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乐与党化：1921—1936年的汕头市中山公园
日 期：2008-2-1 15:36:45
一、导言
公园(Park／Public Park)是近代一个自西方传人的事物，同中国传统的园林尽管在形式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园林属于私人所有，私人所用；公园则属于“公”，意味着“公众所有，大家皆可享用”，它起源于工业化初期的英国，一些贵族把私园开放为公众使用，到19世纪 50年代，美国出现了经过专门设计、供市民休闲游乐的城市公园(如纽约的中央公园)，并逐步发展成为是一个不分阶级、民族、性别、籍贯、行业的大众的、开放的公共空间。19世纪后期，随着清政府被迫对外开放，公园的概念传人了中国，首先在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出现了殖民地公园，如上海公花园(1868年)、虹口公园(1905年)、法国公园(1908年)等。这些虽名为“公园”，但并没有真正向公众开放，如公花园就有“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等歧视性的规定。然而正是这些殖民地公园的模版作用，使近代中国各重要城市掀起了“公园”潮。汕头是近代中国东南沿海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因其贸易的重要性，1861年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在汕头，“公园”的出现开始于民国7年的德国领事馆的临时公园，位置大约位于现在的汕头市红领巾路与大华路交界一带。清末潮州士大夫杨少山曾有一《汕头纪游竹枝词》汜述游汕头的情景，其中就提到了这个公园：“海岸新增日日填，又从葱陇起公园。市廛人厌尘嚣杂，到此楼居便是仙。”另外，据民国24年的《潮梅现象》记载，还有“光复前崎碌之海天春，粤军由闽回粤后之旧道署前第一公园，烟墩地之张园等”，“然皆属私人营业，或当局点缀性质”，“多昙花一现，瞬息消灭，非市民之公园也”。汕头“市民之公园”当从中山公园开始，中山公园的建设酝酿于民国肇始之际，历多年十数任市长的建设方得以完成。本文将考察1921-1936年汕头中LU公园的建设过程，探讨近代汕头建设公园的动因、历程，分析中山公园的建设内容、风格、功能，以及公园对汕头社会的影。向和作用，讨沦公园这一个西方事物如何在中国出现，其内涵怎样从游乐演变成为党化，从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演化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空间——党化空间。
二、汕头中山公园的建设
(一)公园定址月眉坞
因历史的风云际遇，19世纪末期，汕头从原来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并崛起了一个在相当大程度上脱离官僚控制的海上贸易实业家集团，承担起地方社会的公共管理责任。由于汕头的位置日显重要，民国10年汕头埠与澄海县分治，设立汕头市政厅。同年，首任市政厅长王雨若到任，遂发表市政《布告》，着意效法欧美开办市政，“考市政之兴，肇始于法，极盛于美，近来世界各大国靡不殚精竭虑汲汲讲求能使全国都市庄严璀璨蔚为巨观……海禁既开，欧化东渐，识时之士亦稍知改良市政为当务之急”。王雨若选择了位于市区西北部、韩江下游淤积地的月眉坞筹建公园，定名为中央公园。月眉坞四面环水，与澄海县仅一水之隔，由同治十三年潮州总兵方耀疏浚韩江梅溪水道，所起淤泥堆积而成。民国12年，萧冠英任市政厅长，以改良都市为先务，提出扩张汕头市区并分区建设的计划，再次强调“于月眉坞设一中央公园，以供随时之游息”。此计划经省政府批准后，次第展开。民国14年国民革命军东征军第二次收复潮梅后召开市民大会，决定把中央公园改为中山公园，以纪念孙中山。民国15年，范其务继任汕头市政厅长，再把筹建中山公园的议案呈准省务会议通过，并呈准收用月眉坞全部为公园用地。市政厅随后发出《收用月眉坞公告》，通知该地业主按时到市政厅缴验契据，领回地价。由于逾限无人缴验契证，市政厅遂呈报省府批准宣布月眉坞300多亩土地无偿收归公有。至此公园的建设用地最终以法定形式确定下来。
(二)为什么要建设公园?
“汕头商埠，虽愈八十年，前无所谓公园也”四。为什么民国建立后特别是汕头市政厅成立后，数任市政厅长都强调要建设公园?
市政当局开始是着眼于公园具有“都市肺脏”的功能，建设公园以改善城市环境。同一时期国内城市进行公园建设的宜传也不时见诸市政刊物、报端、学人论著、杂志等，如1914年，北京市政公所的《市政通告》发表编辑部文章谓“只要有了公园以后，市民的精神日见活泼，市民的身体日见健康……简直说罢，是市民衣食住之外，一件不可缺的要素”。民国17年，汕头市长黄开山在中山公园开幕词中提到：“都市之现象，因人口集中，住户栉比，种种有害于市民健康之事，亦随之而日增……而公园之设，乃其中之要者，盖公园之于都市，实如人身之有肺腑，藉以运行其血脉，而涵养其生机者也。”同年，汕头筹建中山公园平民新村委员会甫一成立，即发表宣言，开宗明义指出建设公园的必要性：
汕头自开港迄今已达七十余年，毂击肩摩，日臻繁盛，蔚然为岭东国民生活之中心……一般市民在物质生活方面固然蒸蒸然焉求其完备，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则久陷于枯燥烦闷之中，‘都市为国民之坟墓’一语殆可为汕市而发。是岂二十世纪之社会所应有公园之辟又乌可缓哉?夫公园为一般市民之肺脏机关，即为精神生活寄托之枢纽。欧美各国对于经营公园日增月盛，美国市政府特设公园课司其事，英伦晚近更有所谓花园都市之运动，皆不外蕲求满足市民之精神生活而已。
另外，建设公园也是近代中国仿效西方进行市政建设的一个表现。在中山公园开幕演讲中，黄开山市长特别提到国外城市建筑公园的经验。他说，据纽约公园技师查理士当利之意见，则十万人口之都市，应有公园面积1，500英亩，即 552，500井，其中分为森林公园一，大公园一、小公园十、游戏场五十、街苑草地若干等，此为十万人口都市之理想公园。按此算法，汕头也应该建设公园，而且至少应该有面积7，200余井。
这些都在于努力唤起市民对公园建设的热情，促进公众对在都市建设公园的意识和渴望，试图建立市民对公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公园的建设
民国15年9月15日，市长范其务和驻军汕头的何应钦军长联合举行中山公园奠基仪式。之前，范、何二人联合向社会发起募捐，得款数千元，在园内建筑一座园门和木桥。民国 16年冬，萧冠英再次任汕头市长，而范已转任潮梅财政处长。为支持中山公园建设，范其务拨出罚款毫洋1万元作为专项经费，以之设立苗圃、填高土壤。嗣黄开山任市长，继续公园内的填筑工程，并令工务局制就公园计划图案，划分园内务区，建设道路，盖搭亭寮，移植花木，以为市民游乐。民国17年 8月28日黄开山在临去任前举行汕头中山公园开幕典礼，并在公园开游艺会三天。公园开幕在汕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每天入场观览之市民，数逾三万，实为汕市空前之盛举”，游艺会售得门票1万元，又用以开辟了数条路基及修搭了四五座竹木茅亭，时人这样描述：
由中山路远望，即见环园竹篱及公园牌坊，牌坊高数丈，制以三合土，形式呆笨，工作又劣，殊欠美观。跨木拱桥即抵园门，举首纵览，所见者为凹凸不平之新土一片，纵横犁成方形。旁列花盆，隐约可见，规划形状，惟草皮未铺，盆花未移，殊乏园趣。所践之路，虽具直线形式，而砂厚数寸，步履维艰。园中有圆形池一，中列花盆数十，内无滴水，谓为喷水池，实则雏形未具。池左畔有茅亭两座，木椅数张，尚堪一避烈日。缘全园露天，并无树木之阴，或庑廊之庇也。由亭北望，未填土部分，将来预作运动场者，尚为一片绿芜；且地势低下，渠道未设，积潦至多，韩江水涨，全场时或淹没。场北原有泥堤，已崩缺多处，此为潮水淹没之原因。所拟辟作莲池之区，则淤泥填积，水草纵横。右畔之游船区，广可百亩，满种禾稻，挖掘浚深以为水沼，工程浩大，可以臆度。园之西，有苗圃一所，其间稍种花品，间以树林，尚成一小规模苗圃气象。此外其他建筑物，除清党碑一所外，无可指数。而拟作水榭茶楼等地，尚为酱园酒厂所占据也。
至此，公园已有园门、牌坊、花圃、茅亭、纪念碑，园内路基也已填土，布置虽嫌简陋，且部分地区仍然会被韩江水淹没，然亦雏形初具，不再为市民眼中之“口头的公园”。
民国17年秋，陈国渠接长汕头市政，成立筹建汕头中山公园平民新村委员会(下简称为筹委会)组织公园建设事宜。筹委会“就原日图式，详细设计，重绘新图，分期行事。其不善者改良之，其缺乏者增补之。虽比向者较整齐而有序，亦不敢谓为完备也”。筹委会制订了公园建设规划：分西洋式花园区、东洋式花园区、游船区及南北酒楼茶室区等四个区域，可谓中西结合，融休息、娱乐、消遣消费于一体。具体为：
1．西洋式花园区。公园筹委会认为月眉坞“地既平坦，无山石林木，作西洋式花园，工程较简……故全园之大部分，率取西洋式布景，参以本国式建筑，并多种树木以为掩蔽”，且“地方辽阔，经费有限，求其速成”。该区位于公园入门至中部，宏敞华丽，足使游人人园，即生游目骋怀之想。游人由公园路北人园，跨过三合土筑成的单拱桥，可见牌坊一座，旁植巨树以陪衬，往前进为喷水池，中塑自由女神像，池后即为孙中山铜像。铜像高出自由神一倍，为人门视线所必注者。铜像左右为花坛，中栽名花，旁铺绿芜，穿插以音乐亭、公园纪念碑。再往北即为运动场，场西有体育会室。室前为大丛林，林中有亭，居小山之上。遍种各种常绿大树，下设座椅，以为避日纳凉之区。运动场北为仿北平宫苑式的中山纪念堂，再北为望湖亭。
2．东洋式花园区。该区在公园西部和东部两侧，计划建设为古典式园林，主要为植绿树、盖搭花篱竹廊藤架，设苗圃，遍栽名花竹树，垒砌假石山，挖小荷池，设观荷亭，湖中心建水榭，筑假石八阵图、小桥，使得游人人此有迷混之谐趣。主要的建筑有济案亭、清党碑、图书馆、高绳芝纪念亭、儿童运动场、公园管理处、动物园等。
3．游船区。筹委会利用月眉坞部分低洼及积水地区因地制宜开辟为游船区。水面广百余亩，浚深较浅部分后把所得之泥土堆为山，上设嘹望亭，依水势筑藏船坞、或长或短之拱桥、九曲桥、迥廊、湖心设湖心亭、喷水池。使游船区达到“当清明之夜，或不减平湖秋月之观也”的景致。
4．南北酒楼茶室区。公园面积广阔，计划建设酒楼茶室以备一般游客休息饭饮之用。择北部酱园为北游艺区，拟建酒楼及游艺场、露天茶棚、茶座、音乐亭；南部菜园为南游艺区，设电影院及大舞台。
在筹委会的主持下，造园分基本工程和建筑工程二类分期进行：
基本工程即填土、筑堤、修路、造桥、种树、铺草等事项，分四期进行建设。第一期为：修筑北堤、设水闸、筑灰沙路、填土等。第二期为：建筑园内各灰沙路、石堤、堆石山、筑好小荷池之边岸、填平泥地、拆卸酱园、种树、种竹、填平各花坛并铺草皮、填高儿童运动场并铺灰沙、建筑拱桥、安设环运动场及灰沙路之栏杆并灯柱等。第三期为：建筑灰沙路及石堤、加阔游船区全部土堤、堆筑八阵图、拆去园内各铺屋，填平各坎陷、种树、堆筑假山、搭棚、建筑拱桥、安设各路边栏杆及电灯。第四期为：填筑大山、小山、填筑中部游船区之高山峭壁并搭花棚、建筑游船码头、拱桥、插水迥廊、小木平桥、九曲桥、山洞、山上种树、安设各山上之电灯柱。
建筑工程指盖亭、造楼、植碑、立像等事项，分五期进行。第一期主要为：筑运动场、济案亭、喷水池等。第二期为：建筑公园管理处、浇花之淡水池、湖心亭之水榭、观荷亭、纪念亭、音乐亭、公园纪念碑、体育会、动物园。第三期为：建筑图书馆、中山纪念堂、中山像、儿童运动场、望湖亭、华丽灯柱、琉璃花厂。第四期为：建筑北部大酒楼、北部大游艺场、音乐亭、公厕、南部大舞台、南部影剧场、雨亭。第五期为：湖心大喷水池、湖心八角亭、高山上之小塔及亭、候船亭、湖心小亭及桥、各小山上之小亭、茶室、水榭及桥、廊及石级、大山上之高塔及望楼。
有了详细的规划，公园建设很快就碰到经费问题。这个时候，市政厅不得不求助地方社会，希图通过借助地方社会的力量尤其是商人的财力来完成建筑，这也是陈国渠组织筹委会的根本动因。筹委会成立后，公园的第一笔较大的收入，来源于政府批准征收的全市各商户一月房租捐。至民国20年房租捐因故停收，又呈准潮梅善后公署每月发行中山公园有奖券一次进行筹款，所得颇丰，使工程得以进展。但是仅举办八期，又被迫停开，公园建设立即停顿不前。后经多方赴省力争，方予恢复，但只准每二月开彩一次，较前比收入已减少许多。根据筹委会编印的《筹建中山公园平民新村委员会报告书》(共三期)(下称《报告书》)所载，汕头中山公园的建设资金的大概可归类为：政府拨款、募捐所得、发行彩票余利以及公园经营所得；支出方面主要是工程建设费、经常公费、花木、补贴费等。报告书详细报告了自民国17年10月23日起至X年12月止经费的收支情况，前后五年多共收入363904．031元，支出 344548．63元，结余19355．401元。多渠道经费的筹集终使如此庞大的公共工程建设，在既不取扰市民、亦未成为市政当局沉重的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得以有所进展。历五年至民国23年，公园建设已初具规模，风景甚胜，列其时汕头八景之首，名为“中园晚棹”。筹委会在第三期报告书中自豪地宜称：“今也林木蓊翳，道路四达。有凳可坐，有艇可划。晚间电炬通明，城开不夜。虽设备尚多未周，而雏形可谓略具。滨海商市得此稍可游息之去处，亦慰情聊胜矣!”成书于民国24年之{潮梅现象》安排了很大的篇幅给予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本文摘录于此，让读者一领其时公园之风采：
总揽全园，则入门牌楼高耸，红瓦黄垩，宝碧堂皇，颇饶东方色彩。楼之前为洋灰桥一所，平坦壮丽，游园纵、步，无拥挤之虞。惜桥垣无孔，形如夹墙。登桥者，乃之凭栏远眺长河落日之观。桥形遂感呆笨焉。楼之后有喷水池一座，面积虽广，而美观实用，两无可取。其塑像尤未佳，闻构造时，工费颇巨，不数年今已破坏不堪矣。其左为园办事处，建筑兼中西之胜。中庭小池一环，菱荷扶疏，白莲翠盖，尤饶韵致。前曾一度驻军，马矢盈垲，游人病之。其右为花圃，编竹为林，遍植花卉，前有杜鹃，亭亭艳立，顾影生姿，抚篱低吟，游予遂多天涯之感。济济南亭，构建雄伟，纪念五卅惨案者也。其余为纪念碑，及宋少东纪念像，高绳芝纪念亭等，均有可观。其后辟运动区域，建设未周，现有篮球，足球，排球等场，均尚草创，更无运动器械，专员指导。其右方本为儿童运动区，设备原颇称完好，惜保护未周，又乏园栏限制，启闭时间，大多数为不顾公益之成年游客所摧坏，断梯残板，时有所闻……园中尤推东隅水榭为最热闹，或饮水，或划艇。沿堤稚柳垂阴，傍水则复土成山，垒户作洞，韩江之水流乎堤外，河航之影摄乎湖间。近岛则青螺绿翠，远屿则明灭浮汀，或复茅作亭，绿藤为拄，有田野之风。文石作垲，洋灰范屋，明灯幻彩有华丽之概。其临湖假山一处，石磴迂回，小径曲折，或辟洞，或垒石，或飞崖，或悬藻。游者真觉五步一台，十步一洞，无中见有，有中疑无，笔不胜书，目不暇接，是为潮阳姚某、郑某所匠心者，其余沿湖岛屿亦然，全局设计，颇能入览，惜其人因事去，未尽全才也。
此时同开幕时公园简陋之情形相比差别可谓大矣!而且，在公园中不断修筑了牌坊、小桥、运动场、儿童运动场，搭建各种凉亭、水榭，修建了花圃，种植各种树木、花草，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休憩、游览、娱乐、运动的好去处；也修筑了各种各样富有纪念意义的石碑、塑像、亭子等等，寓教于乐，融游乐于教化之中。
三、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的修建对汕头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园建设后，首先改善了汕头城市的环境，使原来的韩江淤泥遍地、潮水出没的月眉坞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公园，真正发挥了作为“都市肺腑”的功能。受西方公园模式的影响，中山公园被建设成为集古典园林、西洋花园、饭店、茶馆、剧院、游乐场、照相馆、体育场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同时，在这样的公共场所中，市民通过扩大社会交往，政府通过有意识地引导培养，使市民也日益意识到公园的建设同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能够自觉行动起来呼吁、维护城市的环境，促进公众的健康，显示了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市民意识的逐步增强。另一方面，公园在塑造近代新型市民的过程也是国家推行党化的新的场所和途径。公园的建立以及自由神等纪念性建筑的构建，表明政府在不断塑造并强化了国民政府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方面的努力。
(一)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公众健康
公园筹委会多次强调公共卫生、民众健康的重要性，在其宜宫中就开宗明义地宜称“公园为一般市民之肺脏机关”以唤起市民对公园建设的热情。在公园规划和建设中，处处体现了公园建设者对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健康的城市环境的信念。月眉坞“居汀洼隰下之地，乏山林岩谷之观。一望乎芜，寸木不长，潮水出没，泥土辛咸”。在这样的环境建设公园，首要之事当然在于填土，并大举植树、种竹、栽花、铺草等，这亦是筹委会初期的工作重点。在公园筹委会尚未成立前，市长范其务就已在公园设置了苗圃，试种培育树苗盆花，以解决花卉树种的问题。至民国23年，公园绿化已颇有成绩，公园内树木蓊郁：
现在公园中既成林者，有‘合欢林’，该林位于儿童运动场左右，株数千余，生长颇佳，每株平均高度，几达丈余。特警对面有‘有加利林’，株数较合欢林为少，其生长亦甚佳，每株平均高度二三丈余。惜旧时未断其主干，故只见高生，未能获荫乘凉。此外散植园内如木棉、凤凰、台湾相思、苦楝……等树，均亦蔚然成林矣。由此可知其过去期间，将于各类种籽，亦经尽量搜罗，而有育成苗木达百数十种之多。
公园筹委会于民国22年改组为公园建设委员会后，继续重视公园的绿化工作；但工作重点已从植树栽花转移到保护、改良现有园林上。花木的种植、保护以及改良，大大改善了汕头的城市环境，公园“鸟类栖集，成群飞舞，绕树迥转，鸣声上下”，而注水成湖则使“湖之滨水鸥成群游泳，往来戏水成波，尤足骋怀游目，此所谓天然之点缀也”，“颇增游人之兴趣”。为保护这一美好环境，公园当局请市政府严令禁止市民在公园弹射鸟类，请驻汕部队禁止军人放马人园吃草。
公园筹委会还非常关注公园周边的环境卫生，尤其是空气的质量。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民国19年华侨张奋生、蔡子通等回国并游览了公园，对公园规划、设施赞不绝口，称“纵使彼白人见之，亦当惊叹拜服也”。但发现有数起黑浓烟由公园的东南方吹来，顿使全园空气恶浊，充满乌烟瘴气，“不能片刻留者”。张奋生等直奔浓烟之所起处，乃发现系位于华坞路一带沿公园岸边林立的灰窑烧贝壳灰所致，于是向筹委会呈称“公园乃全市十数万居民恢复疲劳，休憩停足之所，对于空气卫生最关命要……查熠烟深含毒质，嗅之甚者易生喉疾，倘非严请当局勒令即日迁出市外或徙离之较远之处，对于游园民众卫生大生妨碍，而于公园声价成绩更不堪设想矣”。收到函件后筹委会随即于当年8月28日转请市政府查明办理。9月7日，《汕报》、《岭东民国日报》就已分别刊载消息，报道市政府作出规定，限制华坞路一带灰窑烧灰时间以晚上2—4时为限。由此可见，政府的反应也是非常快速的，反映了政府对城市环境和市民卫生的重视。消息一经报纸宜传，在市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有的盛赞公园筹委会善举，有的自觉监督灰窑业主是否遵守政府规定。9月间就已有市民王佐生等7人致函公园筹委会，说读了报纸关于筹委会函准市府规定华坞路一带灰窑烧灰时间的新闻，深感筹委会不折不挠之建设精神和力保市民卫生幸福之至意，盛赞其先市民忧之苦心精诚，当为万众蹲拜。王佐生等同时向筹委会报告该灰窑并没有遵守规定而继续烧灰，他们提出要制订处罚规则，把罚金充公园建设费。筹委会接函后立刻转请市政府“饬局依照规定时间执行以重功令而维市民卫生”。
(二)为城市创造新型的公共社交空间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文明进步的产物。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功能。之所以有这些功能，乃基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有这方面的需要。人们对于“玩”和交流的需要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清末，电影这一近代新兴的娱乐形式传到汕头，影院成了市民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清末杨少山的《汕头纪游竹枝词》就有“电戏都从外国来”的描述。中山公园为市民创造了另一个新型的公共社交空间，首先在都市中开辟了一个自然空间，使市民在繁忙都市生活中得有一自然悠闲之去处；同时通过游戏场、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等体育设施，儿童运动场、动物园以及影室等的设置，使公园的功能更加综合化、多元化，满足了市民对体育运动、游乐休闲、学习的追求。公园的开辟为近代汕头创建了又一个公共娱乐空间，为市民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业余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深受市民和政府的欢迎。
民国17年8月28日，中山公园举行开幕典礼并开游艺会三天，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前往，“每天入场观览之市民，数愈三万，实为汕市空前之盛举”。当然每天三万游客肯定并不全是汕头市的居民，估计还包括毗邻公园的一些村子的村民。尽管如此，如果每天人场观览的人数是准确的话，以当时汕头人口不足14万的规模来说，比例确实很大。随着公园的景致日益优美，设施日臻完善，到公园游乐成为市民及周边村民的乐事，对于那些返乡的华侨来说，公园更是游览的首选之处。因而公园每天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时人谢雪影先生在《潮梅现象》中用优美的文笔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盛夏时节市民公园夜游图：
每当盛夏逼人，日间市民率多蛰居，至夕阳西坠，则群莅园散步。园中尤推东隅水榭为最热闹，或饮水，或划艇……迨及皎月东升，晶蟾焕彩；此时暑气全消，熏风南来，夜情尤为幽美。远树幢幢舍烟，灯光碧叶掩映。士女成群，罗袂飘香，经纨团雪。倚栏湖际，则盈耳笙歇，趋闹避静，各适其宜。水榭中有乐园，饮冰处，营业之盛，供不及求，游客每有向隅之叹。偕者伴侣，更择林隈树隙，石凳小谈，又感万虑尽消，心神怡旷，真夏日极乐之园林，解忧之场所。如是直至中宵之后，凉露沾衣，银河倒影，月落丛林，而迷乱之夜于焉结束。
民国20年，大同公司在公园创设大同游戏场，开演各种戏剧、放映电影，同其它戏院进行竞争。由于游戏场是霹天的，时常受天气影响，因而其时汕头还流传有“铜锣一响雨就来”的俗语。即使如此，大同游戏场因其地处公园这样的有利条件，一时间竟大受欢迎，收益甚丰，以致大同公司强烈反对公园筹委会要按合同收回场地重新公开招投标，事情最终得由市政府协调由大同公司加租完事。
公园建设不单在于导市民于正当娱乐，还需要“使游人于陶情适性之余，得以灌输常识”。民国23年1月，公园筹委会大会议决在园东玉带桥旁旷地开设动物园，搜集各种动物 40余种以供游人赏玩，增加游人兴趣。园中所有动物均注明名字及出产地，使市民满足好奇心的同时获得更多的知识。动物的来源主要有二：一由委员会分函海内外各地热心家，广为征求；二为公园出资往各地购买。动物园开办数月，园中动物日多，参观者络绎不绝，事务日繁。但在游客之中，良莠不齐，时有不顾公益，以砂石竹竿拂击动物，以为取乐者，以致管理方面，感有顾此失彼之虞。
中山公园还是汕头市一个理想的体育运动场所，市民可以在此进行各类体育活动。公园预留了大片空地以发展体育运动，民国13年，中山公园运动场建成，筑成了400米煤渣跑道、50米游泳池、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并购置了各类体育设施。同年，汕头首届全市运动会在中山公园举行，有运动员数百人，分公开组和学校组及按年龄分级进行比赛。此外，公园还为小市民专门建设了儿童运动场，添置了专门设施如秋千、旋转木马、玩具等，所有入场运动者以15岁以下之男女童为限，16岁以上成年之男女不得使用，成为小市民运动娱乐的好去处。而社会各种机关、团体也往往假公园运动场开办各类游艺会以及进行各种球类比赛。
政府和筹委会非常重视这个新兴的公共场所，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规范市民的公共行为，把公园塑造成训练市民、培育近代市民意识的场所。公园首先制订了《游园规则》，规则内容规定了游园时间，严禁任意践踏花圃、攀摘园内花木、取携或损坏园内器物，不准一切车马人园，严禁游人随处便溺，不得作违背善良风俗及政令禁止之事，严禁游人横卧椅上、任意唾痰、任意丢弃果皮渣滓等。后来又相继发布告禁止游人在公园内各地涂写凿刻字句、禁止船只在公园内沿河堤岸停泊等等。为保证规则得到遵守，公园鼓励互相监督，后来还设置专门的特务警察所进行约束。
(三)党化的空间
清末民初国内的公园，有的收取门票，有的免费，如上海的张园开放之初完全免费，后来也收取门票。在现有的中山公园的资料中，除了民国17年公园开幕并连开游艺会三天那一次，笔者没有发现公园开放后存在卖门票的现象，从公园的收支表中也没有发现公园的收入有门票这一项。到了民国19年，汕头市政府还曾明令无论各机关团体在公园举办游艺会及举行各类球赛一概不准收取门票，以“符合公园公开之旨”，使市民都能免费地去参加游艺会之类的公共活动。
每逢国难当头，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每进一步的侵略，都会在汕头掀起反日的浪潮，而中山公园每每成为市民集会表达政治意愿的重要地方，政府当局也往往利用这个公共空间公开表达其政治意图，使中山公园具有某种符号上的意义。
民国20年9月28日，为抗议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市党部在大同戏院召开市民代表大会，到会竟达3000人，大会通过了数项决议：(一)组织抗日救国运动会；(二)函告市商会通告各商此后不得收运日货；(三)各界勿买日货、搭日船……；
民国翅年3月24日的《申报》载：汕市学抗联合会定于 24日召全市学生集中于大同戏院，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并示威游行，请市府派员指导，市府以敌人伺机侵凌，恐生误会，竟不允。23日，学生往市府请愿。
民国21年2月6日，驻扎汕头的国军师长张朝贵在中山公园阅兵，张发表演说，鼓励军人守土报国，有诸如“敌海陆空军徒有虚名，断不若我军士奋勇热血之坚强”等语。
笔者从《汕头文史》第七期发现了一幅由揭西县博物馆提供的有趣的图画：图中二名战士(大概为解放军)手指着远处有中山公园牌坊模样的建筑物，题图为“打到汕头中山公园开群众大会去”。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即汕头中山公园在潮梅各地的知名度甚高，即使是对位于山区的民众进行宣传时仍然可以藉以使用。其次，打到中山公园开群众大会竟然可以成为解放区对民众进行革命宣传、战斗动员的一个目标。这反过来就提出另一个问题：是不是在中山公园开群众大会具有特别的意义?为什么不在别的什么地方?有意思的是到了1949年，汕头召开庆祝汕头解放万人大会，地点正是中山公园。
市民在赏景、游乐、增长知识、扩大社交的同时，甚而参与政治活动，使公园也成为一个貌似西方意义上公平、平等的公共空间。然而，为配合党化政策的推行，这个“公共空间”也实质上成为党化社会的空间。
党化，在20世纪凹年代是一个流行语。它是在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学说基础上推行的一项改革政策，主要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党化教育方面，要使教育贯彻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政策。要求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里设立国民党党部支部，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每周举行孙中山纪念周，颂读总理遗嘱，陶融儿童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这在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的《教育方针草案》和1929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施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中都有充分的反映。汕头中山公园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进行，作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地方组织，要求公园要发挥“集中宣传普遍党化”的功能自然是情理之中。因而，公园筹委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就提出：
所谓精神生活云者，非斤斤游目骋怀赏心乐事已也，必也于裙屐优游之中，寓有葆爱国家、景仰先哲之意。庶几耳目所接，不徒纷华，筇杖所临，便奋忠义。如我总理手创民国，领导革命，崇勋伟绩，八表同钦。又不可无一谲皇伟大之公园以供崇拜而资纪念。是则汕头市中山公园之开辟，诚为满足市民精神生活之良图，亦足以促岭东人士革命思想之进步也。
而在其章程中则明确宜称：
本会为完成建筑中山公园以永久纪念孙总理，并藉资集中宣传普遍党化，导市民于正当娱乐为宗旨”。
公园建设过程中除了为满足市民闲暇游乐之需而填土、架桥、植树、栽花、铺草、种竹、叠假山、设水榭、出租游船、设置动物园、开酒楼茶室、配置运动设施等之外，还有大量的诸如造亭、立碑、塑像、建纪念堂等一系列政治色彩浓厚的“人文景观”这些事情，大致可以看出公园建设者试图在公园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中塑造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权威，构建市民对国家、对党的认同和归属感，从而建构新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和控制力，这就是“普遍党化”的意义之所在。因而，公园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化空间”。
建筑是无声的语言，时时传达着建筑者的思想、理念；建筑亦是历史的见证，什么时期出现什么建筑，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反之，在某一时期出现某一建筑，可客观地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风貌以及经济政治的变迁情况。笔者并非讨论建筑的专业问题，而着重于建筑背后公园建设者们的理念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而最突出的是当局的党化理念。
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截至1936年中山公园已建和在建的纪念性建筑累计有：公园牌坊、高绳芝纪念亭、济案纪念亭、七贤亭、自由女神像、宋少东纪念像、清党纪念碑、中山纪念堂(未建)、总理铜像(未建)、浩然亭、丁未黄冈革命死难烈士纪念塔以及其他无数的碑、亭等。下略说明之：
济案纪念亭：位于公园南部，先由“汕头各界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为纪念1928年五卅济南惨案而择定园内进行建设，后因经费支绌，民国18年由公园筹委会续建。现在已废。
公园牌坊：正面上书“中山公园”。后来改建并请国民党元老谭延闿手书园名，有牌坊碑记，历叙公园建设经过，奠基石中勒何应钦、范其务这二位“对公园有功之人”姓名。
自由女神像：在公园建设伊始就已规划设计建设，后筹委会认为工艺粗糙，面目不肖而重建。现在已废。
清党纪念碑：纪念国民党清党运动，上书“精神不克”，现在已废。
高绳芝纪念亭：民17年，公园筹委会提议并建设，胡汉民书横额，并建有碑记，历叙高氏君前后多次斥财数十万转移汕头危局，倾家相助先总理首义惠州等丰功伟绩。现尚存。
浩然亭：位于园内九曲桥西北隅，是民国19年左右建成的凉亭，开始定名为浩如亭，以表彰为公园建设“多年操持有方，成绩卓著”的筹委会常务委员林修雍(浩如为林的字)，但林婉言谢绝，提议改为浩然亭，后被废，1989年重建。
丁未黄冈革命死难烈士纪念塔：位于公园游船区东北面土山上。民18年市府奉省府令委托公园进行设计建设，纪念 1907年饶平黄冈起义死难烈士。现在已废。
拟建而一直未建或者没有详细资料表明已经建成的有：
中山纪念堂：民国19年，市党部提请建设，曾请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地之工务局捡送该埠之中山纪念堂图则，还曾派工程师赴广州考察广州中山纪念堂工程，但一直未在公园动工。
总理铜像：在公园规划中拟建设总理铜像，筹委会曾托请广州市长林云陔转询有关总理铜像铸造费用的问题，但是没有资料显示公园建成了总理铜像。
宋少东纪念像：民国21年6月25日筹委会第42次大会原指定假山对面土山浩然亭畔进行建设，是否建成，不明。
十九路军抗日纪念塔：民国21年7月15日第43次大会应华侨联合会申请择地建设，并由市党部向省报告。
以上碑、亭、像、塔、堂概括起来大约可分为二类，其一为具有普遍纪念意义的或者说其意义在国家层面上的，有济案纪念亭、自由女神像、清党纪念碑、中山纪念堂、中山铜像、丁未黄冈革命死难烈士纪念塔等。其二为地方性的，有高绳芝纪念亭、宋少东纪念像、浩然亭。这显示了公园建筑兼顾了国家和地方两者各自的需求。
四、一个西方概念的中国意义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文化的传播不仅是一个输出过程，更是一个选择、接纳与创新的过程。本节将进一步探讨公园这一事物在中国的出现之后，但其内涵如何发生变化，从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演化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空间——党化空间。
(一)公园与城市近代化
清末以来西风东渐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一批通商口岸城市里。这些城市通过贸易、设厂、引进西方近代城市设施和市镇管理制度，迅速从原来的中世纪封建市镇过渡到拥有声光电化、马路汽车、洋楼花园的近代化城市。在具体的文化领域，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几乎所有近代城市文化样式都是由西方传人，包括报刊、电影、广播、话剧、大众娱乐等，杨少山在其竹枝词中谓之为“电戏都从外国来”。在城
市近代化的进程中，公园在中国的城市出现；而公园又反过来促进了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关于近代化的内涵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讨论的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即城市的近代化不单包括城市的生产、水、电、交通、街道、下水道等物质层面的近代化，而且包括市民素质、近代市民意识等文化层面上的意义。
近代良好的市政必须有良好的市民。由孙中山手书的《建国大纲》就提到了对人民的训导：“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中山公园在汕头城市近代化进程中一直扮演着一个进步性的角色，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城市近代化建设的产物和成果，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当公园从一个供市民休闲游乐、放松自我的空间逐步建设成为一个融游乐、教育、商业、文化、社会交往以及政治活动的空间时，市民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德心、与近代化进程相配合的近代市民意识等等恶劣的行为(如在公园中便溺、裸泳、挑水、弹击飞鸟、盗窃破坏公物等等)，使市政当局意识到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培育近代市民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公园筹委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就阐明：“抑方今国民革命行将告成，全民政治经纬万端，刷新一切自以改善平民生活，训练平民自治，为先务之急。”因而着力于建设公园和平民新村。而在公园中，建设者通过制订细致的行为规则来规范市民在公园的行为，通过设置体育娱乐设施、动物园、游戏场等，举办各种活动吸引市民参与，扩大市民视野，熏陶市民的情操。就物质文化层面而言，公园的建设和公园的管理制度，不仅使近代汕头的外在文化景观有了本质改观，更重要的是使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汕头市民在享受公园带来的优雅环境和娱乐空间之外，逐步接受合理严格的公园管理方式，养成文明卫生习惯，更进一步懂得了市民对城市应有的义务观念。在改善中山公园周边环境中，市民就很踊跃地行动起来配合当局，监督公园沿河两岸的灰窑厂遵守生产时间限制的规定，自觉维护城市的环境和公共卫生，保证自身及公众的利益。这反映了国人从仅接受西方市政建设中的物质技术因素进而接受其相关的政治文化思想这一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
市民意识的增强是构成近代市民社会的重要基础。尽管学界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西方经验下的市民社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汕头建设公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听到了市民的声音以及他们对自身及公共利益的诉求，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二)公园与公共空间
公共领域、公共范围或者公共空间近年来常常受到学者的关注，并有过热烈的讨沦。“公共领域”概念的创始人——尤根·哈贝马斯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尽管这只不过是个纯粹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概念，能不能应用于近代中国社会，学者们认为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学者们大致同意自明末以来，在中国社会中确实有一特别的领域，官方和民间力量均参与其中并互相影响，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两者有不同的互动关系。在这个广义的意义下，本文讨论的问题自然被包括在公共领域的范畴之中。
从公园筹委会的组织及其经营管理中，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方和民间力量参与的影子。政府建设公园的理念，来自西方近代市政理念的传播，而受纽约中央公园建设模式的影响甚大。这不仅反映在公园一开始定名为“中央公园”，而且，从民国17年公园开幕，黄开山市长的讲话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从民国10年市政开幕，首任市政厅长就确定了月眉坞为建设公园的地址起，历经多任市长及长达7年的时间，公园仍然为蓝图一纸而已，成为市民“口头之公园”。至民国17年市长陈国榘乃聘请社会各界人土34人成立公园筹委会，主要通过发行公园有奖券募集建设资金，在随后的数年间完成了公园的填土、植树、凿湖、垒假山等基本工程，建设了公园正门牌坊、中山桥、月眉桥、九曲桥、运动场、儿童运动场、各种亭子以及游戏场、茶室、酒楼、影室等建筑及配套设施，使公园“纵使彼白人见之，亦当惊叹拜服也”。在政府能力不足于完成如此宏大工程之时，这为地方社会精英再一次参与社会管理事务创造厂空间和机会。而近代汕头埠社会精英以商人为主体。汕头商会组织自汕头开埠以来在官方力量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就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地方社会管理的职能，其地位和影响“可能为很多政府所羡慕”。当商会的很多主要的成员被邀请参加到公园筹委会中来，自然也把代表地方社会利益的理念和民主的理念带到了公园的建设中去。表现在公园建设经费的使用和公园内建设纪念性建筑时都充分地考虑了地方社会的需求。特别是商人的需求，在建设纪念性建筑上，公园在筑建国家层面意义上建筑的同时，也争取筑建了地方性意义的建筑，以强化其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和地位，虽然这些地方性意义的建筑它们无可避免地要在意义上和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相联系，仍可被视为地方社会利益的体现。
其次从公园功能看，它构成了“公共领域”的地域表现形式——公共空间。公园的出现使巾民享受到近代化带来的某种程度的平等。为了确保这一平等的权利，市政当局还下令不管何种机关、团体在公园游艺、赛球均不得收取门票，以维公园公开之旨。在中山公园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参观、游览、休闲、运动、娱乐、集会等社会活动。中山公园在满足市民休闲、游乐、运动和社会交往需要方面的功能同西方公园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但是看看西方市民在公园中的其它活动对于我们的讨论应该很有帮助。朱自清在其文章中曾提到著名的伦敦海德公园：“每逢星期日下午，各党各派的人都到这儿来宣传他们的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井水不犯河水。从耶稣教到共产党，差不多样样有。”这类公开而自由的宜教活动，在现有中山公园的资料中，笔者并没有看到；在同时期国内其它公园也非常少见；更没有看到在公园中公开反对政府的活动；更多的是政府认可、同政府意愿比较一致的活动。当有出现与政府不相一致的活动的苗头时，政府都会进行干预，例如，民国22年3月24日，汕市学抗联合会欲集会于中山公园的大同戏院，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并示威游行，市政府就干预了这一行动。这显示了政府对控制公园这样的公共空间的重视，也反映了中西方政府不同的政治理念。尽管如此，并不能完全抹杀中山公园在市民进行社会交往、形成公共意见的功能。
概而述之，政府在近代民主理念的推动下进行市政建设，营造公园，改善城市环境；在政府的能力不能够完全达到要求时，就要借助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商人组织的支持。鼓励官民合作，正是在陈济棠主粤时推动广东近代化的重要指导方针。而作为地方社会精英的主体——商人由于具有晚清以来参与社会管理的传统以及自身利益的追求，在建设公园这样的市政近代化建设中容易和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并通过参与公共建设，承担公共职能来提高商人组织市民中的社会影响力。
(三)党化：西方概念的中国意义
西方公园是满足市民休闲需要、适应城市近代化的产物，同时也承载着西方人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理念，因而构成了地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公园既有物质层面也有精神层面上的文化意义。当公园这个西方事物随着殖民主义者传人中国时，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并纷纷效仿。近代中国公园的建设客观上为城市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被灌注了平等、民主的理念，成为对所有公众开放的、都可享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公众可以自由地进行各种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表达政治意愿的活动。但是这个公共空间绝非纯粹意义上的西方的概念，客观上存在着一个西方概念中国化的过程。从公园的功能设计从开始的娱乐休闲发展到党化，可以看作是这个过程的体现。
首先建设公园理念完全采自于西方，其功能的设计也仿效西方公园(特别是纽约中央公园)的模式，融游览、休憩、娱乐、体育、消费于一体；公园的建筑风格已结合了中西方造园的艺术特色，分为东洋景区和西洋景区，中国古典的园林建筑如楼台亭榭和西式的喷水池、笔直的花圃摆设、道路设计相映成趣。而最具中国化特点的莫过于其旨在于“宣传普遍党化”的社会功能。
在公园建设中，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都参与了这一过程。而且随着国民党统治地位的不断巩固，在公园建设过程中表现为官方的力量不断增大，控制不断加强，商人的控制范围不断受到挤压。这一政府权力不断强化的过程恰好与国民党在中国全面推行“党化教育”的时间相吻合。1921年，孙中山就致函苏俄，表示对其组织机构、军队、教育皆感兴趣。1923年10月，俄国顾问鲍罗廷来广州，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以协助孙中山在广东开展“党化”运动。到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明令仿效苏俄，以党治国，实行党化教育。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出台了一个《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大力推行“党化教育”(1931年改称“三民主义教育”)，其目的，无非是想培养出一代唯诺的“顺民”。“党化”概念一旦被提出来，其外延立刻无可避免地、被无限制地扩大，以至于演化成“普遍党化”；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不吝于“极端党化”。1928年，朱自清在其文章中就感慨道：“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来只是供公众游乐的公园，被政府有意识地引导成为党化教育的空间，藉资宣传普遍党化。
公园的功能从游乐到党化，折射出一个西方概念的中国化过程。公园这个西方文化概念并没有像铁路、轮船等在最初受到抵制(它们都对市民传统的生产方式造成威胁)，而是一开始就被国人认同、接受，并被大肆宜传、仿效，而市民也从中得到了乐处。建设公园反映了政府和民间比较易于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物质技术因素；但是对于公园概念的内涵，也就是公园所蕴含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政治理念，政府和民间作为两方面的力量就各有所好，并根据各自的利益诉求各有所创新。在国民政府统治地位逐渐稳固，国家力量成功向地方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公园被建设成为一个党化的空间，同西方民主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相去甚远。（《潮学研究》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