民地印尼日里之间。殖民者在潮汕掠夺的华工，英国主要运送到新加坡、槟榔屿，并以之为转运站，分送到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北婆罗洲等地去开垦甘蜜、橡胶等大种植园和矿山；有的贩卖到圭亚那和悉尼等地。荷兰主要运到印尼的日里等地。美国、德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运送到南美的哈瓦那和秘鲁等各自的殖民地。泰国向来是独立国家，只有自由移民，少有契约华工。
契约华工在有的长达数月时间运往各地的海船上，往往被关在底舱，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常常疾病、饥饿和缺水而发生大量死亡，惨状难言，故人们称这种船为“浮动地狱”。到达目的地之后，被送进大种植园或者矿山作苦工，每天在工头的皮鞭下劳动１８－２１个小时，所遭压迫、剥削和虐待，更是苦不堪言，俨然进入了“陆上地狱”。普宁有民谣云：“日里窟，会得入，无得出”。如此酷烈惨厉的生活环境，命运悲惨的华工，进去了，要求得生还，确是难乎其难。而殖民者却由此实现大发横财的美梦，以华工的生命血肉肥了他们不义的腰包。而有甚者，“当时广东和汕头的大大小小官吏们不少已卷入猪仔贩卖的龌龊行径中，特别是名为负责稽查点检华工出洋是否合法的洋务委员，实际上已成了帝国主义在汕头掠骗华工的帮凶。所以有的华侨在其禀文中说，自设洋务委员以来，拐掠华工的种种卑劣残酷手段在‘合法’的幌子下，日益更加猖獗无止。”徐艺圃：《汕头地区早期华工出洋概论》
“猪仔”贸易在汕头持续了五、六十年，使汕头一带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直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发布《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和《大总统令广东都督严禁贩运“猪仔”文》，民国政府下令搜捕客头，查处客馆，猪仔贸易在汕头才逐渐消失。据统计，１８７６－１８９８年的二十三年间从汕头被运往荷属、英属东南亚殖民地的契约华工有１５１万多人《揭阳县志》。有学者根据各方资料推断，估计从汕头开埠起的六十年中潮汕人被掳掠贩往外洋的契约劳工至少有３０万人。显然，从汕头出口的契约华工中，占大多数是非潮籍人民。例如１９０８年清光绪３４年德国人在香港拐骗到１５７名工匠以后，即把他们先后用船运来汕头，由汕头洋务委员点检……光绪３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外务部《电报档》；另据清朝外务部档《中墨关系卷》记载，１９０７年５月１７日光绪３３年４月初６，墨西哥驻华使馆企图为柏楼矿务公司在汕头招工，清廷当时上下一致拒绝，主要是因为在这之前，法国人贩子魏池曾在厦门等地拐运过大批华工来此汕头，绝大多数华工由于遭受凌虐而很快死亡。这些材料都说明从汕头出洋的华工之非潮籍成份的存在。而据一些现有资料来看，潮人被掠为“猪仔”很多是在汕头开埠以前。例如徐艺圆《汕头地区早期华工出洋概论》中所记，潮阳人李通、揭阳人陈德林、普宁人许阿九……等人，都是１８５６或１８５８年出洋的。除了为数不多的潮人外，从汕头港出口的华工，主要来源于粤东北面的岭东、潮梅内地一带。这一带的人民在汕头开埠以后，也卷入了近代移民浪潮之中。
契约移民与自由移民同时并举，自由移民始终接连不断。这是潮汕近代移民的一大特点，是本地区历史传统的承继。即使是在汕头成为贩运契约华工据点的几十年间，潮汕自由移民仍以主流面貌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外。其原因之一，是潮人出国，许多到泰国去。这与历史上已有许多潮人移民该国有紧密的关系。如前所述，泰国历史上是个独立国家，近代在英法角逐中仍然保持独立形式，所以没有如殖民地那样的大种植园制度。潮汕移民泰国，大多从事个体农耕、工匠、小商贩和店员等职业；苦力劳动者多从事码头搬运、修筑公路铁路、挖掘灌溉渠道和兴建寺院屋宇等。朱拉隆功大帝１８６８－１９１０执政时期，泰国进入了社会改革和政治经济现代化建设高潮，同样迫切需要大批进口的体力劳动者和其它职业者的参与，这就吸引了已有先辈在那里打下了基础的困苦的国内潮人。国王对不断涌入的华人采取友好的政策，为潮人出国创造更有吸引力的环境而与西方殖民者的作法绝然有异。此时在汕头争先建立的移民客馆，除经营契约移民业务外，同时办理自由移民的业务。带一名居民出洋，可获几元酬金。因自由移民之多，使担任此项业务的水客、客头也增多。据统计，１８５３年泰国华人人口中，潮人达２７万人，闽人７万人，海南人３０００人，客家人３万人。
据《汕头海关志》记载，１８６４－１９１１年，“潮汕地区约有２９４万人离乡别井，远涉重洋谋生”。这就形成了潮汕的移民的第一浪潮。当然，该志记载的仅出口数字，其中包括相当部分回乡后再出洋的人，除去这一部分，即实际移民人数。在此期间，汕头开埠当年，即１８６０年，迁移到曼谷、西贡、新加坡的有２１１４２人，第二年有３７０１３。自开埠至光绪二十年１８８５年，每年从潮汕出口９１１００人，其中大半到新加坡及英属各地，到西贡、曼古、苏门答腊的稍为少些。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每年出口，多的达２４万人，少的也有１０万人；入口约７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人。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反动势力猖獗，被迫害的人士纷纷逃往南洋避难，社会的混乱，使人民生活更不安定，许多人丧失生活出路，出洋者人数猛增，再度引起潮汕海外移民高潮。１９２７年出口增达２２２０２６人，１９２８年增加到２１１８５８人，进出相抵后，实际移民１９２７年５７４３４人，１９２８年７００７１人。这些数字，仅根据《汕头海关志》附录资料累计，事实上远不止这么多人出去。因为汕头开埠以后，古老的樟林港虽逐渐为汕头港所代替，但在其衰老退化的过程中，古色古香的木帆船还是一支可观的力量。由它载运出洋的人是难以计数的。
近代潮汕海外移民第三次高潮的掀起，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八年抗战，侨批中断，社会动乱，侨眷生活无从筹取，多变卖产业渡生。战后粮荒和高利贷逼人，金融波动，物价高涨，商场颓败，人们急于到外洋投亲靠友，谋求生计，侨乡相率成伴奔向南洋的比比皆是。据汕头市政府公布，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在侨务局办理手续的出国人数为５７６２８人，同时期归国者人数为４６７７人，出口多于入口十倍以上。１９４８年３月市政府刊登了一则消息：出国者累积日众，码头秩序不安，为防止黑市船票损害民众利益，初由侨务局依照赴暹新客登记号码编配购票出国，未尽收效。改用抽签办法，在报章公布，由当局派人到船公司对号对人对像给证购票。我们可以从这则消息，看到当年潮汕人民迫不及待，蜂涌出国的情景。
本文主要参考书籍：
《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潮汕大文化》杜松年
《汕头地区早期华工出洋概论》徐艺圃
《华侨、华人问题论文集》陈碧笙
《汕头侨史》第一、二、三、四辑汕头侨史学会编
《潮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摘自《闽南文化与潮汕文化比较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杜桂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