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邹鲁的国家认同——以汕头华英学校风潮为典型个案
日 期：2008-2-1 15:40:58
民族主义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我们不仅要关注思想层面，更应当关注社会层面，不仅要关注震动一时的全局性事件，更要关注那些地方性事件。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往过程中，正是这些地方性事件赋予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以特殊的品格，并因此而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学界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关注焦点往往集中于中心城市与地区的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而相对忽略了那些在政治和文化上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意识的成长历程，即或有之，也仅仅只是作为前者的一种简单回应和影子。这种以点代面的研究方法与叙述策略实际上过分简化了历史，在这种高度简化的思想史地图上人们很少能从中找到边缘地区芸芸众生的影子与声音，也很难发现各种事件背后的复杂关联。本文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汕头华英中学的反教风潮史实的梳理，试图说明国民革命时代政治边缘地区寻求国家认同的特定路径与方法。
汕头华英学校是英国长老会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英国长老会1856进入潮汕地区。到1877年英国长老会在本地区已经有布道站和外展站22个，有组织的教会6个，教友480名Q)。作为传教的重要方式，教育传教也有所进展。除了在各布道站开设带有慈善性质的初等学校外，长老会还于1870年在汕头开办了神道学校(Theological Hall)，即贝理神学院前身，1873年开办女子寄宿学校，1877年开办男子寄宿学校。到1884年神道学校有学生18名，女子寄宿学校学生巧名，男子寄宿学生20名，堂会小学9所，学生81名。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学校的规模很小，发展速度很慢，且学校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引进和实施西式教育，而是为了传教，开设义学或走读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普通信徒，开办寄宿学校和神道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中选拔布道人才，教育本身均被置于次要地位。
庚子事变后，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中国社会开始迅速变化，西式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在中国沿海地区受到普遍欢迎。汕头作为一所开埠较早的商业城市对英语人才的需求自然亦十分迫切。但是，长老会现有教育体制的人才培养范围却局限于教会本身，这自然与社会需求是脱节的。这种以传教为基本目的的教育不可能为广大非信徒所接受，实际上也减少了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对教会的发展是不利的。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差会方面不可能拨出巨款来发展英语教育，因为这将损害直接的布道事业，同时也违背母会教友的捐款意愿。一种既能为长老会接受与支持，又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的学校似乎很难开办起来。问题陷入了僵局。但是，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僵局，此人就是陈雨亭。
陈雨亭(1842-1905)名润泽，字承甲，号雨亭，广东澄海鮀江都蓬州乡人，早年家贫，后经商累致巨富。1897年“受西教士宣传耶稣道理影响，信仰基督教”，1902年汕头长老会呈禀汕头长老大会，认为“陈雨亭可接其领洗进教，惟其于未信道之先，尝有娶妾，且今不得相离，但察其心实有信主，余无可阻”，因此提请大会裁决，英国传教士汲约翰(John C．Gibson)提议，可以“接之领洗”，得到大会批准。在未信道之前娶妾者可以被接纳进教会，是当时长老会的通常做法，所以陈雨亭进教并非是一种特别的变通，但是，该议案提出后马上得到批准，其间并没有组织专门的调查，则显然考虑了陈雨亭的身份因素，因为当时长老会在潮汕的信徒均来自底层社会，只有陈雨亭是一例外。陈雨亭经商足迹遍及南、北洋，眼界自然开阔，在与西教士接触之后，思想更为开通，对社会公益事业很热心，曾“召石匠，集工人”，花费银洋一千余元，历时数月，在其家乡建石桥一座。不过，作为一个信徒陈雨亭更热中教会事业，为了改变家乡乡民的迷信观念，陈雨亭决定“从改良风俗人手，以广布福音”，特地聘请陈益廷长老到蓬州施医播道，在其南门外粮坊聚会，其间还演潮剧，劝人弃假归真，改革缠足陋习，而于戏台上高悬布鞋及药水，叫人领有放足。通过一系列的布道活动，蓬州信徒渐众，教会根基始立。由于陈雨亭在蓬州堂会的创建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由教会方面撰写的堂会历史竟然称蓬州堂“为陈雨亭所手植”。不过陈雨亭最关注的还是开启民智，他曾在蓬州开设阅报所，并发表广告文，指出“欲救危，宜开智，欲开智，宜阅报”。
开启民智除了大众传媒这种方式外，开办新学校也是一种重要途径。可以说强烈的民族意识是陈雨亭迫切希望开办一所新式学校的思想动因之一。当时陈雨亭迫切希望的是在汕头办一所英汉双语学校，与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交往，使他充分认识到英语在中西交流的作用，同时作为一个商人，他也敏锐地意识到英语的商业价值及其所造成巨大的社会需求。在开办华英学校之前，他在1900年就聘请一位加拿大人开办过一所学校，学校以英文为主，学生中陈姓子弟十余人，异姓学生近百人。两年后，该加拿大人因契约期满回国，学校停办，陈雨亭对此颇为遗憾。在这种情况下，陈雨亭开始考虑由自己捐资，协助长老会开办学校问题，双方至迟在1903年初就初步达成了协议。但是，因为校舍用地等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学校开办事宜延宕下来，到1905年3月10日才在崎碌购地37亩，3月30日在英国驻汕头领事吴理斯(Robert Willis)见证的情况下，陈雨亭才与长老会签定了开办华英学校的正式协议。同时，陈雨亭还签了一张“金盛银行”(Jin-seng Bank)的支票，以兑现自己捐资办学的承诺，汕头教士会则为此专门写信表示感谢。陈雨亭捐款2万元，其中购地花费10261．21元，其余9738．79元用作建筑校舍之用，为了将剩余之数凑成万元整数，陈雨亭自己又捐款261．21元，这样陈雨亭合计捐款20261．21元。有了陈雨亭的巨额捐款作保障，长老会开始全面启动华英学校的建设工作，并由传教土汲约翰发表《倡设华英学堂启》，一面称赞陈雨亭等人“抱爱国之心，知机之明，有志倡立心学，以为天下率”的义举，一面进一步号召本地殷实好义之人士“慨然解囊，以赞成此美举”。十分明显，汲约翰的启示仍是以爱国和开通为基调，希望以此来拨动本地绅、商的心弦，从而踊跃捐款。可以说，华英学校从创立伊始就是以民族主义的旗帜相号召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捐资陈雨亭本人还是英国长老会都是一致的。事实上，汲约翰等人对 20世纪初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十分清楚的。他认为，“不论教会内外，中国的民族精神觉醒已经达到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这种觉醒是未来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在目前它并非不包含危险”，特征之一就是越来越不能忍受外国的控制与影响。因为这种影响与控制使教会感到自己是外来的，汲约翰希望教会调整政策，使其更多地具有本土色彩。
尽管教会方面与捐资者都唱着爱国的高调，但如果将华英的开办完全归因于民族主义的推动仍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双方利益的交叉吻合才是这种合作的真正基础。长老会教育政策的调整与本地社会对英语教育的需求是一致的，可以说这种调整首先满足了商人的利益与需求。华英的开办主要是为了满足潮汕乃至整个岭东地区人们学习英语与西学的需要。英语在当时不仅是中西交往的工具，而且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商业价值。从后来招生的情况看，华英的生源主要来自非基督徒家庭。
由于华英的开办满足了本地社会的要求，所以捐款者踊跃。在陈雨亭的带动下，本地人捐资共计37850元，英国长老会捐资6000元，总计43850元，学校于1906年正式开学。学校在中文里称“蛇江华英学堂”，或称“鮀江华英学校”，在英语中则称“英华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显然是一个戴帽子学院，其发展的目标应是逐步达到高等教育程度，这是当时许多教会大学初期发展的共同特征。所以，从一开始华英学校就被定位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它实施的是一种相对世俗化的教育，从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传教教育和神学教育。可以说，华英学校在整个长老会的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异数，是游离于长老会传统的教育体制的，对于该校的创办者而言，他们显然是希望通过此举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模式，通过提供一种“真正的基督教教育”，进而改变人们对教会学校“利用西方学术”引人进教的既定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英学校的创办是长老会教育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
二
华英学校建立的前后，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1905年因美国苛禁华工问题而引发抵制美货运动，潮汕虽处粤东一隅，但系著名侨乡，自然有切肤之痛，很快也参加到运动中来。6月6日《岭东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自我驻美梁使与美政府商改禁约不成，其事传布于海内外，全国人咸切齿痛心于美人之无理。旬月以来，上海各省绅商，首先倡议，不用美货，不上美物，以示抵制。于是汉口、香港、福建、广东各商埠，先后起而应之，开会演说，讨论实行抵制之事，万众激昂，交口赞成”，但是潮汕的商界和学界却“杳然无声息”，“不议不论”，论者乃愤而提出了“吾甚为潮汕人耻之”的论断。在报纸舆论的宣传敦促下，汕头商界和学界均准备开始采取行动，而岭东同文学堂的教习学生则认为，“此等有关种国名誉之事，学界宜先筹备抵制之法”，“以为全潮人倡”，所以赶在汕头商界开会之前先开会演说，并函告各处会馆绅董“协力以争”，与此同时惠潮嘉三属20余所学堂也准备派人到各乡去演说“争约之利害”。在潮州，20所学校的80余名代表在养正学堂开会。在这场抵制运动中学界显然跑到了商界的前面，从而也拉开了岭东近代学潮的帷幕。潮汕学界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表现，以及从一开始就以外来事物为目标，强调“爱国力之强弱，亦即视抵外风潮之高下以为差等”，似乎都在某种意义上兆示了华英学校的命运。华英学校建立后不久便爆发过两次风潮，不过很快平息下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这场全国性的爱国风潮很快波及到汕头。6月11日(阴历五月十四)由汕头商业学校发起，在华英学校召开了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选择华英学校作为会议场所是深有意味的，一方面此举实际上承认了华英学校作为岭东地区最高学府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颇有向外国势力示威的意味，会议的主办者当然十分清楚华英的背景。对于华英的学生领袖而言似乎理所应当地负有领导整个岭东地区学生运动的使命，炽热的爱国主义烈火在他们心中燃烧，他们高唱“匹夫有责兮天下存亡，死生不辞兮汤火何妨”，号召国人“与学生一致奋起”，为恢复中国的“国权”而斗争。为了使“国人富爱国心”，他们认为文字宣传的方式固然也有效果，但收效太慢，只有直接对公众进行演说，才能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华英学生与汕市其他中学学生一起演说、请愿，调查日货，取缔奸商，其间三次集中焚烧日货，甚至因此与某些商铺发生冲突。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在潮汕各地开展着。
岭东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华英内部的学生自治会因此获得了与校方相抗衡的某种权力与政治资本。应当说，华英校方在整个运动中还是比较开明的，他们赞赏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不认同学生长期参加政治运动而荒废学业的做法，不过他们认为如果硬性禁止所有学生参加，其结果“必归无效”，所以允许学生自愿参加，这样可以使那些留下来的学生“有时间追求学问”。但校方的这种变通做法对于那些一直在校外进行各种爱国活动的少数学生领袖来说，不啻是一种分而治之的阴谋。显然对他们来说，爱国运动的烈火要持续地燃烧下去，不仅既有的参加者不能退出，而且还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新追随者加入，必须有新的燃烧点吸引众人的目光，激发人们的情感，否则人心日久生厌，运动亦必然逐渐消沉下去，而这对于富有政治热情的学生领袖而言是难以被接受的。为了爱国这一崇高事业，他们在寻找新的时机和突破口。
10月20日，华英学校的学生领袖们终于藉拜孔问题掀起了学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风潮，从而将华英学校学生已趋冷淡的爱国热情重新点燃。1919年的公历10月20日即阴历八月廿七日，也就是传统的孔子诞生纪念日。华英学校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对于孔诞纪念活动一直比较开通，不仅在孔诞日放假，且允许师生在学校举行开会纪念活动，而这在当时许多教会学校都是不被允许的。参加纪念活动的师生一般也遵重教会方面不准拜偶像的规定，只开会纪念，而不向孔子像鞠躬行礼。但是本届孔诞日，学生一反常态，在没有告知校方的情况下，在准备开会的学校礼堂黑板上所列的会议程序里加入了．“向孔圣像行三鞠躬礼”的议程。会议定于晚7时半开始，学生邀请了宋涤尘、马育航和张煊等潮汕名流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出席。正式开会前，校长华河力发现了拜孔议程，当即“嘱将该条删去”。华河力指出：“此是教会学校，我又兼牧师职责，而听学生在校中拜偶像，人其谓我何?”他态度强硬表示地如不删除此条则禁止开会，学生反复与之争辩，华河力不为所动，华河力的态度令学生十分愤怒，本来打算马上与校方决裂，“行严厉之谈判”，但考虑到“来宾满座，体面攸关，不得巳含垢忍辱”，勉强同意将该条删除。但是，在会议进入来宾发育的程序后不久，一名已经毕业的前华英学生登台演说；力陈学生拜孔像的重要性，并指责校长不应当禁止此种行动，而台下学生皆“大鼓掌”。从会议进程以及发言者的身份看，该生发言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迫使华河力承认既成的事实，同时又避免事后受到学校的追究。华河力见事态姐此，知学生此时无法理喻，乃“怫然而退”，而与会学生则“咸举足顿地板如擂鼓状以逐之”。会议草草收场。散会后学生即派代表向华河力质问禁止拜孔理由，华河力以该举违背基督教宗旨回答学生。
事件到此并没有结束。次日早晨，学生再派代表到华河力住所质问校方禁止拜孔的理由，而华河力提出到礼堂答复学生，于是全校学生齐集礼堂等候，华河力的答复一仍其旧，学生很不满意，“一哄而散”。此时华河力开始觉得事态的严重，乃召集教员磋商解决办法，正在开会之际，忽然有学生代表前来，提出四项要求：(1)再请来宾开会，补行谒孔礼；(2)此后年年孔诞日，得在校中悬圣像行三鞠躬礼；(3)此后学生开会自由，校长不得干涉；(4)此后学生有事与校长交涉，校长不得拒绝。从学生提出的要求看，除包含有挽回脸面的意味外，不仅希望获得不受校方约束的行动自由，而且还希望获得与校长平等交涉的权力，实际上是希望凌驾学校管理之上。显然在炽烈的爱国热情的烘烤下，部分学生尤其是操纵整个事件的学生领袖已经大大膨胀了对世俗权力的欲望。尤其重要的是，作为教会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非常清楚，基于宗教信仰的考虑，校方绝对不可能答应其拜孔的要求。既然清楚校方的立场，又提出其根本不可能同意的条件，则主导其事的学生领袖的出发点根本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想藉此一步步扩大事态，使之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性的爱国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英拜孔风潮是一场被刻意制造出来的爱国风潮。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教会学校的学生一直处于一种十分尴尬和矛盾的地位，一方面他们享有一般公私立学校所不具备的各种优越条件，这些优越条件使他们在学业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感，并因此而获得学界和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优越条件都是教会给予的，而近代教会又与外国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他们在政治上蒙受很大的屈辱。所以，在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为数众多的青年学子希望进人教会学校学习，另一方面已经进人教会学校的学生中不少人对学校有很深的疏离感，一旦遇到重大事件，教会学校的学生惟恐落于人后，甚至不惜与学校决裂，因为他们必须只有显得比别人更爱国，更激进，才不会被视为洋奴，才能为社会所接纳。这是近代教会学校风潮不断的重要原因。
学生不仅提出四项条件，而且要求校方必须一一承认，且屡次催迫，在这种情况下，华河力“知万无商量之余地，乃决意下令解散”，实际是开除全体学生，关闭学校，并要求学生在次日中午12点前“一律出校”。学生得此消息后，即涌进校长室索要学费和膳费等，华河力连夜将费用摊还学生。学生受此打击，愤怒异常，“是夜在宿舍喧嚷至天明”。12日上午，学生先齐集礼堂，悬挂孔子像，并向之补行三鞠躬(或说九鞠躬)，“且有放声向像哭诉者”。然后学生就络绎出校回。从学生的行为看，他们确实是将尊孔拜孔作为一种爱国的行为，激昂的爱国热情在神圣的拜孔仪式上达到了最高点。对于学生来说，在爱国与学业之间，他们作出了义无返顾的选择。对于校方而育，虽然学生提出了不能接受的条件，但在没有尝试做细致地说服工作前就采取如此断然的措施，一下子使全体学生失学，固然展现了学校的坚定立场，但总体看是失策的，表明了学校实际无力通过常规的教学管理方式来处理学校风潮，实际已经放弃了原来相对宽容的政策。这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学生与校方一旦发生矛盾就成为对立的两极，就只能决裂。自五四运动起，学生俨然已经成为爱国的象征，将学生赶出校门，势必增加整个社会对该教会学校的疏离感，从而孕育更大的危机。
学生毕竟是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肯定没有料到校方会采取如此强硬的手段，所以出校后就近寄居各处，等候解决。与此同时，一份以华英全体学生名义拟定的“告父老书”印送各铺户与团体，以争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学生在公开信中鼓吹：“孔子之道，不思不勉，弥高弥坚，包罗万象，为诸子百家之宗”，所以中国历代尊奉，民国成立后“以孔子为教育之大本，复以孔诞为永垂之大典，日月经天，普照古今中外，称为百世之师，不亦宜乎!孑L诞之日，全国学界休课敬拜，华英学校岂容独异?”学生抨击校方禁止拜孔的做法是“侮我国体，辱我圣人”，这样就一下子将拜孔这一行为提高到爱国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公开信并没有要求校方收回成命，而是希望由社会“主持公论，争回该校，勿使教育权旁落外人之手，致有宗教亡国之隐忧惨祸”，从而正式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公开信援引华英学校章程，认为该校虽然由英国长老会发起，但“创办由陈雨亭封翁暨汕头及各处绅商捐资盖建”，所以“主权完全在我”，而英国长老会则“毫无权力”，且该校是“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其中“并无丝毫宗教之性质”，本来“应遵守民国之教育宗旨”，但现在校方却以违背教会信仰为借口开除学生，关闭学校，所以社会各界应当齐心协力收回该校，“恢复教育主权，以尽公共之责任，维持孔道于不敝”，学生还表示“如果有人自甘放弃”，他们决不会同意与附和，而且还会将此类人“视为媚外之汉奸”。从而表现出与校方决不妥协的态度。
但是，公开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与华英学生激越的爱国言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的冷漠回应。除当地报纸在报道该风潮时对学生有所同情和偏向外，并没有人出面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民众也没有起而声援。自华英发生风潮后将近一个月时间，“潮汕人士绝不评判曲直”，显然，对于汕头市民而言，他们并不愿意参加这场刻意被制造出来的爱国运动，从而影响其正常的生活。不仅如此，比学生本人有着更实际考量的学生家长从学生的学业和前途方面着想，“多不以子弟之举动为然”，认为既为学生就应当遵守学校不拜偶像的规定，专心求学，而不应“断断与彼争此末节”，有人则奔走调停，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学生在校园里所点燃的爱国烈火不仅很难蔓延到校园之外，且在众人的冷眼旁观中有渐至熄灭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站了出来，在汕头《公言日报》上发表署名“白华”的文章，猛烈攻击教会，公开支持华英学生的行动，从而引起教会的激烈回应，演变成公开的论战。白华，原名吴白华，广东丰顺人，时为汕头某中学的国文教员。当时所谓的国文教员，实际上就是教授四书五经，是典型的儒学信徒，其立场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白华在文章中首先将华英学生与校方的争执确定为爱国与嫉妒、压制爱国的性质：
我国自青岛交涉失败，民心愤激，杯葛风行，全国一致。倡之者谁?京津学生。继之者谁?全国学生也。学生在求学时代，从事救国，是今日责任所在，诚不得已……潮州学生救国热诚，较之京津各省，未遑多让。自组织全潮联合会以来，团体日固，众志成城，淬砺精神，不可一世。其见爱于人者在兹，其见嫉于人者亦在兹。究之嫉之者之多，未若爱之者之众。今观华英学生，受其校长解散者，因嫉妒而发也。恶乎嫉之，嫉其救国也。(我孔圣鲁人也，过陈城而不式，恶其亡国也。其大公无私若此，在异教反嫉人救国而喜人之亡，我国青年其注意。)今日救国之学生，内则见嫉于卖国之官吏，亡国之奸商，外则见嫉于野心之强国，党恶之邻邦。故学生出任救国以来，无日不在嫉妒人之心目中，人欲解散之久也矣。然事出无固，尚隐忍不敢猝发，迨至八月廿七日华英学生有在校庆祝圣诞事，遂藉为解散之好机会，逐来客，斥学生，禁开会，蔑弃我国教而不顾。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上述一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将孔子塑造成爱国的典范，这显然是以民族主义理念重新诠释孔子。其二是展示了学生以天下为己任，在爱国运动锋芒毕露的，其中“不可一世”一词很恰切地反映了当时学生的矜式与自负。白华在对学生进行表彰后，马上笔锋一转，开始严词责骂那些主张调停的学生家长，认为他们让学生返校，甘心受外国奴役，“非我国人丧心病狂，何以至此”，他认为“此等亡国奴性已大可诛”，不过白华最严厉的批判则是指向教会，他指出，“外人在我国内设学，原藉宗教煦煦孑孑之仁义(如开设医院学校之类)以笼络人心，与我孔圣有教无类之宗旨大相悬殊。彼教会中人不识不知，认贼作父，受其奴隶胚胎，罔不驯服”。在白华眼中，只有华英学生“英挺不羁”，究其原因是他们在进华英之前已经受过小学教育，“平日涵濡孔教既深”，“稍具国家常识”，所以才能在爱国运动中“当仁不让”，其爱国热诚才会“出诸校之上”。现在，如果听认华英校方禁止拜孔的做法，那么“中华国土亦可不准认为已有”，他鼓励学生坚持到底，坚决不返校，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教育问题，而是“一国国教问题”，在他看来，华英激成风潮并非是“仅为国权”，也是为了“国教”，这是“最有价值”的，“今我国尊孔教为国教，关系实属重大，学生以去就争之可，以生死争之亦可”，因为“志在保国，必先保教”。至此，白华言辞之激烈程度已经远甚于学生之公开信，为了其保教的理念，竟然要求学生生死以赴，，俨然一副孔教卫道士，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受到了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思想的影响。
学生的“告父老书”发表后，10月30日浸会岩石各堂在沙陇集会，会上有人宜读了该文。当读至“宗教亡国”四字时，“人人眦裂发指”。由于当时汕头的各种报纸在登载消息时普遍对教会不甚友好，“污毁实甚”，所以有人开始商量专门创立一家教会的报纸来表达教会的立场。凹世纪的岭东教会民族意识已十分清晰，普通基督徒比非信徒的爱国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甚至有的传教士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作为团体，教会方面也一直致力于教会的本土化，，希望逐步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会。但是，现在华英学生不仅否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而且完全否定了他们神圣的信仰，他们自然会作出激烈的反映。不过，相比较而言，白华文章中攻击教会人士“不识不知，认贼作父”，这种一杆子打倒一船人的做法，更让他们感到“忍无可忍”，甚至有人提出先将白华“殴至半死”，然后再“送官治罪”。这种意见当然不会被主张“以文明手段对待”的教会所采纳。11月15日，潮汕长老会和浸信会两会教会领袖50余人在外马路贝理神学院集会，决定派张亦镜、刘泽荣为文驳斥田。当时，西教士方面担心吴白华的文章会引起仇教行动，准备通过驻汕头的领事进行交涉，但本地教会领袖反对这种做法。他们显然担心，这样会使问题复杂化，变成真正的中外之争，那样反倒对教会不利。
教会方面所采取的实际反击措施首先是直接与吴白华本人进行交涉，同时由李耀宇在《公言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白华的观点。接着张亦镜在其主办的刊物《真光杂志》发表一个专号，全面回击学生及白华对教会的攻击。
在原华英捐款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斡旋和劝告下，校方答应重新开学，而学生家长则允诺“各率子弟回校向校长谢过”，而此时学生“亦多幡然悔悟”，大约七八十名学生在11月16日“遵命返校”，占原来肄业总数的三分之二，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坚持不返校，在汕头商业街成立友联中学。
在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展开“打倒孔家店”的战役后，华南一隅的华英学校仍然坚持拜孔，似乎表现中心与边缘地区的时代落差，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民族主义是需要符号的，没有让人顶礼膜拜的爱国符号，芸芸众生是不会汇合到爱国的洪流之中来的。孔子不过是华英学生所选择的一个爱国符号而已，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孔子有三个理由：首先与山东青岛问题有关，因为孔子为山东人，学生希望利用孔诞日提出山东问题，“唤起圣地之注意”，进而“唤起人民之救国心”。其次，与教会学校对待孔子的态度问题有关。对教会而言，从明末清初中西“礼仪之争”起，禁止祭孔拜孔即成为教会共识，到近代这一问题又被提出来，尽管有个别传教士主张开禁，但始终未为各主流教会所采纳。对干教会而言，耶稣是神，孔于是人，两者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根据禁止偶像崇拜的神圣戒条，在教会学校是绝对禁止祭拜孔子的，甚至在孔诞日举行纪念仪式也有可能被认为是迎合异端的举动。岭南大学的钟荣光就认为“华英准人作孔诞纪念，已容魔鬼乘间”，他主张在教会学校应当“极端排斥”纪念孔子这一类行为。这样，教会学校的学生自然就无法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纪念孔子。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尽管此时在中心城市已经有少数知识精英已经开始对孔子展开批判，但对一般知识分子而言，两千年所形成的孑L子地位短时期内仍是无法动摇的。纪念活动是一种表达身份认同的仪式，教会学校的学生显然不愿背上数典忘祖的罪名，而被人视为异类，祭拜孔子对他们来说是回归中国主流社会的一种标志，如果说非教会学校的学生纪念孑L诞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走过场的官样文章，而教会学校学生则是在充满神圣和敬畏的心情来参与此类活动的，而此时如果校方出来禁止的就会被认为是亵渎了他们神圣的感情，自然就酿成风潮。第三，与岭东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有关o“海滨邹鲁是潮阳”，作为文化边缘地区，岭东一直对中原王化有一种神圣的向往。在近代，岭东地区在爱国运动方面一直存在非常明显的追赶意识，每一重大事件几乎都在该地区有相应的回响，且惟恐落人之后。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象下面，延展的是传统的文化意识。追求政治正确的背后落实的却是文化的同一，热情如火的爱国情怀折射的却是烦躁不安的文化焦虑。从学生的“告父老书”和吴白华的文章，我们都可以看出，当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保种保教的主张在文化中心被某些知识精英视若敝屣时，在岭东地区却很有市场。在汕头，孔教会一直很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像筹办潮州大学等重大事项均有孔教会参与其间。到1946年，该会仍在积极活动，拥有成员158名，其中大埔人温丹铭、饶平人陈焕章等学界和商界名流亦列名其中。显然，文化边缘地区比中心区更为珍惜传统文化及其符号象征，从文化中国走向政治中国，从而形成新的国家认同，是文化边缘地区所通常采取的一种路径。
拜孔风潮之后，华英校方汲取教训，改变了以往相对宽松的管理政策，开始对学生参加校外的各种社会与政治活动采取比较严厉的管束方式，以此约束学生，防止再次发生风潮。不过，一所学校是否发生风潮，固然与其管理方法有关，更与整体社会环境有关。自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各地学校风潮此起彼伏，就岭东而言，岭东学生联合会在从事各种爱国活动的同时，且与其它团体合组为各界联合会，协调行动，且在各团体发生矛盾时能够“出面调停”，使事件获得圆满解决。这表明学生组织在岭东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汕头，岭东学生联合会的学生到各商行查抄日货成为其一项经常工作。在外界如火如荼的爱国形势下，华英学生自然也不甘落后，坚持“求学为国之本旨”，时常参加岭东学联组织的活动，不过面对校方的严格纪律，学生不得不“忍气吞声”，“蜷伏屏息”，在行为和方式上有所收敛，以免触怒校方。但相互提防的心理使学生与学校实处在潜在对立的两极，双方的关系已颇紧张，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
1921年6月19日，华英学校再次发生风潮。当天按阴历计是五月十四，正是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根据以往惯例，这一天汕头各校学生集会游行，以“提醒全国同胞”不忘救国。但本年华英校长华河力“以礼拜(按：当天为星期天)重要为词，禁止学生出校”，学生则提出礼拜固然重要，但一年有五十多次，而学联纪念会则一年只有一次，且该纪念会关乎“救国运动”，所以“坚请放假”，但得不到华河力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全校130余名学生中，以信教的50余名学生留堂礼拜，其余学生“放令出游”，华河力仍不答应。很明显，华河力是害怕此先例一开，后面更难收拾。学生则认为“信教自由，环球皆然，断不能强迫以侵人自由”，况且这一天在汕头的教会学校如岩石、真光等学校均变通处理，“俱于是日一律整队游行”，那么“华英何得独自违异”，乃“再三请愿”，“恳挚婉求”，华河力还是不同意，并且准备将有关学生“记过斥革”。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乃“议决退学”，并于24日在《公言日报》发表了退学宣言书。学生在宣言书攻击华河力“摧残学生”，“妄肆威权，冀达其破坏救国目的”，而华河力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与学生“不同国，不同种，不同教”。在宣言书里，“不同国，不同种，不同教’’是特别用大字黑体标示出来的，非常醒目。这种标示方式非常强烈地表达了退学学生对华河力及其所代表的校方的敌对立场。华河力是一位学识渊博、道德纯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信仰虔诚的牧师，其本人一直很受中国教友的尊重。华英能够发展成为岭东地区水平最高的学校，可以说，主要是华河力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现在华河力本人在学生眼中却成了压制学生爱国运动的罪魁祸首，而华河力之所以要压制学生则是出自本性，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民族主义是需要敌人的，是需要一个可供攻击的靶子的，如果没有就需要塑造一个出来。自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日本就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靶子。但无奈与汕头相距甚远，查抄日货虽然可以部分宣泄学生的爱国情绪，但日货毕竟不是一个具体的敌人。现在华河力仅仅因为行使校长权力，阻止本校学生的一次集会游行，就很自然地被自己的学生当成为了爱国运动的敌人。作为华英学校的中坚和灵魂的华河力成为敌人和靶子，则华英命运似乎已被注定。在将华河力确定为爱国运动的敌人后，学生的爱国激情就如破堤之江水，奔涌而出。他们说：“嗟嗟!卧榻蹙蹙，酣睡已属他人，恨海茫茫，真魂虽填精卫。救国事业，惨被摧残，人格被夺，于焉极点。学生等无宗教之臭味，本良心之觉悟，自应共相勉励，策划前途，以副诸父老昆弟姊妹之期望。彼华校长者，以英日续盟之阴险，阻吾辈救国之进行，遂酿此莫大之风潮”。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是绝不可能的参与英日结盟这样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的，其禁止学生游行与英日结盟也没有任何事实和逻辑的联系，可以说学生的指控完全是一个臆想出来的神话。但是，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是需要这样的神话的，尽管这种神话会使一个民族的思想导向极其偏狭的死胡同。学生一方面要求“信教自由”，另一方面对“宗教”(实指基督教)极端排斥，就是这种偏狭思想的生动表现。没有自由主义和国民国家观念作内蕴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极端排外主义。
上述风潮之后，华英又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过去曾给学校制造许多麻烦的学生爱国团体此间一直比较沉寂，没有违反校纪和干扰教学的事件发生。19255年3月，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收复潮汕，在此政治形势的鼓舞下，由一所新开办中学所领导的汕头市非基督教运动，开始将运动的方向直接指向基督教学校，希望通过唤起教会学校的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其在情感上疏远母校，教会方面则担心此举有可能导致学校内部的摩擦乃至分裂。但是，在5月4日岭东学联在汕头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游行时，当会场出现反基督教的情形时，华英学生一致以退出学联表示抗议。5月7日，汕头市党部组织各校学生举行纪念国耻大游行，包括华英在内的各教会学校“单独出巡”，并没有参加以非教会学校为主体的大游行活动。显然，教会学生藉此既表明了自己爱国态度，又显示了忠诚母校，尊重校方办学宗旨的独特立场。就华英而言，学生此举表明，尽管历经风潮，他们对学校仍然对学校有较强的认同感，不能容忍来自校外力量的攻击。
三
五卅运动的发生，改变了一切。汕头各界在6月8日举行了万人示威大游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铲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各校学生亦准备举行罢课。6月12日，由市党部和日报工会等团体组织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以下简称“外交后援会”，统一领导全市的反英爱国运动。在汕头这样的中等城市，真正与英国有直接关系的机构并不多，在此情况下英属教会学校自然就显得十分扎眼，为各方瞩目，所以外交后援会成立后即发出警告，通知凡属英国人所办学校的教员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否则将受到“严厉之对待”。外交后援会如此对待教会学校，不仅因为它是英国人办的，而且还因为教会学校有可能削弱和败坏爱国精神。显然，这是对五四和五七两次大游行中教会学校独立行动的一种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教会学校的外籍人土感受到危险，而且所有在潮汕的传教士都感到了危险。因为五卅惨案爆发后，所有的英国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分子，成为爱国运动的对立面。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基督教的同时并举，使在汕的英国传教士感到形势的严峻。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在普遍对英国人充满敌意的氛围中，由英国人担任校长显然不可能控制局势，所以华英的英国籍职员与教师全体退出学校，而将管理移交到中国人手中，学生一直坚持到该学期的正常结束，不过其间既没有上课，也没有进行期末考试。对于校方而言，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如此紧张的形势下没有发生直接攻击英籍教师的言行。对于华英中学校长华河力来说，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维系下去的，从师生的安全角度着想，决定暂时关闭学校。至于学校的重新开放，必须等汕头市杯葛英人运动平静下来，且华英学生必须充分保证不再卷入任何政治动乱之后再做决定。学校在8月份正式通知学生家长，学校因时势所迫，暂时关闭一学期。至于在此期间学校的管理，教土会准备将其暂时移交给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该委员会中基督徒应占多数，且必须明确承认教士会对该校的所有权。
华英学生在得知学校的决定后，立即由学生会向华河力进行交涉，提出为补救学生失学起见，请求借用校舍及器具一学期，并请旧任教员帮助其继续开课，进行补习。学生会的要求似纯粹从学业着想，自然无法拒绝，但考虑到该组织一直热中于政治运动等因素，教士会为慎重起见，在讨论之后提出了几项要求，首先要求借期以一学期为限，如果其间中英交涉问题解决，那么华英可随时开学，合同自然终止。其次参加补习的学生必须是原来华英的学生。第三学生必须爱护学校财物，如损坏必须修理或赔偿。第四，学校校舍只能用于教育方面，如果学生不得已必须举行一些政治活动，也必须在校外举行。学生基本上接受了上述条款，只要求对第二条要求略为通融，学生不能局限于旧华英学生，校方也很痛快地答应了。
从事件的发展进程看，学生会租借校舍的行动显然是一个精心策划计划的开端。在校舍租借一事初步确定下来后，学生马上更改学校名称，并于9月5日在报纸上发表宣言，称自华英学校停办之后，学生重新组织，学校改名为“南强”，以表示“完全脱离英人”，且谓其所借之校舍原来就不是英国人的产业，不过是一种“公产”而已，所以“以假借为第一步，将来可以收为已有也”，并且说陈雨亭的两个儿子愿意帮助学生争回该校。很明显，学生在筹划租借校舍的同时已经有借此收回学校的考虑，并说服了陈雨亭的两个儿子在此事上站在学生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教士会乃发出公函，通知在校学生必须更正关于学校产权的声明，否则必定收回已借出之校舍。从教士会采取的行动看，尽管它对学生的反叛行为十分愤怒，但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只是将学生行为视为一时冲动，如果教士会此时采取断然措施完全关闭学校，则事情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在教士会公函发出之后，乃有张廷鉴出面调停。张系一名学生的家长，同时也是华英旧教员和长老会教友。张廷鉴出面为学生担保，并说学生发表宣言，并不是想借此霸占校产，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做的一种“掩饰”姿态。经过再三商酌之后，教士会乃下令华英学生会亲具正式公函，“承认及保证华英学校之校产为英长老会主权之所有”后，方准学生进校。学生会同意了教士会的要求，立下保证书。
从立保证书的这种方式看，英国长老会是以校方的身份强制其学生作出保证的，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单就保证书的内容看也不具备任何意义。因为这只能保证学生不对华英的产权提出要求，而从法律的角度看学生本身也绝不可能有这项权利。真正能对华英产权提出置疑的显然另有他人，但长老会对此则明显准备不足。不过，学生的宣言还是提醒了英长老会，10月1日汕头教士会作出决定，由教士会以书面形式通知担保人张廷鉴，要求他必须保证学生严格履行承诺，同时保证条件一旦成熟，华英可以随时重新开学。
学生正式人校后，立即展开进一步的行动。最初学生与校方磋商时曾经答应不再添请教员，不设校长，如果学校原有教员不愿留任，则可以重新聘请教员，现在学生为了实现控制学校的意图，于是攻击学监陈泽霖和其他几位教师，迫使其退出，这样学校就被学生实际控制起来了。
纵观事态进程，整个占校行动环环相扣，计划细致周密，而以中学生之经验阅历是不可能担当起此任的。显然，主导其事的另有其人。此人就是陈小豪。陈小豪是华英中学第一届毕业生，向为华河力所器重，毕业后曾短期担任华英中学教师，后担任福建集美师范的国文教授，新加坡端蒙学校校长。1925年暑假自南洋“告归养病”，正好遇上华英学校停办之事。据陈本人说当时是“为同情心所驱使遣”，奔走各方，力图“挽回”。陈小豪同情学生之举动是真的，不过他积极参与其事显然还别有所图。先是，当英教士会正在商议华英暂停开课之时，陈小豪以个人身份进见华河力校长，对华河力的困难与境遇深表同情，赞成学校暂时停止开课的计划，并表示愿意竭尽所能给予帮助。陈小豪通过与华河力的交往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为学生所信任，乃代表学生向华河力进呈租借校舍的计划，并表示愿意对该计划负责，从而成为学生方面的代表。在租借校舍成功之后，陈小豪乃违背前言，运动部分学生开欢迎会，请其担任改名后的南强中学校长。为了完全掌控校产的目的，陈小豪鼓动学生反对英国人，希望以此否定英国人对该校产业的所有权。陈小豪认为，该校既然为华人捐资建筑，自然属于华人，也就是属于南强。对此，原华荚校方非常气愤，认为陈是“蒙爱国之美名”，“行阴险奸恶之实”，“非为失学之补救，而为滋占之捷径矣”。
南强中学成立之后，学校管理是比较混乱的，学生功课荒废，各种名目的纪念活动非常之多，耽误学习时间达六周之久。而放假日就更多，竟然是上课时间的两倍，在上课时间学生上课与否也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陈小豪本人也承认其间他与学生“同患难之日多，同讲诵之日少”。实际上，学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从事政治活动上。他们甚至在圣诞节派出五、六十人的代表参加反基督教游行，且分发反教传单，攻击教会学校，不过此项行动受到基督徒学生的强力抵制。严重的管理混乱，使多数师生不堪忍受。到学期之末时，在校教师纷纷离开南强，接受其他学校的聘任，而多数学生则公开表示如果华英不重开，他们肯定不会回南强。但南强的校长陈小豪并未打算按照当初的合同将学校交还给英长老会，而是准备坚持到新的一学期，为此，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包括四名教师和六名学生，但其中两名教师拒绝参加，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寒假期间仍然留住华英，以免校舍被教会收回四。
尽管陈小豪等人的行动受到在校多数师生的冷遇和抵制，真正积极追随他的师生不过十数人，但陈仍决心坚持下去，其主要原因首先是社会整体环境有利，人们普遍对基督教已十分敌视，且收回华英的行动由受到了政府和社会方面的有力支持与督促。事实上，早在1925年9月汕头市市长杨霖“鉴于收回教育权之时机已至”，专门派教育科科员到各处教会向华人宜传，指出教会学校“托庇外人，在国体不无妨碍”，要求他们“剋日改为中华自办”，废去各校校内的外国旗帜，市政厅已准备“设法逐一收回”。国民军第二次东征，重新占领汕头后，陈小豪就专门拜见过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寻求支持。12月初，周恩来专门召集汕头市五所英国长老会学校开会，它们分别是南强中学、淑德女校、童子部小学、福音国民学校和贝理书院。在周恩来询问各校与英国人的关系、现有学生多少，经费从何而来等问题后，南强中学的代表首先答称，学校“自五卅运动发生后，当即收回自办，与英人无关，经费除由学生交纳外，其余均由教职员维持”。周恩来在听取南强的答辞后，马上作出指示，南强应当发表宜言与英国人脱离关系，此后学校每星期都应开演讲会，请人演讲三民主义及其他新文化运动，要把“学校变成一个中国的学校”，“变成一个革命的学校”。显然，周恩来是从国民革命运动的角度要求南强中学，而南强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汕头学生运动中所谓革命“同志”最多的一所学校，至于要求发表脱离宣言则表明对南强与英国人的关系仍存有一定的疑虑。事实上，早在南强成立之初就有舆论攻击南强是华英之替身，人人应起而攻之。南强要想获得新政权和社会舆论的认可，必须再次发表明确的脱离宜言，这对陈小豪和学生会诸君的确是一个考验。不过，新政权及相关社会团体在这方面给予了有力的督促和支援。12月3日，由汕头学生联合会、汕头市教育局、外交后援会、教职员联合会和政治部各派一人组成收回教育权委员会，专门讨论收回英国教会在汕头所办的学校问题，要求各校在次年春必须“一律收回自办”，且“令各校自行宣布脱离英教会关系”，并取消圣经课程和宗教仪式。12月30日，上述五个机构和团体议通过了“取缔教会学校章程”，规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南强中学学生会在1926年1月2日发表宣言，宣布“脱离英教会一切关系”。
教会方面一直将南强作为一所非正式的临时补习学校来对待，尽管不承认，但也不以为意，且自恃有学生会的保证书在手，待该学期一结束即按约定收回，则所谓南强亦自然解散，不会对华英的产权构成威胁。不过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在陈小豪和学生会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行动后，教会方面开始觉察到事态的严重，并准备采取相应的行动。1925年11月2日，汕头教士会召开会议，华英中学委员会报告，在与中人张廷鉴协商之后，鉴于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在本学期的剩余时间里华英不再重开，但准备在中国的新年之后重新开学。会议议决由华河力与时任学校学监的陈泽霖协商，请其担任华英中学的校长，教士会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同时也希望华河力至少在目前仍然对学校保持某种控制权，所以最好的形式是两人并任校长，共同处理学校事务。但是，事情并没有朝教会方面料想的方向发展。12月30日南强发表宣言，教士会则通过英国驻汕头领事两次向交涉署控告南强校长企图霸占校产，但交涉署置之不理。一直以中间人身份往来于学生与教会之间的张廷鉴态度忽然改变，1926年1月23日亦即学校放假的前五天，张竟然代表学生要求再借校舍一学期，这种公然违背当初协定的主张自然为教士会所拒绝。教士会的理由是，学生不论在文字上还是在精神上均没有遵守当初所订立的保证契约，以前学生声明不敢侵犯校产，现在则公开宜布学校不是长老会产业，其间学生与反对基督教的人保持一致，违反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且半年的办学乏善可陈，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在未提出此项要求之前已经有意占据，所以不能同意续借的要求。教士会要求学生在放假后三天内即离开学校，以便教会接管学校。教士会通过英国驻汕头领事第三次向交涉署进行交涉，交涉署仍然没有理会。当时交涉署的主管官员马文车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担任交涉使兼潮海关监督，上任以来一直热中于收回利权运动，曾不请示广州国民政府，在1月18日擅自将税务司所属之五十里常关收回自办，并发表通电，希望以此作为“铲除一切不平等待遇之先声”。对于南强学生收回教育权的行动，马文车肯定支持的，其不理会英国驻汕领事的照会亦在情理之中。况且，马文车本人与陈小豪因文人相慕，彼此颇有交谊，有此一层关系自然会对陈小豪等大力维护。
2月1日，在规定的时间到期后，仍有两名教师和八名学生没有离校，其意图自然是再明显不过的。面对这种情况，华河力和江克礼等六名教会人士来到学校，撤去“南强学校”的校牌，同时将学校的大门锁住，要求在校师生当天中午前离校，但遭到拒绝。华河力等人乃在校舍里另觅一处安顿下来，等候事情的解决。留校的师生见华河力等态度坚决，知事情棘手，乃派人到警区告急，约1小时后10名警察来到学校门前，要求开门，华河力等要求对方出示公文，警察没有出示公文，华河力拒绝开门，不久该队警察自行离去。此后市公安局又派来1人，要求进校调查，华河力等同意其进校，该调查人员在看到留校的师生安然无恙，很快也离去。紧接着，有成队的警察来到校门前，其中约12人持步枪，要求进校，被拒，在华河力等讲明情况后亦离去。与此同时，教士方面亦派龙良安 (E.L.Allen)到英国领事馆报告，领事让龙良安携带领事馆公文到交涉署，要求交涉使下令让南强师生当晚离校。但当时交涉署只有一名下级官员接待龙良安等，显然，马文车故意躲开了。不过，该官员保证当晚教士不会有新的麻烦，第二天必将情况告知交涉使。当天下午，该官员就来到学校，称已经会晤交涉使，现在特奉命来请西教士离开学校，静候事之解决，但是教士们拒绝了该建议。当天晚上，6名教士中有3人留在学校。翌日，交涉使马文车并没有出面处理华英的校产纠纷问题，只是让人送给英国领事一封公函，略谓：他已经查明，华英校产的确是陈雨亭交给英国长老会教士会保管的，现在中国民意主张收回教育权，则英国人的保管权应当取消。英国领事接到该公函后，立即亲自会晤交涉使，就华英产权与交涉使进行争辩，但马文车坚持己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让马文车改变意见，那就是教士会方面拿出原始文件来，而当时原始文件都保存在香港，没有一星期的时间不可能取回来。马文车还提出由英国领事下令教士撤出学校，他本人也可以下令南强师生退出，以等候问题解决。对于这种意图明显的缓兵之计，英国领事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面予以拒绝。不过在当日下午领事到华英后则劝告教士，如遇暴力危险应当离开学校。领事离开不久，有一身着咔叽军服的官员指挥身穿制服的20人来到学校大门前，这些人样子看起来十分凶恶，且性情暴躁，与前一天的警察完全不同，其中一位身穿便装的人操英语，要求教士开门，否则就破门而人，华河力等没有同意其要求，双方正交涉之时，人群忽然高声喧嚣，开始呼喊口号，而校内的学生也出来参与其中。上述该队人马系从广州来汕抵制英货的纠察队，后在学生陪同下悻悻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华河力等人经商议，认为南强师生既然已经请求这种无法无天的人来帮助，那么很有可能在当晚或次日在学校聚众生事，而且肯定会使用暴力，所以华河力等人在傍晚时分离开了学校。当晚，教士会给马文车送去一信，指出在暴民的暴力威胁下教士现在已经离开学校，如果他能下令让南强的人离开，教士愿意提供大门的钥匙方便其寓去。但是，马文车一直没有答复。在教土们离去之后，南强师生立即从里面给大门加锁，防止教士再次进入。
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教士们除了锁闭大门和要求滞留学校的师生离校外，并无任何过激举动，实际上一直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且是在生命有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退出了学校的。反观南强师生，则是进退裕如，纠结各方，恐吓威逼，玩教士会于股掌之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关此事的一些文本却留给人们的是完全相反的印象。在这里，传教士成了极其凶恶的敌人，他们按约前去收回学校，却被说成“武装入校”，而所谓的“武装”不过是英国绅士们常用的一、二根手杖，至于摘下南强校牌被说成捣毁家私图书等等，不一而足。而锁闭大门更被说成是“拘押”员生，断绝伙食，似欲置人死命，真可谓狠毒。而实际情况是双方处于对峙的态势，都不愿离开学校。尽管教士从学校的门房拿到各校门的钥匙，从技术说锁在学校里面的人不可能出来，可据华河力说南强师生也有其中两个校门的钥匙，可以自由出人，且学生也确实能够自由出入，不然就无法叫来警察和纠察队。从当时学校的双方的人数对比看，第一天教士会与南强员生是1比2.3，第二天则是1比5，如此悬殊的比例如何拘押?不过，当时学生的食物确实是由楼前吊上去的，且这种吊食物的方法至少一直坚持到4日下午，当时英国人已经离开该校整整两天，如果说英国在时南强员生被“拘押”楼上，不能下楼，何以英人早巳离开，仍不能下楼，莫非是自己拘押自己?即使认定英国人说南强员生拥有两个门钥匙的说法是谎言，不足采信，以南强员生之力量打开一扇进出的门是绰绰有余的，况且在校门之外还有众多的支持者。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出于某种斗争的策略，南强员生有意这样做的，目的是引起社会的同情与义愤，从而增强自己行动的合法性。明白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汕头市公安局在接到学生的报警后，会接连派出警力到学校，而一旦了解情况后又迅速离去，显然学生在报警时有过分夸大其词的地方，而警察关注的是否教士对学生安全构成威胁这一事实。而员生被“拘押”两天后依然毫发无损也说明了传教士并未对南强员生采取任何措施。反倒是教会方面确实有受到了人身侵害。在一部分罢工纠察队员在华英门前示威时，另有一部分人强行进人聿怀，抓走该校一位看门老人，将其关押在海员工会总部，因为他其间居然给华河力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送饭田，尽管这位老人体弱多病，但还是遭到殴打和折磨。并被视为工贼，后来，在该老人支付了200元后才被保了出来。但是，当时的舆论对此缄口不提。从当时各种报纸对该事件的报道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整个事件的性质通过报刊舆论的诠释被完全倒转了过来：占住学校的人成了学校的主人，成为维护校产的英雄，而按租借契约前来收回学校的主人成了武装人侵者，利用警察和社会团体力量对教士直接施加压力的人变成了受威胁者，真正感受到生命威胁，最后灰溜溜撤离的人变成了威胁他人的人。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总体上看，南强员生所谓收回华英的行动，带有非常强烈的“革命外交”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革命外交”的一个典范。因为根据条约体制，如果从严格的产权归属的法律角度看，华英毫无疑问是属于英国长老会的产业，且建校二十年来一直无任何疑义。而陈小豪等人违背诺言，擅自将华英改名南强，随后又以各种借口和手段，拒不归还，是严重的侵占行为，是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的。但是，从教会的角度看这种属于背信弃义的强横霸占行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受到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许与欢迎。这种完全不按规则出牌的匪夷所思的行动，在当时却正是革命的行动。因为国民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被帝国主义所侵占的一切利权，收回教育权自然属于革命的任务。在不平等条约没被废除之前，要收回利权就只能采取非常之手段，通过“流氓式的外交”进行交涉才有可能成功，才能斗过帝国主义的老手。所以，从政治的角度看，收回华英是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但是，即使是再崇高的“革命”行动，也不能过于违背社会常理，否则不免遭受非议，所以革命的行为还必须符合革命的伦理，这种伦理就是对于狡猾和凶残的敌人，只能运用革命的策略和手段来对付。这样，违背诺言就可以被解释成革命的策略，强占校舍就是收回教育权。对于南强员生和参与其事的各当事人来说，为了给自己的行动赋予正当性和革命的意义，只能采取各种方式将对方塑造成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塑造成革命的敌人。问题是作为对立面的华河力等几个传教士不够凶恶，其中有的人还有很好的口碑，且与帝国主义似乎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使在进入收回校舍这个问题上，尽管教士因为南强师生违背诺言霸占校产，可能态度最初比较强硬一点，但除非他们完全丧失理智，无论如何不会“武装入校”的，更不可能对南强员生使用武力进行威胁。因为华河力等原是在华英执教多年的教师，姑不论其品行如何，至少对学潮早已是司空见惯，在政治形势对所有在华英国人都极为危急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做出引发激烈冲突的非理性举动来。然而，在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是一定需要一个敌人的，如果没有，就要创造一个出来。从实际的效果看，这个被创造出来的凶恶敌人及其相关的政治神话确实起到了鼓动民气，同仇敌忾的作用。在这场争夺校产的风波中，包括政府机关、国民党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协调一致，从而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历史的人不仅在创造历史，而且还在创造历史的神话。不过，这种由民族主义所创造的历史神话后来却被人们完全当作历史事实，却是实在让人深思的。
四
在这场收回华英教育权的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是华英中学建校过程中最主要的捐助者陈雨亭家族的立场与态度。英国长老会企图直接从南强员生收回学校的尝试失败后，转而主要采取外交交涉的方式，希望以此恢复华英。不过此时汕头交涉署的主管官员已经位置移人，马文车因擅自收回常关被广东国民政府撤职查办。马文车的撤职使教会方面对解决校产问题又充满期待。2月22日，英国驻汕头领事和华河力会晤新上任的交涉使，该官员姓李(名字不详)。对于此次正式会晤，李交涉使在事先就作了精心的准备，在没有征求华河力等意见之前，就召集了陈雨亭的三个儿子(以四子陈玉锵为首)，还有陈小豪和一名南强教师。显然，在会晤之前交涉使心中已有了定见。会见开始后，华河力拿出了从香港取回的当初与陈雨亭签定的英文正本契约，以及作为附件的中文译本。交涉使立即指出英文本契约与中文版和约的不一致，并质疑英文正本契约的有效性，英国领事对此表示抗议，但没有用。接着，英领事质问如果英国长老会对校产的主权被否定，那么是不是南强就可以拥有该校，果真如此则依据何在?对于这个问题，交涉使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应当由陈雨亭的儿子们决定，因为他们代表陈雨亭，而陈雨亭的儿子们则当场表示，愿意将华英校产交给南强，华河力等又表示抗议，仍无济于事。华河力等原以为拿出契约这个最过硬的证据就可以争回华英，却不曾料想外交形式的双边会晤几乎变成了中国内部的会审，更没有料想到对方对自己所提供的证据完全不予采信。
在这场外交较量中李交涉使之所以占得上风，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陈玉锵为代表的陈氏家族的出场。在二十年代，陈氏家族产业虽然不如陈雨亭时那样鼎盛，但仍颇有实力，陈雨亭之长子玉坡、次子玉峰均从商，四子陈玉锵在民国初年已是汕头商会中有头脸的人物，曾担任汕头商会公断处长，十子玉潜在商界也颇有影响。陈氏家族出面收回华英肯定不是从经济上考虑，收回后也是交给南强诸人管理，后来陈玉锵为了维系南强还曾给予资助。将已经捐出去的东西收回，单从这一点看就可以肯定，那就是陈氏家族与教会的关系已十分疏远和隔膜，否则陈家断不会拉下脸来，采取如此非常之措施。个中之原因可能与陈雨亭后人多不信教，“迷于富贵”有关。这样陈雨亭一去世，则陈家自然与教会渐行渐远。同时也可能与教会在如何对待陈氏家族的处置不当，对陈家这个曾经对华英的创办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家族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陈步銮(玉坡)空有董事之名而无其实。这一点可以从华英收回后陈玉锵亲自担任南强的董事长得到证实。不过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和推断的直接人事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应与大革命时代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压力有关。以打倒列强、打倒基督教为口号的国民革命运动迫使人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选择赞成，要么成为革命的对立面。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沉默，但这种选择对普通市民也许可行，但对于陈氏这样有身份地位、且在华英校产风波中处于焦点的家族来说是行不通的。这样，无论是从陈氏家族与教会日渐疏离的关系，还是从反对收回校产给家族、企业可能带来的不利来看，选择与南强员生站在一起都是风险最小的。自然，陈氏家族作出了政治正确的选择。
2月25日，李交涉使在一封致汕头英国领事的公函中详细阐明了他对华英校产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在研究这份契约文本和询问当时参加契约签字的证人后，他认定英国长老会利用、欺骗了诚实厚道的陈雨亭老人，因为老人当时卧病在床，神智不清，现场出契约席签字的只有英国领事和其他几个英国人，他们知道陈雨亭不懂英文，所以就将英文契约作为正本，而将中文文本契约作为副本，这是对老人的欺骗，且当时老人因病重已无法签字，当时是由其长子陈步銮(即陈玉坡)握着其父的手在床上签的，而陈步銮也不懂英文，所以当时在契约上是用中文签字。因此该契约之英文文本无效，应以中文文本契约为正本。交涉使进而指出，中英文本契约内容有差异，根据中文文本陈雨亭是将校产托英国人保管(to entrust to their care)，而不是赠与(to make a gift to)英国人，且契约上说该财产是“公产”，不能被用作其他用途，既是公产，那么它就不是英国长老会的私产，所以不是中国人强力占有了英国人的财产，而是英国人企图强力占有中国人的财产。交涉使还认为，陈雨亭当初捐资两万元建设华英是为了教育中国青年，因为他信任英长老会，所以委托其保管校产，并聘英国人来管理学校，20年后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汕头人民包括华英的师生都不再信任英国人，且华河力又将学校关闭，违背了捐资人设立学校教育青年的宗旨，所以理应由中国人收回自办，而对于英国人以前提出的英方对华英捐赠金额及捐款人名单，交涉使认为该数目系教会一面之词，从未向社会公开，所以其所提供的数据不足为凭。最后交涉使以威胁的口吻要求英国长老会接受他的裁决，否则就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不幸事件的责任。交涉使的主张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描述了签定契约当时的具体情形，以陈雨亭当时思虑混乱和不懂英文来否定契约的合法性，如此详尽的签字细节肯定是陈氏家族的人提供的。二是提出了公产和保管的说法，以此否定长老会方面的产权要求。公产说并非交涉使首创，实际上在1925年就由南强学生提出，交涉使不过使之更为完备而已，而保管说则是新说，这种说法与中文契约文本有一定关系，但实际上仍应是该交涉使与陈玉锵等人仔细商议后所决定采取的策略。应当说，陈氏家族在收回华英校产问题上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
华河力在3月1日致宜道部总干事安饱德的信中及当年出版的关于华英事件的两份小册子里，逐条反驳了李交涉使的看法。首先，华河力认为在签字问题教会根本不存在所谓欺骗问题，因为签字是在陈雨亭去世前一个多月，当时陈雨亭本人思想清晰，且该契约并不是突然签定的，而是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反复讨论，陈雨亭早就清楚契约的基本内容，之所以迟迟未签字，是因为学校地产的购买事宜一直未能确定下来。华河力认为陈雨亭不懂英文的说法也靠不住。因为据与陈雨亭交往密切的人的看法，陈雨亭“熟悉普通英字，而谈话亦颇明白”。证诸其他材料，应当说华河力所言非虚@。所谓中英文契约绝不相同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因为中文文本就是根据英文文本翻译的。不过在稍早的另一封信中华河力承认，英文文本中的 held bv the mission in perpetuity在翻译成中文时漏掉了in perpetu itv(永久)，华河力认为这是一个不幸且明显的疏忽。关于“公产”的说法，华河力认为其意义指涉十分明确，只能理解为英国长老会的公产，“断非其他人之公产”，因为契约文本中使用“公产”二字是援照清朝同治年间所规定的教士买地建堂时应在契约内载明“为某某之公产”之旧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能被曲解。至于“保管”一说，华河力认为这是交涉使的有意捏造，因为中文本原文并不是“保管”，而是“管正”，既为管正，则长老会自然对华英享有完全主权。华河力还对所谓人民不再信任英国人的说法给予了反驳。他认为华英创办廿余年，潮汕人士均极力赞成捐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怎么能够说人民不再信任华英呢，华英之暂停纯粹是政治紧张所致，长老会随时准备重开，怎么能以人民不加信任就进行霸占?华河力还认为，陈雨亭之子违背其父当初创办华英的本意，就丧失了代表其父的资格，他们现在的表态并不具有效力。从法律的角度看，华河力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大革命时代的主旋律是反帝和爱国，基督教既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则自然是革命的敌人。事实上华河力也明白对方确已把自己当作敌人。既是敌人，就自然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而敌人是不配享有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辩解都不是直接回应交涉使本人的，显然，华河力已经不对交涉使抱有希望。
在南强方面，由于一直与长老会在进行校产交涉，学校运作起来难度很大。陈小豪在第二年就别有所图，将校务交给原华英旧教员蔡绍祥代理，到学期末乃正式向校董会辞职。陈小豪辞职后，在校长人选上南强学生中的各派别以及校董会一直在争斗，直到学期末校舍甚至被租借给政府宣传培训学校作为宿舍。首倡其事的校长已经另谋高就，学校群龙无首，管理自然十分混乱，再加上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得以陈玉锵为首的诸校董不堪重负。单是陈玉锵就多次接济南强，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校董们不得不考虑扔掉南强这个包袱。与此同时，汕头市政府方面一直希望将南强改为市立中学，市长张永福亲自与南强校方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但南强尚未被接管张即去职。1927年9月新任市长方乃斌宣布南强改办市立第一中学。南强中学的结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以民族主义作为基本诉求的南强中学最终完全落人政府的掌控之中，似乎恰得其所。但是南强是从英国人手中强行收回的，在国人手中仅仅两年时间就宣告结束，炽烈的爱国烈火之后，学校并没有新生，反而是在一片狼藉中消失，实在让人感叹。最后的胜利者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党化了的国民政府。
结语
华英中学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微澜初起时开始其历程，并逐步成为岭东地区最好的学校，在中国民族主义激扬到最高峰时被卷人波峰浪谷而告结束。以原华英师生为主体的收回华英教育权活动极具象征意义，对教会而言它是一种致命的分裂，对于本地主流社会而言它是一种彻底的回归。在一场被舆论高度扭曲和放大，双方力量对比极不成比例的较量中，教会方面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对于华英事件的参加者而言，五卅运动的特殊意义在于，在一个没有真正敌人的地方性城市，可以通过“革命外交”的手段构造出敌人来，正常的中外交涉，变成了敌我之间的残酷斗争，而这个构造出来的的敌人居然在短时间内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团结一致的革命阵营，造就了一个新的爱国神话。敌我阵营的泾渭分明，使国家认同变得异常简单容易，民族主义在大革命时代既成为一种运动的策略，又成为运动本身，一切意义都蕴藏在行动之中，而一切行动只要带有革命的色彩便会被合法化。这种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爱国事件既是对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是国家观念向政治边缘地区的延展，同时也展现了地方性民族主义的特殊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直作为中国民族主义标靶的外来文化及其载体如教会学校事实上已经内化为中国历史的一种内部因素，成为中国人民族认同的重要尺度。但是，当法理和信义在民族主义的天平上变得无足轻重，当信仰自由和财产权被以革命的神圣名义加以取缔时，民族主义在展现其神奇魅力时也暴露了它的狰狞。南强中学的结束表明，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坚力量并非是最后的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是一直在幕后操纵和鼓动各社会力量的政府。（《潮学研究》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