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心目中有一个嫉恶如仇、胆识谋略过人的萧端蒙。潮州民间流传着他巡按江西的除暴事迹，民谚有“一锤打死江西王”之说，并将故事编为地方戏剧。作为历史人物的萧端蒙，是一个学识渊博，刚直敢言的官员。明朝从英宗至神宗百余年间，经历了由盛而衰的中落过程。这一时期，皇帝宠任宦官，吏治腐败，盘剥无度，政局经常出现动荡；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财政危机不断加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规模不断扩大；蒙古族的瓦刺、鞑靼部不断骚扰，对西北边防构成极大威胁；东南沿海倭侵扰之患日益严重；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制度不断反复。各种社会矛盾以及财政危机在世宗嘉靖朝达到尖锐地步。萧端蒙生当此时，在他为吏期间，几乎上述这些矛盾都为其所亲历，并竭力去解决问题，或有所举措，或直陈策，其所言皆军国重务，“为人人所欲言，亦人人所不敢言”。尽管个人的力量不能扭转乾坤，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国为民所作的努力，是应当肯定的。分析萧端蒙在治事决策中体现出的经世治国观，对于了解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史提供了生动的个例。
萧端蒙，字曰启，号同野。广东潮阳县廓都（今汕头市潮阳区棉城镇）人，出生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萧家为书香世家，其先祖萧御疾曾随文天祥在潮地抗元，血战损躯。其父萧才成，解元，进士，曾任翰林院修撰，后人称为萧太史，在家乡有率众抗倭及捐资治河之义举。萧端蒙自小仰承父教，通五经，熟文史之学，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翌年中进士，补庶吉士。萧家父子先后任翰林，蜚声朝野。萧端蒙旋改御史，著论数十万字，二十一年，出任山东道御史，二十三年奉旨整顿京城军务，二十四年巡按贵州，二十五年因病告归家乡，此后重新起用为浙江道御史，三十年，奉诏至延安、绥德等地挑选精兵入卫京城，不久巡按江西，三十三年卒于回京复命途中，年方33岁。
在萧端蒙任官的十余年中，多数时间以御史之职接受独当一面的差遣。明代中央主要的监察机构是都察院，下分为十三道，各省分别为道，十三道御史负责纠察内外百官，并执行一些特殊任务如巡视仓场、提学、巡按、巡盐、茶马、清军等等，还接受查案、清仓、监军、通钱谷心以及巡边等一些临时差遣。十三道御史在监察地方官或外出执行任务时并不限于本省，尤其是御史特遣为巡按，监察权力更大。萧端蒙担任御史责任既重，所涉也广，这就为其发挥才干提供了条件。从他处事治政的经历，显示出其不仅果断练达，精明务实，而且有深谋远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其经世治国观中，积极入世，宜民保世与审势通变的基本立场是十分突出的。这些观点具体表现在其奏疏、文论及治绩上，在他的《论时政书》中有比较明确的表述。他在此书中提出“贵通变”，“变法以从时，反重以审势，是亦破常格之一端也”。（1）可惜受到时代条件的制肘，其主张大多不能得到实施，其治绩也受到限制，但所持论不无精辟之见，其为国计民生而处心积虑之品质应当肯定。
一、改革吏制，主张在边地设重臣、慎诠选、增科额
贵州在明初还是边僻之地，原为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地，永乐十一年（1413）始设省置布政使司，嘉靖年间始设道而由朝廷派出巡按。萧端蒙巡按贵州时，贵州地方刚发生过骚乱。他分析贵州动荡不定的原因，在于贵州与湖广、四川、云南、广西诸省边界交界，“地方疆土参错，砦落交杂，争斗频生，奸宄迭作，边圉之患无岁无之。所以然者，盖缘辖属各异，事体不一，各怀彼此之心，竟图利害之便，互相推托，养成患言害，贻毒生灵，亏损王化。”为此，他提出宜设总督以专西南之重地，以示权责，以经略长久之计。他分析说，永乐年间设贵州都、布、按三司，西南军民衙门大抵分属云贵二省，以示犬牙相制之意。这在当时可称为善计，但百年之后，情况已起变化。这表现在“七难”：“边情夷患，动必牵连，约会则不及，独任则不可，此制驭之难一也；两省之间，牵制文法，意见异同，谋猷互异，此体统之难二也；武弁夷尊动分彼此，名虽兼制，不受约束，此任使之难三也；纷争奏诉，必经会勘，文移往返，壅滞积年，此勘断之难四也；贵州钱粮多额，川湖连年拖欠，动以万计，此催征之难六也；钤属既别，期会自疏，地方事情，多不互报，此经略之难七也。有此七者，则虽有雄略之士，其能展布行事矣乎？”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仿照两广汀赣事例，将贵州并川、湖、云、广边界地方特设部院重臣一员，“合诸省要害之地而并制之。则统涣合离，任专责重，事无制肘，势如使臂，利害萃于一己，既不敢萌择利之心，权总于一人，亦不至重舆尸之弊，无事则坐镇绥抚以安一方之民，有警则合师征讨以消诸省之患，积以岁年，疆场可定”。（2）这才是长久之计。这一建议总结了当时贵州的统治经验，却未能得到嘉靖朝的重视。此后，萧端蒙又在上疏呼吁湖贵二省抚臣在调兵转饷、约期举事上要同心的同时，再次向朝廷提出，“先日所奏建设重臣一事，赐议早行，此固边方臣民之至愿也。”（3）此前，为镇压贵州苗民、土官的叛乱，明廷在正统、成化年间曾先后暂设过贵州总督、四川贵州总督、云贵川湖广总督、湖广贵州四川总督、川贵总督；此后，于万历年间设云贵总督长达13年，天启年间终于将云贵总督作为常设之职，成为全国常设的8位总督之一。入清之后则沿袭明朝做法。于此可见萧端蒙这一主张的必要。
贵州边地之选任官吏，向来不为朝廷所重。由于到贵州任官升迁之难、奔波之苦，不易得贤能之吏，百姓更受连累。萧端蒙提出：“贵州之患，莫急于吏治不足，干办无托，机事坐乖，因循不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贵州与中土“顿异官秩之制，多从简略，受职之士，每乖实用，虽内外详略之体不得不然，而抑扬轻重之间未免不甚”。他一一分析了具体弊病并提出慎今矫往的办法。一曰除授太轻。二司方面。“迁调者半；各府知府，非尽科目；其余官员，举人出身仅三人，余皆列监吏承为之求，其以岁贡授者，盖已不多见矣”。迁谪之官，存沮抑之心，难免观望优游。监胄杂流之士，无上进之阶，总是因循苟度。为了提高贵州官吏素质，萧端蒙提出今后凡贵州二司官俱以才望素著者升任，暂不委派迁谪调改者；各府州县官员量以进士举人诠补，铜仁守巡兵备有司等官尤必极加遴选。二曰旷缺太盛。受命到贵州的官员，或多捐弃不就，或勉强而来，不久即托疾闭户、弃官私逃，导致贵州有选官经年不至，缺官数年不补的情况。萧端蒙到贵州时，贵州缺藩臬5员，缺大小流官不下百员，以致一人兼署数职习以为常，甚至于以武官土官代署府印，为他省之所未闻。他提出今后贵州官员有缺，俱于邻省推补，严限时间赴任，其余合属小官可将本省应选监生吏承并四川、湖广原籍贵州吏员内诠补，仕宦乐于就职又熟于风土。三曰员额太简。贵州原设官员额数不及中州，加上缺员又多，以致数府发生空缺而求一委署不可得，要由幕职权慑。对此，萧端蒙提出，思南、石阡、铜仁、程雷、都匀这几个府增添同知或通判；镇远府同知通判原为土官，增设流官。所需开支从司府缺官贮库银内支给，没有增加百姓的赋税之扰。四曰更迁太骤。造成官员虚应故事，委艰推患以遗后人。因此建议用官不必尽拘常资，必久任以负责，有德才者秩满当迁也要就近任命。
萧端蒙持儒家积极入世的经世济国观，为吏必尽职，不以地僻而懈怠，同样能有所作为，所谓“大智者贵攘夷，善政者不择地”。（4）不仅表现在他在贵州以身作则，有所作为，而且从其文集中对乡人后学的赠序强烈地反映出来。郭子以进士诠选知福建南靖县，南靖地方褊狭，生产方税收不及闽诸大县三分之一。乡人认为郭子屈才，萧端蒙却鼓励郭子从小处做起，“事练则达，才逸则裕，致用之基始于是矣。南靖虽小，未可薄也。”“南靖讼狱繁兴，矫攘滋斥未可朝夕理”，这正是刚走上仕途的郭子可以锻炼阅历而为天下所观望的机会。一番话说得郭子领悟到“敬事者，守政之良图；慎始者，服官之上务”。欣然上任。杨子将知湖广靖州，靖州在楚西南陲地，与贵州邻壤，虽是军事重镇，幅员只数百里。萧端蒙告以要制之用公、怀之用信、养之用惠，“公则法行，信则化孚，惠则下阜。以是为政，虽岩郡犹振槁也。”（5）
为边地长远计，萧端蒙力主增解额，以培养人才，倡导文风。贵州试士，原须到湖广，后改为参加云南会试。从嘉靖十六年设道开科，虽在本省设立试场，但名额排于全国各省之末，极为有限。萧端蒙向朝廷提议增加贵州试士名额，以推进风化。嘉靖采纳其议，增加贵州取士名额。正统年间，云南（含贵州）只有20名，嘉靖年间，云南增至40名，贵州亦有20名。
二、整顿军备，主张统一号令、整边备寇，武力平乱
嘉靖时期，武备渐弛，将骄兵惰，军力衰耗，卫所制废弛，军士大肆逃亡，军伍更缺。明军以募兵为主，而募来的兵未经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差，又不能按时发饷，相继逃亡。嘉靖二十三年（1544），萧端蒙奉诏整顿京城军务。京营本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但到嘉靖年间，也是军政败坏，京营中占役、虚冒及舞弊行为十分严重，营伍日亏，军力恶耗。而嘉靖中期，蒙古的鞑靼部势力日渐强盛。俺答汗不断率其部众骚扰延绥诸边，危及京师。萧端蒙在悉心询访之后提出治军六事：一为更队伍。由于各营队伍同卫而居不同屯，上班不能约集，遇事则逃窜纷纭，无所穷究。萧端蒙建议重编定队伍，加强军值考赏，以同屯同所为队，居则比屋为邻，行则共事为伍，其赴班便于约率，逃班易于清查。千、百户实行轮差，明确责任，按欠军多少量加惩治。二曰申条令，按逃兵人数对卫所官员进行惩治，对轮操官军潜逃者严以惩处，军官通同作弊纵容不法冒领空额者，问罪发落。三曰处粮饷。从嘉靖十九年以来，军伍人员减速半，而拖欠直录各卫军士粮饷少者十余月，多者二十八月。此乃负责粮饷的河南、山东等各处官员拖欠所致，应催解补足欠数。四曰定员额。五曰禁侵扣。六曰严勾补。这几条是要解决卫所领班吃空额，管工把总扣剥军士以及勾取继丁以补役用等。这些措施固然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对于当时走下坡路的明朝军队来说已是难以救药，就算是能被采纳也是无济于事了。萧端蒙对此也是深明其事的，故而在奏疏中说到这些建议“不敢自谓得经久之法，或可以救弊于万一也”。（6）这不是自谦之辞，而是出自肺腑之言。
萧端蒙不仅善于治军，而且富有军事谋略与才干。在巡按贵州时，他力主以武力镇压“苗叛”。其理由是治苗之计，不外抚剿二端，明朝官员大率皆用抚议。萧端蒙认为主张用抚者，并非真正做到恩威并施，而不过是“厚利以啖之，曲意以邀之”，图得数月无事以邀功，弛兵撤备，一有警报则仓皇失措，无所为计。因而要求得久安长治，对于叛乱“征剿之机，决不可失”；“招抚之策，决不可行”。萧端蒙这强硬的立场，是有着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背景的。从明到清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是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进步，却遇到很大的阻力，“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杀人夺地比昔更甚”。（7）萧端蒙因此力主武力镇压。并提出与实施征剿之计相应的筹足粮饷以防功亏一篑；严防湖广与四川的几处土司与叛乱苗寨串通，区别赏罚；调用官军要严加节制以戒扰民。还提出要有善后之计，在平叛同时，于湖贵苗区开凿大道，修立哨堡，招募移民，军民分布屯垦，以解除西南之患。在归养家乡之后，他在向朝廷条陈民瘼六事之中就有二事涉及兵备。一是拓城池。潮阳县城原来城池广阔，天顺年间由于海寇猖獗，虑城广难守而改小。嘉靖年间人口发展甚快，城外居民人数倍增。萧端蒙因此提出应改拓县城为居民障蔽。二是议备寇。潮阳城三面临海，近年海寇啸聚，肆入劫掠。南由海门港直入隆井溪以及潮阳沿海乡村，北由马耳港直入牛田洋以及潮、揭二县沿洋乡村，掠人攫货，焚屋掳舟，无所不至。或大帆巨舰，徜佯累日；或轻舟快舻，攸忽来去；或假装渔船，或公登陆岸，出入不测，莫可预防。舟楫不通，居民震恐。这类海寇多系通番亡命之徒，舟既峻大，器亦犀利，只有水师的东莞鸟船为他们所惧。鸟船又名开浪船，“以其头尖故名，吃水三四尺，四桨一橹，其形如飞。内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风潮顺逆者也”。（8）因此很能够适应于沿海灵活作战。而粤东原有只有7艘鸟船防守柘林，难以顾及广袤之地。萧端蒙建议海道衙门另拨五六只鸟船以分守钱澳与马耳，以海门、蓬州千户所军协守。无事则分地常用哨守，有事则传报互相策应。并严惩专以接济海寇为生的为首者，这样才能消除寇患。
三、改善财政，主张理顺徭税，保障流通，经济务实。
明中期以后，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朋无虚日，帑藏蒉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9）嘉靖前期，中央政府每年经费支出一般尚维持在一百三四十万两左右，到了中期，岁出竟高达300余万两，每岁超支百余万两。各种加派赋税随之而来，加重了民间负担，却无法扭转财政困境。当局一些有识之士为扭转此局面，着力于清理田赋和改革赋役制度，但在实行中往往因为社会实际而弊端百出。萧端蒙居家期间，向朝廷提出推行“均平”之法的弊病。当时潮阳和全国一样实行里甲制度，按均平之法，里甲主要任务本是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后来加上筹措供应。但是由于人户逃亡，田赋拖欠，各级衙门陋规迭出，通通责办于里长。里长不胜重负，也纷纷逃亡。萧端蒙直言其事，并担忧均平之法“行之十年，而里长无不贫且窜矣”。（10）他提议恢复旧制，将赋役落实到各户，“照丁粮分日听差，照多寡出银朋办，立为定制。其均平之数，或减旧额，或尽蠲除。听民自办，尤为省便，庶乎不徇均平之虚名，而自有均平之实惠矣”。（11）他还指出，征收各项钱粮时，官府催逼甚急，多令里长及解户库子人等代输，过后并不加理追偿之事，令逃避税者得逞其奸。因此建议官府对逃税者应予追捕，对历年由他人代纳钱粮而未偿还者，由官府出榜公示，并要追还利息，完日造册送抚按查考，对虚瞒苟且者治之以罪。他又提出，均徭往往不得其平，是因为法制经划未备，轻重分摊不公。为此，应由分巡道亲临本县，面询里老人众，再加审定，将本县民户财力分为三等，按人户丁粮多寡定次第榜示，按财力人丁编定负担徭役，虽狡胥黠吏亦将不能上下其手。
税收涉及地方和各种势力的利益，是一个既复杂又敏感的问题。萧端蒙在巡按贵州时，考察了龚滩收税之事，并提出了理顺办法。事因江西、四川等处到贵州商客联名告状引起。客商在贵州思南地区收购棉花前往四川发卖，沿水路要受到各种收锐盘剥。先是思南府以修学宫为名，每百包“暂借”纹银一两，沿袭成为定例，至嘉靖十三年已增至三两。经办的吏典、经银匠每百包又勒收银二两方允报数秤兑。经过贵州板桥，巡检司以缴票为由，每百包勒索二两。到了四川酉阳宣抚司辖下的龚滩，流棍罗钦等买充户长总甲，勾结把总，以横缆截江，每百包抽税银十二两，户长、总甲、水手，按收税十两之外再加勒索三两。遇有洪水暴涨，船难靠岸，罗钦竟喝令凶手挽缆邀船，矢石如雨，船破货漂，纵凶抢检，枉死不少人命。萧端蒙审鞫属实，将当事人问罪并行禁革。之后，他认为思南所征之税，由修府学权宜之计而成定制，虽赋出无名，还是供应官府经费之用。而龚滩之税则是横取之害，是西南一大患。思南、龚滩两地仅隔三四日路程，则两度抽税，过于繁密。思南岁解之数不过600余两，而酉阳岁入竟达万余两，过于悬殊。由于当时贵州、四川分别因科场、军饷财竭，因此还须设法敛财。萧端蒙经过征求各方意见，提出理顺此处税收的办法，裁撤去酉阳、思南两地税厂，由四川重庆府设通判一名，驻龚滩专管收税，兼理词讼。应设公馆及本官薪给、书吏人等费用，俱于税内支用，每季将税银分解贵州、四川二省贮库，以备贵州科场与四川军饷之用。其酉阳宣抚司旧给、经历教官俸薪，照数于四川额内扣给，各土官如有阻挠行事及侵夺职掌者，参呈抚按，从重究治。将原来没有规矩的乱收税改为适中之定制，又能照顾到各方利益，这在当时是难得的折中之计。
重视经济务实，是萧端蒙治世观中难能可贵之处，这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反映出明代岭南人已具有重商务实的地域特征。大学士丘浚就有着出色的经济思想，著有《盐法考略》、《钱法纂要》。萧端蒙也有所研究。当时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民间对货币的需求也大为增加。萧端蒙建议启铸嘉靖五铢钱，与此同时，为补旧钱既废、新钱尚未敷用，可令民间旧钱与新钱轻重相若者可贸易如故；不及者，由官方征入收购以改铸大钱；如有私藏小钱淆杂使用者以私铸论。萧端蒙认为，铸大钱虽费奢值廉，但可以使奸人无所射利，盗铸者少，通财货、惠商贾，公私皆得，商民并利，国用虽侈而利则宏，这是值得的。
萧端蒙提出治运河之策，当在他出仕不久就任山东御史之时。由于黄河河道迁徙不常，未数年又奔溃再出，河患不止，因有各种治河之议。萧端蒙分析，这些主意虽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主张浚源改流，废运河制转运以济急省费。而他认为，从经济的角度计，运河不能废弃，“治河之费虽省，输輓之费尤奢。长运之卒虽宽，转运之民卒瘅。况京师之地，素称瘠土，衣食百货，仰给东南。漕河既废，商贾不通，畿甸之民，坐受其困”。“公私两困，上下俱病”。因此，他主张塞沁水故道，导之入漕，历曹州由旧分水处出水通闸以达于二洪，然后于其下流树栅立埭置堰闸以节之，非惟利多害少，庶可一劳永逸。（12）
议拓潮阳县城一策，更显示出萧端蒙的经济头脑。他提出拓城之举，使城郊新增居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这本身已是公私利益之所在。更重要的是，过去修建城池皆官方举措，动辄要支用官库钱粮，而萧端蒙提出，拓建潮阳县城，不须动支官府钱粮，只需令扩城所及之处计亩出钱，以供工费，则“人无不乐从”。原因是县城中之地亩值银数百两，而城外只亩值数两，地价相差百倍。城外之户拓入城内，不仅可以化险为夷，而且可以坐地升价而得到厚利，故而居民都愿意出钱出力。此乃上无损于公，下有益于民之举措。民工可按核实的扩城亩数摊派工料，至于筑城濠所占民地，则以旧城濠遗地鬻价偿还。利用地产价值的杠杆以解决工程费用，此一方面反映了明中期粤东地区商品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反映了萧端蒙的理财理念之高明。
四、关心民瘼，主张整肃吏治，整治驿站，禁止诬讼。
中国历史上正直的言官，有着廉洁自守、刚正不阿、以卑察尊、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的高风亮节。萧端蒙长期任御史之官，其奉行宗旨：“法不从权，则无以宜民；政不宜民，则无以保世。因时损益而适之中，此圣人所以治天下也。”（13）此处所说之权，不是今时所说的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之中的权力，而是封建国家利益的王权，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因此，他是一个称职的监察官。嘉靖三十一年，萧端蒙巡按江西，江西藩王恃宗室之贵，向来骄纵不羁。江西巡抚大吏对其屈膝媚事，小心翼翼地陪随嬉戏宴游。藩王部属狐假虎威，强抢民女，污辱府县长史。萧端蒙不为所惧，将藩王部属逮捕法办，又上疏弹劾藩王，使江西“诸司望风伏慑”，境内肃然。虽然从此抚镇大吏与他有所不合，江西百姓对他却十分崇敬，在他病逝之后，为之建祠奉祀，立碑纪念。
萧端蒙为解纾民困，对驿站之扰民予以关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驿站以传送使客，即招待过往官员，包括提供食宿和车船轿马等乘骑载物工具为职责。明朝中期，由于过往官员的滥索扰民，使驿站之供成为一种相当繁重而特殊的徭役。嘉靖以后，各级官吏因公私外出无不骚扰驿站，甚至“山人术士皆得乘传”，“驿使交驰”，“过客百倍于昔”，“夫马仆从动以百数”。（14）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著名清官海瑞与贪官污吏之恶斗就有不少因驿站之扰而发生。贵州地处四川、湖广、云南三省交通，使客往来殆无宁日，供应繁难，公私疲惫，不胜其苦。贵州地方本贫瘠，户口稀少，百姓不便供需，又令军余代役，发展到后来，百姓不能供应，军多被累破产。而费用侈繁，民财生困，有司粮差供马之需，一年不下六七万两银子，用于公家只有十之二三。贵州一省军民财赋丁力已经尽竭于驿站，军民受虐而逃移者众，“户口日寡而差役日重，差役日重而逃亡日增，将来之患且莫知其所终矣！”萧端蒙对此言之痛心，上疏提出对策，一是严禁官员来往夹带私物、附搭客货与附骑驿马，否则将查拿问罪；二是限制云南管解方物人员假公济私，明定云南进贡物品之额，凭批文起解，对赴任官员也要按职级限制其肩舆供给；三是革除各处权贵衙门骚扰，除按定例供应外，禁革各衙门违例滥出关文，不予应付。这些建策被采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萧端蒙敢于针砭现实，直指时弊，不怕得罪权贵的精神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萧端蒙关心民瘼还表现在归乡后上疏议禁俗上。当时潮阳县间有一种扛尸图赖的刁讦之风，而且越演越炽。当地无赖往往纠集党羽百十人将初死者的尸体抬至有仇之家，打毁房屋，搜刮家财，掠其男妇，任意凌虐，或行反绑，或加乱箠，或压以死人，或灌以秽物，极其苦楚，几于踣毙，必使供应酒食，打发钱银，满足其所欲。一旦官府追查起来，又以“人命为重情，家财为细故”为理由了了。善弱之民，多受其害。萧端蒙提出对此积俗应予痛革。应由官府出告示沿村晓谕：凡有人命之案，必先告官。扛尸至人家者，即坐以罪。人命虽实，其所抢夺毁害赃物仍要尽数追给赔还，以便扶善抑强，移风易俗。
综上所述，萧端蒙生活在明朝由盛而衰的嘉靖时期，其所言所为，是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的漩涡中的一个良吏的挣扎。当然其效果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他那种“桑梓利病无不激切敷陈，以少甦积困”（15）的精神，体现的正是一种“苟利社稷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天地正气，无论何时，都应当视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良传统，值得后来之为政者所发扬光大的。
注释：
（1）萧端蒙：《论时政书》，《萧御史同野集》。
（2）萧端蒙：《特建总督重臣疏》，《萧御史同野集》。
（3）萧端蒙：《申谕二省抚臣同心讨贼疏》，《萧御史同野集》。
（4）萧端蒙：《叙赠姚君西川任宜山令》，《萧御史同野集》。
（5）萧端蒙：《赠杨靖州序》，《萧御史同野集》。
（6）萧端蒙：《陈末议以裨军政六事疏》，《萧御史同野集》。
（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九《四川》。
（8）《三才图会·开浪船》。
（9）《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
（10）（11）萧端蒙：《条陈远方民瘼六事疏》，《萧御史同野集》。
（12）萧端蒙：《治运河议条》，《萧御史同野集》。
（13）萧端蒙：《论时政书》，《萧御史同野集》。
（1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五、九、十六，《山东上》。引《宁国府志》、《山东下》。
（15）冯奉初：《萧御史同野集题辞》，载《萧御史同野集》。
摘自《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广州市方志办陈泽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