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地方文化交流，对区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是研究地方文化不容忽视的一种方法。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够吸取其他区域文化的精华，还可以学习别地的研究经验，以及开展项目的合作研究，提升本土文化的创造力，为本地区对外进行经济协作，提供文化背景资料，做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发挥文化为经济服务的作用。
潮汕与闽南，是周边地区，在地理环境上，两地相连，都在南海之滨，同一条公路，同一片海域。在人文关系上，可谓血脉相连，同一种语系，生活习惯，民情风俗，十分相近，有些甚至相同。对两地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对区域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将会起推动和促进作用。
一
隋唐之际，移民入潮的不多，至唐代潮汕仍为蛮荒之地，人口稀少，如唐开元二十九年７４１，潮汕只有３７０００人。至宋代，人口猛增，宋淳佑六年１２４６达６０多万人。宋代潮汕人口增多的原因，多数是来自福建主要是闽南的移民。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原汉人移居福建，至宋代福建人口激增，出现了地少人多的矛盾，再转徙入潮。潮汕流传“潮州人，福建祖”之说，正是反映了潮汕移民主要来自福建这一客观事实。从姓氏人口也可见一斑。潮汕本土约１０００万人口中，居潮汕姓氏人口第一位的陈姓约有１５０多万人，其先祖绝大多数就是来自闽南。被称为“玉湖派”其祖陈仁在莆田玉湖开基的陈泰初于宋绍圣年间１０９４－１０９８任潮州通判，举家迁入揭阳县，其裔孙繁衍为潮的一大派系。与陈泰初年代相近的陈尧卿，是玉湖派的另一有名人物，宋任潮州路总管，落籍潮州后子孙也流布澄海、揭阳、普宁等县。属于“忠顺派”先祖陈洪进谥忠顺的陈坦，宋哲宗元符年间１０９８－１１００任海阳县令，落籍潮州官塘，后代遍布各县，有数十万人口。被称为北庙派因陈元光庙建于漳州城北的陈元光之后，子孙也广布潮阳等地。只有“江州义门派”的陈氏之后，是较早从江西义门陈村入潮的。
潮汕大姓之一吴姓，据广泛调查考证，在本土６０多万人口中，除普宁梅林镇近７０００人口，先祖可能是从南京迁入外，其余都从闽南转籍而来。另如潮汕的庄姓２０多万人，其开基祖是宋代从晋江泉州迁入的。李姓４０多万人，先祖也分别于宋、明从福建迁入。赖姓１２万人，先祖在明代初年从福建入潮，其裔孙已分布潮州、饶平、潮阳、揭阳等地。
由闽入潮者，有不少在潮任官之后定居下来，如唐末来自晋江的吴驹为潮阳县县令，卸任后羡慕潮阳的风光形胜，而选潮阳芦溪筑室定居。唐懿宗时８６０－８７４任潮州教官主持州学的莆田潘朝奉，任满后定居海阳龙溪。福建同安李元善，宋淳进士，任潮阳教谕后落籍潮阳。南宋理宗端平年间１２３４－１２３６开基漳州的状元萧的孙子萧洵，任潮阳县令，在任时勤政爱民，任满后喜爱当地民风民俗，山水秀丽，遂落籍卜居县城近郊。
潮汕先贤宋代名臣王大宝、高士吴复古，明代学者薛侃、状元林大钦、兵部尚书翁万达等一批著名人物，其祖都是从福建移居潮汕的。
福建在汉唐以后，有大批中原人移入，尤其是唐末中州板荡，迁居福建者更多：“河南光州刺史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光州固始豪族王潮举众依附，很快聚众数万人，经过江西进入闽西南的汀，漳二州。”①中原汉人流徙福建，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推动了福建的文化进步和生产发展。宋元时期，泉州港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港口之一。“泉州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经济贸易往来——东起日本，南至南洋，西至印度、阿拉伯、东非海岸４０余国。此时来往泉州的商舶不胜其数，‘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私吏与市者，价十一二售’”。②可见宋代闽南海上商贸繁荣，经济发展，有海洋文化渗透与积淀。
由闽入潮为官而落籍潮汕的汉人，不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他们把中原与闽地的文化技术移殖到潮汕，这对于促进潮汕的社会文明和生产进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落脚潮地的福建官员，他们十分重视血缘纽带，普遍聚族而居，建宗祠，筑家庙，立乡规族约。其后代子孙虽有另择地发展者，仍牢记肇创基业的先祖，每年举办隆重的祭祖仪式，以血缘纽带凝聚分散各地的宗亲。潮汕的很多名门望族，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潮汕的土著，也是在此背景下，逐步汉化。
二
潮汕与闽南，地缘接近，平壤相接。闽南部分地方历史上曾与潮汕属同一区域。潮汕在汉初设立揭阳县，属南海郡。东晋咸和六年３３１析揭阳为海阳、海宁、潮阳和绥安四个县，属东官郡，闽南漳浦地区便是绥安辖属。至唐垂拱三年６８６，划绥安建漳州才归属福建。由于地域相接，古时语言也相通。潮汕话属全国七大方言语系之一的闽南语系，有学者考证，唐代闽南话通行于潮州府城一带。后来由于区域分开，年长日久，潮汕话与闽南话已有所分隔。尽管如此，时至今日，诏安、云霄、漳浦、东山一带，仍能听懂潮汕话，以潮州方言吟读的潮州歌册能在这些地方流传；东山、平和、诏安、云霄等县还建立潮剧团，为当地演出潮州戏。毗邻闽南的饶平县，自古至今与闽南一直保持婚姻嫁娶关系，两地亲戚往来频繁。
地缘接壤，语言同系，使两地的民情风俗与生活习惯十分接近，“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舆地纪胜。两地的文化艺术，也有不少相通与相近之处。明嘉靖丙寅１５６６《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颜臣＞、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把两个地区同一内容的戏文，融合为一起，说明两地方言的相近，行腔相似相仿。清乾隆学官、戏曲家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中写道：“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潮音似闽，多有声无字，而一字则演为二三字者。其歌轻婉，闽广兼半。”反映了潮调与泉调在唱腔音乐上相类。《荔镜记》写的是福建陈三与潮州黄五娘的婚姻爱情故事，几百年来在两地盛演不衰。潮剧在明代晚期，不仅传流潮汕，且流入闽南地区。清代《云霄县志》载：“俗淫以潮剧，每岁一街社最少演出十数台，所费不赀。”“按本邑今惟潮音剧盛行。查此剧喜用乡曲，流传鄙俚不堪之小说以迎合妇孺。每一唱演，则通霄达旦，举国若狂。”《龙岩县志》载：“近城各坊，则竞演潮剧，旗帜用帛，俗亦太靡焉。”③古代闽南一带喜演潮剧，且热闹非凡，说明潮汕与闽南长期以来文化交流频繁，审美情趣接近。
值得指出的是闽南不仅古代盛行潮剧，直至今天，闽南多个县潮剧仍历传不衰，成为两地文化交流的纽带。多年来福建艺术学校办有诏安潮剧班，闽南也有青少年到汕头戏曲学校就读。福建东山县潮剧团于１９９３年到汕头参加国际潮剧节演出，并曾赴香港、泰国等地访问演出潮剧。福建平和县潮剧团１９９７年到香港参加“盂兰赛会”，演出《红珠碧玉》、《龙凤环》等３３天。福建东山青年实验潮剧团演出的《妲己乱纣》和《秦始皇》，曾被中央电视台、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影视部拍摄成录相带，发行海内外，受到较高评价。福建诏安城都潮剧团参加福建省和漳州市联谊戏剧竞赛中，以造型优美和声艺俱佳，技压群芳。闽南各县潮剧团常被邀请到潮汕乡镇演出，而广东潮剧院一、二团及潮汕各市县潮剧团也经常到诏安四都影剧院等处上演，与闽南潮剧团开展艺术交流活动。④
潮汕与闽南的民风民俗，从岁时节日、婚姻嫁娶、丧葬礼俗和宗教信仰等，有很多相近以至相同之处。如岁时节日，几乎每一个节日都必须祀神拜祖。两地崇神尚鬼之风由来已久，两晋时，由于汉民族的大量迁闽，带来了汉民族的文化传统，道教佛教的宗教信仰，也随之传入闽地，推动了闽地民间信仰的发展。宋以后，福建移民入潮源源不绝，福建的民间信仰也随移民而传播至迁入地，如潮汕各地的天后庙，其历史大多可追溯到宋元明时期，这与福建移民入潮有直接关系。
两地节日的活动形式，也很相似。如正月十五元宵节，潮汕与闽南都有吃汤圆、游花灯和赛花灯习俗。清明节两地民俗活动大致相同：扫墓、祭祖、插柳、踏青，扫墓时挂纸钱于墓上。端午节两地是包粽子、赛龙舟，插艾、蒲。七月七日的“乞巧节”，闽南的拜七娘妈与潮汕的拜公婆母有些近似，闽南人认为１６岁以下的儿童都受到七娘妈的保护，等到１６岁就要答谢神恩，除备办礼品虔诚奉拜外，还要给亲朋好友发送糖果，告知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并设宴招待亲友。潮汕的“七夕节”是“公婆母生”日子，这一天家中有１５岁的孩子要举行“出花园”仪式，“出花园”的意思是表明孩子已长大成人，可以走出家庭这个“小花园”，踏上社会。而孩子的成长，是受公婆母庇护的，故祀拜公婆母是出花园的主要内容。这一天，孩子要理好发，穿新衣、红皮木屐，用多种鲜花水洗净身体，然后恭恭敬敬地拜谢公婆母。祀拜的仪式是在眠床上置放一个“胶掠”用竹篾编制的大箕子，然后把香炉及三牲果品摆在上面，由家长指点孩子烧香点烛跪拜。然后站在“胶掠”里跳出。中午要备办丰盛的午餐，孩子坐正位，咬鸡头，表示能出人头地。闽南的拜七娘母与潮汕的出花园拜公婆母，都有古代“成人礼”的内涵，而在七夕节进行这项活动，其他地方是少有的。
七月十五的中元节，闽南与潮汕都是搭台摆祭品，请僧道念经做法，超度亡灵，祭四方无主鬼。此俗潮汕称“施孤”，闽南称“普渡”。两地有些地方施孤时还在高棚边糊一鬼王，闽南称“普渡公”，用以制伏恶鬼。另如中秋节设香案，备月饼、芋头及水果拜月神，以至砌瓦塔、烧塔等，两地也大体相同，冬至以及除夕过年，两地民俗活动也较接近。
潮汕民风民俗与闽南的很接近，这跟潮汕昔年州县官员大都来自福建及闽籍官员迁潮有很大的关系。据有关学者考证，北宋潮州知州已知籍贯的３１人，福建为１８人占百分之五十八；南宋已知籍贯的９１人，其中福建６０人，占百分之六十六。北宋潮州通判见于记载的９人，有籍可考的７人，闽籍３人，占百分之四十三；南宋潮州通判８２人，有籍可考７２人，其中闽籍５３人，占百分之七十四。宋代闽人任潮属县令的也很多：海阳县见于记载的１６人，可知籍贯的１０人，其中闽籍９人，占百分之九十；潮阳１９人，已知籍贯１４人，闽籍１１人，占百分之七十九；揭阳３人，已知籍贯２人，闽籍１人，占百分之五十。大量闽籍人宋代入潮为官，也正是早期大批闽人移民潮汕时期，这对于古代潮汕民风民俗的形成和改变原有陋俗关系重大。如嘉定年间任潮州知州的曾噩，看到妇女尚有好高髻的“椎结遗风”，“下令谕之，旧俗为之一变”。这是闽籍官员禁革潮州蛮俗的典型事例。⑤
三
潮汕与闽南，背有山、前有海，潮汕有以韩江三角洲、榕江平原、练江下游平原等合称的潮汕平原；闽南则有泉州、漳州的两大平原。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两地平原地区以种植粮食为主，兼种蔬果；山区除开发粮食种植外，还开山造林，并种植果树、茶叶及其他经济作物；海滨居民除海上捕捞、滩涂养殖外，兼有从事陆耕。潮州和闽南都有曲折绵长的海岸线，是东南重要盐产区，海盐产量高；在制作技术上，从煮盐进步到晒盐，大大降低了生产消耗，并增加生产数量。两地种植的果树有柑桔、香蕉、龙眼、波萝、荔枝等。潮汕的蜜柑、招柑，漳州的朱柑，汁多而甘甜爽口，全国知名。两地都种植大量甘蔗，是全国重要蔗糖生产地区。宋代两地水稻种植已能一年两熟。番薯都是两地的副食原料，均有大量种植。潮汕地区把稻米和番薯混在一起，煮成番薯饭、番薯粥，也有把番薯炊熟、切片贴熟、煮番薯汤多种制作方法，作为正餐。“闽地上间山，下濒海，瘠多腴少，赖此番薯以佐谷食之不足。漳泉各处，富室大家，也皆和米炊饭，日供一餐，又或酿为酒，名地瓜烧。或炸为油，名地瓜油。或磨为粉，名地瓜粉。或锉为丝，名地瓜丝。粉可和盐作圆煎果，丝可和糖作干瀹食。连城人又切厚片蜜制成殷红色，匣缄匮远，盖不第为荒岁所需矣。”⑥
两地本土居民从事农耕，种植林木疏果及海上捕捞等，从生产方式至生产内容，都很相似，职业大体一致。
潮汕与闽南的“业缘”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在海上交通与海上商贸以及漂洋过海出国谋生艰苦创业等方面。两地都面向南海，闽南向海上拓展较早，北宋元二年１０８７宋王朝在泉州设立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与广州、明州合称三路市舶司。“随着北宋元佑年泉州市舶司的设立，表明了朝廷既招徕番舶来华贸易，也鼓励国人出海经商，以海上贸易的税收，利润，纳入国家财政管理日益鲜明的商业意识……其时与泉州发生贸易关系已包括东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同时，中国商人出海经商，足迹遍及东南亚，也有少数定居于当地，成为最早一批移民……元时与泉州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九十多个，贸易量也大为增加。”⑦此时，泉州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繁华，商业繁荣，商品丰富。
潮州港没有设市舶司，商船不能出海自由贸易。宋王朝为了控制海贸的税利，规定出海贸易都要经官方批准，得到市舶司的“公凭”才能出海，实际是限制所有出海商船都要从设有市舶司的港口出海。为了实施对非市舶司港口的监控，哲宗元六年１０９１朝廷还在潮州等多个州县，对船户设“甲”，即每２０户为一甲，实行互保连坐法，互相制约控制，使商船无法出海。尽管朝廷给海商套上各种枷锁，海商迫不得已只能通过走私贸易获取利润。潮汕海岸线漫长，朝廷在那里的管制力量薄弱，潮州港的走私贸易，越演越烈，甚至福建的海商因不堪官府的重税高利盘剥，也转移到潮州港进行走私活动。⑧南宋以后的海寇，有些是由走私船遭遇封建王朝的镇压而实行武装反抗逐步演变的。
明代泉州港衰落，由漳州月港取代。但由于明代的海禁政策，至明嘉靖以后，漳潮海商联合起来，武装反抗明朝政府对海上私人贸易的镇压。如漳州的谢老、王靖溪、曾一本、吴平与潮州的许朝光，林道乾、许瑞等，活动在漳潮海面上，亦寇亦商，彼此连结，互相呼应，武装对付朝廷的军事镇压。最后他们遭受明政府闽粤联手海上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围剿，有的被歼灭，有的则逃到东南亚国家，在那里落地生根，开创基业。据泰侨史资料载，林道乾于明万历年间率潮属２０００余人，白艚船１００只，在北大年现为泰国的一个府定居下来。道乾受北大年国王赏识，将女儿嫁给他，并划地给道乾与随从居住。乾与当地人和睦相处，死后当地人把大年港命名为“道乾港”。⑨
潮汕与闽南都是全国著名侨乡，两地人民移居海外有属政治避难的，有因业商而留居的，但大量是由于生活贫困，无法在本土活下来，到国外谋求生计的，潮汕地少人多，解放前平均每人只有３分土地，且灾祸频仍，苛捐杂税繁重，本土无法立足，而靠海、习海的客观环境为潮人漂洋过海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闽南的情况与潮汕近似。“闽南一带地瘠民稠，丘陵山地众多，尤其是在沿海的平原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拥有土地和农耕已不足于养家糊口，这种自然环境加之深受移民文化的熏陶，促使大量的闽南人挈妻携子移居海外和台湾地区，实现了‘贷海为市’”。⑩两地出国谋生者大都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在海外的共同特点是赤手空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以诚为本，从小本经营起始而把握机遇，奋力拼搏，开拓进取，不断发展，有的还成为富商与大企业家。马来西亚闽侨林悟桐从沿街上卖的小贩，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马来西亚云顶集团的创立者，新加坡潮侨廖正兴，从当学徒做工以及“卖条”，发展成为新加坡的金融巨子。他们同样经历了一段艰苦创业，迎难而上，不断磨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积累与前进历程。
潮汕与闽南的血缘相融、地缘相连、业缘相似，为两地在文化和经济的互相沟通、互相协调、互相比照、互相学习，促进两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两地并肩携手，取长补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构筑起一个基础扎实的平台。
注释：
①②⑥陈支平、詹石窗《透视中国东南》上册第１７４页与３１０页、８１页。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③吴国钦《潮泉腔·潮剧与＜刘希必金钗记＞》，刊于《潮剧研究》３。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参见《潮剧年鉴》。汕头市艺术研究室编，１９９７年卷。
⑤谢重光《宋代潮州主要从福建接受外来文化说》，刊于饶宗颐主编《潮学研究》６，汕头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⑦参见刘登翰《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刊于《闽南文化研究》。
⑧参见廖大珂《略论明代之前潮州港的发展》，刊于杜经国、吴奎信主编《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汕头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⑨参见陈由亮《也谈传奇人物林道乾》，刊于陈泽、吴奎信主编《逢看湖山便忆家》“潮汕文化选”第三集
⑩李鸿阶、严正《闽南文化是海外华商发展的源泉》，刊于《闽南文化研究》。
摘自《闽南文化与潮汕文化比较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吴奎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