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愈三首贬潮诗系年———兼论何时闻赦令量移令等几个问题
日 期：2008-2-1 14:37:36
一、前言
韩愈有三首贬潮诗：〈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韶州留别张端公使君〉诗，历来，对前诗的系年有不同意见，本文即以之展开讨论，顺及其余二首。因为，里面谈到何时闻赦令、量移令等几个问题，牵涉到唐代的律法；诸家韩愈著述中，对此又少见论及。笔者不揣谫漏，草成此篇，敬希方家指正。
二、韩愈三首贬潮诗系年问题
（一）、诸家对〈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一诗的观点
《魏本引洪兴祖曰》：“此诗及下至〈韶州留别诗〉皆自潮移袁道中作。”
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系於元和十五年，云：“是年正月作。”
岑仲勉《唐史余瀋》认此诗是谪潮时作，云：“…来往皆道出于韶，则谪潮曰曾经其地，何此时犹云：‘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耶？如以两诗同署张端公为疑，则愈两度经韶，前后约只八月，其南下之际可能张端公已上韶任也。姑识之以待质诸方志。抑同卷更有诗题云：〈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或来时乘驿，不得流连山水，故‘闻来久’一句，仍无害其为再度经过欤？”
钱仲联因据系於元和十五年庚子、屈守元则因据系於元和十五年。两家虽无註明月份，惟推其意，应指正月。
罗联添认为应系於元和十五年春正月，云：“元和十五年春正月，将至韶州，有诗先寄刺史张氏，借阅图经。”并论云：“元和六年韩愈尝为职方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故於图经颇为谙悉。贬潮州，为严程所迫，途中山水，皆未暇游眺，故寄韶守云，……。”
黄埕喜据上引方、洪之说及罗说，亦系於元和十五年正月。
张除引上述诸说外，论云：“按韩愈〈袁州刺史谢上表〉说他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按十月二十四日下诏，诏到潮二千五百多公里路程，韩愈去时用了百日，此驿站传递，也得经月，到潮最早也得到十一月下旬或十二月初。接诏出发，当在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韩愈到韶州的时间，以十四年十二月底为宜，此诗当写於将到韶州的途中，写于十二月下旬。诸谱云十五年，岑仲勉谓十四年春过韶而作，具（按：疑为俱之误）未细察当时情势，韩愈〈袁州谢表〉说他以今月八日到袁州。‘今月’当是十五年闰正月，不会是二月。如是由韶至袁，六七百公里路，即如过岭乘湘江船顺流而下，也得近旬日。故此尚未到韶时所写诗，决不可能写于十五年春。此时韩愈刺袁虽不一定满意，心绪是好的，有游赏之趣，又将至新春佳节，在韶逗留几日是可能的，来时迁谪海隅，生死难卜，无此游兴，况迫于赴任，故岑说亦无可能。”因此，张系之于元和十四年十二月下旬。
陈克明引二方、洪、岑诸说，亦系於元和十五年。
按：此诗方崧卿《举正》以为“归日再经韶阳之所作”；其〈韩文年表〉亦系於：“元和十四年己亥。”
综观此诗系年有五说：1、元和十四年，谪潮时作。方崧卿〈年表〉、岑仲勉主之；2、“归日经韶阳之所”作，方崧卿《举正》主之；3、元和十四、五年，“自潮移袁道中作”，洪与祖主之；4、元和十四年十二月下旬，张清华主之；5、元和十五年正月，方成珪、钱仲联、屈守元、罗联添、黄埕喜、陈克明主之。
关于第一说，张清华已予驳斥，可以排除。
第二说，指由潮州移刺袁州经过韶阳时，基本上是对的；
至于第三说，“自潮移袁道中作”，可以由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中旬至十五年闰正月。第四、五说，基本上是欲就前说加以以釐析，是故出现张与二方、钱、罗、黄、屈陈之分歧。
（二）、几点考察
此诗诗题〈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既云“将至”，则写作时间，有可能在潮州时、在广州时、或将至韶州时。以下试分几点考察：1、何时接赦书？2、何时接量移书？3、何时离潮？4、何时至广？5、何时至韶？6、何时至袁？
1、何时接赦书？
韩愈什么时候接赦书？考察重点为：（1）、朝廷何时颁布？（2）、赦书有无稽缓？（3）、赦书日行几里？（4）、长安至潮州几里？
据《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群臣上尊号，赦天下。”《洪谱》记同。《新书·憲宗纪》引同。
据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册尊号赦〉颁布的时间，是在该年七月己丑（十三日），文曰：“自元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唯故杀人及官典犯赃，不在此限。左降官量移近处，已经量移者，更与量移……。”此赦文可见于《唐大诏令集》卷10、《全唐文》卷63、《文苑英华》卷422。惟其详略不同，以《全唐文》卷63所载最详。至于赦书的日期，亦见于《册府元龟》卷55、68、81、89、131及491。
至《旧书·憲宗纪》卷15作：“七月辛巳（五日），群臣上尊号。”疑误。
据《唐律疏议》“稽缓制书官文书”条疏曰：赦书“计纸虽多，不得过三日。”。而“赦书”自属大事，易言之，最慢在七月十六日，就应该由尚书省转发至天下百司。
唐代赦书有日行五百里的规定，如据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册尊号赦〉文，文末即言：“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天下，咸使知闻。”顾炎武《日知录》：“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陈景云说同。（虽然大部份地区实在很难真的日行五百里）。
潮州至长安多少里？据《元和郡县图志》为5625里。
总上而言，七月十三日大赦，赦书最慢在七月十六日，就应该由尚书省转发至天下百司；依照赦书日行五百里的规定；由长安至潮州5625里，即12日左右可达；据《唐代的历》：七月为大月，到达时即为七月二十八日左右。他闻令即在此时。之后，韩愈还呈上〈贺册尊号表〉。
2、何时接量移书？
韩愈何时接量移书？考察重点为：（1）、朝廷处理量移书有一定的手续，对于一般贬官，其手续为何？（2）、特殊情况又如何？（3）、韩愈属于哪一种？（4）、量移书内容？（5）、何时接量移书？
韩愈接到赦书后知道符合量移条件，但量移到那里？官职如何？何时生效等等，他是不知道的。中间有还有许多手续待办。
据《唐会要》卷41云：“元和十二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受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考满后，委本任处州府具元贬事例，及到州县月日，申刑部勘责，俾吏部量资望位量移官，仍每季具名闻奏，并申中书门下。”
即是说，对于一般贬官而言，由当地的州府将左降官当初遭贬谪的事由和到州县的时间，申报刑部；刑部核实后，再由吏部评估官员的资望，再量移官位；吏部拟定的名单，仍须申报中书门下确认。才会发出〈量移书〉。这段时间颇长。以韩愈贞元二十一年逢赦量移江陵为例，共耗时166天。
倘若左降官所犯事由及身分特殊者，则为特别处理。
据《唐会要》卷41云：“如是本犯十恶、五逆及指斥乘舆、妖言不顺、假托休咎、反逆缘累及赃贿数多，情节稍重者，宜具事由奏闻。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御史、五品以上常参官，刑部检勘，具元犯事由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商量处分。”又云：“未满五考以前，遇恩赦者准当时节文处分。”
但韩愈此次所犯的情节较为严重，据〈潮州刺史谢上表〉，自称：“言涉不敬。”加上他的身份颇为特殊，曾任品階为正四品下的刑部侍郎，故需特别处理。
韩愈的案子既属于特别情况，乃由刑部将其所犯事由上奏，由中书门下直接处理，不需经过吏部一关。如今，以韩愈这樁量移案为例，由七月十三下达赦书起至十月二十四日发出止，共用了一百日左右。
而刑部所提有关韩愈量移申请书的内容，大概可以从〈袁州刺史谢上表〉得知端倪。〈袁州谢表〉云：“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书论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贬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文末，又云：“其年十月廿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于此，未尝不可以视为朝廷〈量移书〉的内容，因为里面包括了：量移的时间、地点与官职。
何谓“准例量移”？是说虽未经五考，但遇恩赦，依据七月十三日赦书的节文规定，得以量移的意思。
再说，韩愈量移一郡，在当年五月间，皇帝接过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时即已决定了。据《旧书·韩愈传》：“憲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事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欲復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鎛恶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对曰：‘愈终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依量移惯例，韩愈的确移近了京师，表示了朝廷的恩惠。潮州距长安5625里，袁州距长安2972里，移近了2653里；由原属岭南道的潮州移到属於江南西道的袁州，移近了一个州。在品階方面，因潮州为下州、下州刺史为正四品下；袁州为上州，上州刺史为从三品，则有所提升。
〈量移书〉是元和十四年十月廿四日由朝廷发的，自当日起，韩愈可以“准例量移”。据韩愈〈袁州谢表〉：“元和十四年十月廿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洪谱》引《憲宗实录》亦云：“十月己巳，韩愈袁州刺史。己巳，十月二十四日也。”
韩愈何时收到〈量移书〉？此书既由十月廿四日朝廷所发，若比照赦书速度，日行500里大概也要12日；若比照贬官日驰300里（十驿）速度，则为18天，即是在十一月七日至十三日左右到达潮州。
3、何时离潮？
韩愈何时离潮？有四个观察点：（1）、他何时接量移书？（2）、官员量移是否有程限？（3）、有无职田需收割？（4）、他如何利用其装束假？
按《唐律疏议》职制律［之官限满不赴］，疏云：“议曰：依令，之官各有装束程限。限满不赴，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其替人已到，淹留不还，准不赴任之程减罪二等。其有田苗者，依令‘听待收田讫发遣’。无田苗者，依限须还。”
敦煌伯2504〈天宝令式表残卷〉记〈装束式〉称：“敕：今年新授官过谢（官）后，计程不到所任者，宜解所职，仍永为恒式。开元二十八年三月九日。”
由上可知，官员赴任有装束假与程限。计程不到所任者，解职；若，代任者已到，本人当需立即赴任。另外，唐代官人有职田，职田若有庄稼待收获者，其程限皆自收获日起算，所以，韩愈自潮州量移袁州所需？日，必须计算装束假，代任者到潮日，以及是否有庄稼待收获。
何谓装束假？唐代官员授任后，朝廷要给以准备的时间，这就是装束假。与此同时，还有到达任所需要的路程的期限，也即程假。
据《唐律》，所记“假宁令”规定：“诸外官授讫，给假装束，其千里内者四十日，二千里内者五十日，三千里内者六十日，四千里内者七十日，过四千里者八十日。并除程。其假内欲赴程者，听之。若有事须早遣者，不用此令。若京官身先在外者装束假減外官之半。”
装束假不仅给予一般官员，即左降官与流贬者也多少可以享受。
至于程假或称程限，据《唐六典》“户部度支郎中”条：“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
如上述，〈量移书〉在十一月中旬已经到达潮州；笔者以为，即使如此，他要到十二月四日冬至后才能出发？因为代任者有可能仍未到，他需要主持一些仪式。
为什么要留到冬至？冬至是古代中国的大节日。在唐代，朝廷要作大陈设，与元日相同，有大聚会，是一年中的盛事。
据《唐会要》卷24“受朝贺”条，其记载虽然是记元日，而冬至日亦可比照而观。该条载：“旧制元日，大陈设。”注云：“皇太子獻寿，次上公獻寿，次中书令奏诸州表，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献，太史奏云物，侍中奏礼毕，然后中书令又与供奉官獻寿，时殿上皆呼万岁。按旧仪缺供奉官獻寿礼，但依位次立，礼毕，竟无拜贺。开元二十五年，李吉甫革其旧仪，奏而行之。冬至亦然。”而冬至时，地方上也需有一番仪式庆祝，当新任刺史未到，总需有人担任主持。
况且，十至十一月间正为秋税时，韩愈说不定有职田要收割，收割后才能出发，要忙到冬至左右。
韩愈既有八十日装束假，他如何运用？有两个注意点：一是潮州，一是韶州，前者过冬至，后者过春节。
他半年来用心经营潮州，获得人民爱戴，建立了友谊，他在潮州稍作淹留是很有可能的；再说十一月中旬接到量移令距冬至不过十来天，（按，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壬寅〔二十八日〕冬至），故此，有可能留到冬至。
故此，笔者以为，韩愈有可能留到冬至后才上路。
至于在韶州，他很可能在此过春节。时间是除夕到正月初七。以下有讨论。
他闻〈量移令〉既在十一月中旬，此时韩愈已经安排好他至袁州上任的路程。此时韶州刺史张端公有诗相贺，韩作诗〈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将经贵郡烦留客，先惠高文起谢予；暂欲系船韶石下，上宾虞舜整冠裾。”意思说，我离潮赴袁上任，坐船经过韶州时，将会到贵郡拜谒，探访舜帝遣迹；顺在那里过春节。若循此言，则此诗作于此时。
过往，宋代韩醇说此诗作于“量移令初下时”，基本上是对的。但他没有提出时间来。罗联添认作於元和十四年十二月闻命时，黄埕喜据其说系於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张清华认此诗“当写于是（按：即元和十四年）冬十二月”，陈克明据韩醇说系於元和十四年。
总之，此诗写于其年十一月中旬至下旬之间，不迟于十二月五日前。
4、何时至广？
如上所言，七月底韩愈闻赦令后，十一月中旬收到量移书；在冬至假后，即在十二月五日左右离潮。若韩氏水路并行，其期程为何？
据上引《唐六典》“户部度支郎中”条的规定。故知，以水陆并行，日行60里算，917/60=16日，到达广州需时十六天，即为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若他到广州后一时兴起，才致函借图经；与此诗句：“愿借图经将入界”相合，既言“将入界”，即作於十二月中旬末。
由上论述，可见过去诸家系年说法中，张清华说长：方成珪、钱仲联、屈守元、罗联添、黄埕喜、陈克明等认为系於元和十五年正月，理由不很充分。
另外，韩愈经广州，有无停留，不可知。
据《韩昌黎文集校注？遗文》有〈潮州谢孔大夫状〉，孔大夫是孔戣，韩愈初贬潮州之时，孔戣顾虑到潮州“州小俸薄，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韩氏此状以“身衣口食，绢米足充”为由，披陈谢意。再据《韩集》〈论孔戣致仕状〉及《旧书·孔戣传》，孔戣与韩氏往昔同在南省为官，有所往来，孔戣自元和十二年（817），自国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孔戣在南海，“禁绝卖女口”，“自犯风波”祷南海神，韩愈后在袁州，曾作〈南海神廟碑〉叙其美政予以赞美。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九月，孔戣擢迁吏部侍郎，此际尚在广州。情理上，不管〈谢孔状〉真伪，两人既为同僚旧识，既经广州，理应一叙，（案：后文还有讨论。）惟未见诗文记述其文书酬应往来；可能是漏收。
若如上述，韩氏到达广州时已是岁末十二月二十日。据《唐会要》卷61：“贞元二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琦奏：‘使人缘路，无故不得在馆驿淹留，纵然有事，经三日已上，即於主人安置馆存其供限。如有家口相随，即自须於村店安置，不得令馆驿将什物饭食草料，就等彼供给拟者。’”唐代往来使者，在馆驿中人有所谓“淹留”情事。
由此推知，韩愈若有事停留广州，时间不超过三至七天。如今只能存疑。
5、何时至韶？
如上所言，到达广州为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他与家眷分别坐船逆行，依程限就需时530/45=12天，到达韶州时，约在正月三日左右（按：十二月为小月）。这是第一种情况；但事实上，九天后就是春节，他要过年，而且在韶州过年。所以他有可能会赶路，務令在除夕前抵达；否则，他就只能在船上过春节了。这是第二种情况。
为什么要在韶州过年？在潮时，张韶州端公曾以诗相贺量移事；故此韩愈决定在韶州过年。所以诗句说：“将经贵郡烦留客，……暂欲系船韶石下。”再说，韶州一地存有韩愈童年的回忆，在此，韩愈正可以闲游一番、怀旧一番。不但如此，还要借图经以方便沿途欣赏风景。
记得，去年韩氏初贬潮州，路过韶州，到达宣溪时，张韶州有寄书叙别，韩愈有〈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诗相答。如今将至韶州，而且行“将入界”，加上宣溪在韶州府城南八十里，走水程，要两天；用传马，半天即可，来回才一天，时间上刚刚好。若以此言，即作于十二月二十日之前。
以下先说第二种情况。
韩愈在韶州过年。过完春节，临别时，有〈韶州留别张端公使君〉诗。
过往，关于此诗系年，诸家有不同说法：方成珪认为：“是年（元和十五年）正月作”；王元启认为作于元和十五年二月初旬；徐震认为：“此过韶当在十一月”；钱仲联认为：“移袁过韶为十五年闰正月”。罗联添认作於元和十五年正月，黄埕喜係於元和十五年正月，张清华认为此诗当作于“正月十日前后”，陈克明具引钱说及王说，系於元和十五年。
依此推论，此诗当作於在韶州过春节后，离别张韶州之时，即是元和十五年正月七日左右。方成珪、罗联添、黄埕喜、张清华说是。
诗中四句，可以一提，就是：“来往再逢梅柳新，别离一醉绮罗春，……..已知奏课当徵拜，那复淹留詠白蘋？”
先看：“来往再逢梅柳新，别离一醉绮罗春”，《魏本引孙汝听》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论佛骨贬潮州。三月至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其往来上下於韶，皆梅柳新时也，故云。”孙说大抵是。惟其说：“三月至潮州”之“三月”，方崧卿认“决非三月”、郑珍、罗联添认作“四月二十五日”、其“正月至袁州”之“正月”，罗联添作“闰正月”（下文有讨论。）后者说长。
再看：“已知奏课当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是说张韶州刚把秋税事办好，成绩甚佳，不久亦当得到朝廷徵拜回朝。这是客气话。
注意的是末句：“那復淹留”四字，“那復淹留”表示日前曾淹留，此刻不欲再度淹留？日前之淹留指什么？指在潮州时？在广州时？由于广州不可知。由此可猜测：韩氏在潮州时，与职田、冬至有关。即所谓“淹留”也。
若就第一种情况而言，韩氏正月三日左右抵达韶州，过完元日假，初八日后，甚至，过完上元日后上路也可以。
6、何时至袁？
过往，有关韩愈至袁州到任时间，据〈袁州谢表〉所言之“今月八日”，有正月与闰正月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为是？
据《元和郡县图志》载，韶州至袁州距离虽无直接数字，但由各段里数相加，可知其大概情况。虔吉路情况为：韶州--虔州--吉州———袁州，分别为：550里、520里、317里，间接得知为1387里；至于郴州路的情况，韶州--郴州--衡州--潭州--袁州，分别为：410里、370里、460里、526里，合为1767里。韩愈走的是虔吉路，则韩愈至袁州需时550/70（以陆路乘马算）+520/70（以沿流之舟算）+317/45（以舟重溯流算）=23日左右，以上只是大概估算而已，事实上他走了一个月（也有可能曾在潮州、广州或韶州多作停留）；则他于〈袁州谢表〉所言在“今月八日”到任之时间，应为“闰正月八日”，罗联添即己言之，其说可从。
以下，试换另一面考察，从装束假、程假来看，韩愈由长安贬潮州，他有装束假80日、程假5625里/300里=19.4日（以日走十驿，即300里算），合100日；他由正月十四日上路，四月二十五日抵达，合走99日，无有超出期限，正合。
再说，他由潮州量移袁州，他有装束假80日，潮州至袁州的里数，可有各段相加而知，潮州-广州-韶州-袁州，各为1600里、530里、1387里，共为3517里，故知其程假为：3517/300=12日（以日走十驿，即300里算），另加冬至和元日假14日，合106日；若韩氏无职田收割，则由十月二十四日起算，翌年闰正月八日抵达，合用102日，没有超出期限，亦合。若如上引“假宁令”规定：“若京官身先在外者装束假减外官之半。”则韩愈的装束假减半，扣除40天后，只得66天；若他有职田，若自十二月五日离潮起算，翌年闰正月八日到袁州，共为63日，则仍未为超出期限。
三、结论
总合上述，结论如次：
（一）、在大事方面：元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群臣上尊号，赦天下。韩愈在七月二十八日左右接赦书，之后，他呈上〈贺册尊号表〉。十一月中旬，收到量移令，自十月二十四日起准例量移；大概过了冬至，十二月五日左右离潮。以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除夕前抵达韶州。过了七天元日假，在元和十五年正月八日左右离开韶州，闰正月八日至袁州；另一种是：正月三日左右抵达韶州。停留一周后，在元和十五年正月十日左右离开韶州，闰正月八日至袁州。
（二）、在三首贬潮诗系年方面：〈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诗以系元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抵广州后，将至韶州前作为宜，由“愿借图经将入界”一句可证。张清华说长。此诗方成珪、钱仲联、屈守元、罗联添、黄埕喜等诸家认为系于元和十五年正月，理由不很充分。至于，〈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宜系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五日前。即是韩醇所说：“量移命初下时”；〈韶州留别张端公使君〉诗，则应系元和十五年正月上旬或中旬左右，方成珪、罗联添、黄埕喜、张清华说是；徐震说十一月作、王元启、钱仲联说闰正月，非是。
（后记：本文写作，有关唐律部分，曾向桂齐逊教授、陈俊强教授有所讨论与请益，谨此致谢。）
摘自《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柯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