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潮州的绅士阶层
日 期：2008-2-1 14:35:17
潮州绅士是儒家思想培育的人才，，有很多人成为历代王朝的官吏，甚至当朝的名臣；潮州绅士是儒家学说在潮州社会的代表人物，是儒家纲常伦纪卫道士、推行者。他们高踞于几十万、几百万潮州平民百姓之上，支配着潮州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如何评价其是非，衡量其在潮州发展的历史地位，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就步入潮州绅士的途径；潮州绅士的特权；潮州绅士的社会功能等问题，提出粗浅的见解：
一、步入潮州绅士的途径
潮州绅士是一个特权阶层，要进入这个阶层必须具有生员、贡生、举人、进士功名（学历或学衔）和监生等未入士的潮籍读书人或卸职归家乡的潮籍官员。要跻身于潮州绅士行列，主要有正途和捐纳的两大途径：潮州绅士大多数是参加各级封建政府考试取得功名而步入绅士。这是走正途道路。如宋太常寺博士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皇帝嘉奖的海阳人林从周，为救文天祥战死阵中的潮阳人陈梦龙。明代有梗直上书揭发权臣汪铉而遭廷杖致死的揭阳人薛宗铠，通晓药石博得嘉靖皇帝赏识的礼部尚书盛端明。清代有直隶总督为官勤谨廉明，兴利除弊，政绩卓著的揭阳人郑大进；解州、泽州知府雪冤狱禁私矿、关心百姓疾苦的海阳人许日炽等。他们都是通过正途取得功名（1）而进入王朝官吏的。要通过这途径获得功名是颇艰难奋斗，就是要考取绅士最低级的生员，还是不容易，需经过三场考试，第一场考试称童试，也称县试；申报第一场考试的称童生，也叫俊秀。各县童生在所在县份应试；……第一场考试考中者的童生，他们有资格参加潮州知府主持的府试，通过者再参加广东省学政在潮州府城的院试。三场考试中最后一场是决定性的考试，考中者才能成为生员。武生员的考试也是由三场考试组成。明末清初揭阳抗清首领刘公显（2）、康熙年间林德镛（3）等就是通过武童试取得武生员的。由于生员是步入绅士的门槛，而且名额控制很严，揭阳县划来2名，海阳县划来4名，嘉应划来2名，共8名。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前，潮州府学岁试文童、武童各20名，海阳，潮阳、揭阳、澄海县岁试文童、武童各15名，惠来县岁试文童、武童12名，普宁、大埔岁试文童、武童各8名（4）。雍正五年全潮州府扩额38名，这样的名额对文风很盛的潮州与考者甚多，人数以数百计，录取率是甚低的。考举人三年一次，在广东省城举行。参加者往往数千人，取中者机会比生员就更少。会试也是三年一科，有明清两代中进士颇多。历代（5）统治者都有标榜通过科举进入绅士阶层的途径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但并非如此。考试也并非全凭真本事，作弊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由于考生须有一个绅士为他的身份和品德作保，这就阻碍了很多人参加考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科举考试。
另一主要途径是捐纳，这是厕身于下层绅士的捷径，潮人称之为“捐监”，意即监生的功名可由捐纳而得，捐监者名义上就成为国子监的学生。清代潮人的捐纳监生很多，潮州府较小的澄海县，自顺治至嘉庆十九年的170年间就有219人，每人捐纳一百至二百两银子就成为监生。（6）
除考试和捐纳取得绅士的两大途径外，还有翁万达之长孙翁锐，许龙之子许天风、蔡振华之后蔡义发（7）世袭特权的“荫生”。封建王朝之所以要授与他们荫生是考虑到其祖辈有功于国家，或为国家受大难。翁万达为明朝边疆御敌和重修万里长城有功；清蔡振华为清王朝尽志殉职，所以他们的后代就得王朝的封荫，而进入绅士阶层。非武生员的行伍兵卒出身的普宁人赖长、方耀都因攻杀太平军立下大战功，而发迹升迁官至总兵和广东水师提督；澄海人许龙本为盗寇因抗击郑成功在潮地征粮有功而获得清王朝加封潮州总兵。这些都加入了潮州绅士行列。跻身于潮州绅士行列的功名的学衔、学品和官阶的高低不同，因而其特权、威望、社会影响的大小也相差甚大。由此，我们将其分为：那些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纳监生以及其他一些较低功名的为下层绅士；那些具有贡生、举人、进士较高学衔的和有官职的为潮州绅士的上层。因为这些人可入仕做官。据乾隆年间周硕勳修的《潮州府志》反映，潮州的进士一般能入仕做官。如明澄海鮀江都（现属汕头市）陈思谦，海阳东莆（现潮州市）林大钦、潮阳棉城林大春；清揭阳梅岗郑大进、海阳许日炽、黄仁勇等都是取得文、武进士入仕做官的；但也有潮阳人许伦、程乡人张文宝、澄海人肖定、海阳人洪梦栋等个别虽高中进士而未入仕为官的现象；举人做官颇多，如惠来举人谢正蒙任广西灵川知县、饶平灤州都人官至明礼部尚书盛端明之父亲盛凤仪明成化巳酉岁贡，授仁化县训导等，（8）获得举人学衔而未入仕当官的较多，如澄海县顺治年间有13位中举人，7人未入仕。（9）贡生要入仕当官比率就更少。潮州的生员按封建王朝规定不能当官。由于功名学品的高低，所得权益成正比，所以潮籍绅士发奋进取。揭阳人薛宗铠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中举人，二年（公元1523年）登进士；海阳人林大钦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中举人，翌年登进士且参加殿试被嘉靖帝钦点为状元。
二、潮州绅士的特权
潮州绅士具有特殊的免税、免刑、社会地位等政治、经济等待遇，这不仅为法律所规定，也为社会所“接受”。
1、潮州绅士享有历代封建王朝的律例、谕旨和成例所规定的刑罚和法律的特权。
如果绅士犯罪，他们不会上刑。如果罪行严重必须惩治，首先要除其功名其去绅士身份，然后对其处置，这样就与整个绅士阶层无关。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海阳枫洋廪生苏遇春勒索同乡苏基妹筑墓案。奉粤督清查潮州积案的全权大臣方耀，未革去苏遇春的功名，就将苏审问定罪，结果引起潮州、嘉应州绅士的干涉，潮州各界罢市，闹得方耀无从措施，难圆其案。（10）高层次的绅士，其社会地位与知县不相上下，有时甚至品级更高，知县无权革去其绅士身份，实行判决。潮州绅士显赫的政治地位，可从广东一巡抚布告“士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汝等知晓，汝为民之绅衿、耆老，从今往后，尽心竭力，抖擞精神，以领吾民，补吾之不足……”这可看到潮州绅士在封建高级官员眼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他们所组成阶层居于潮州社会不同于平民百姓的“领导”位置。绅士一般可与地方官平起平坐。甚至有些初来潮州任职的官员也打出“护官符”的花招，如丁日昌落籍揭阳榕城时，潮州府或属下的揭阳县、普宁县、惠来县等县的官员，很多来丁府请安道候。封建王朝的法律特别保护绅士不受平民百姓冒犯，《大清律例》规定“吏卒骂举人仿照骂六品官律杖七十”。如果辱骂普通人，仅笞责十下。
2、潮州绅士享有经济特权。
历代封建王朝对他们的赋税和徭役均有特殊规定，并且对其求功名给予例银或其它津贴。封建王朝从律法上规定绅士有免纳徭役的特权。这种免纳徭役或免纳税款的特权不仅适用于绅士本人，有时也适用其家族成员。明朝规定官员免除赋役办法，京官一品免粮30石，徭役30丁，以下按品递减，至九品免钱粮6石，人丁6丁，外官优免是京官的一半，以礼致仕的官（绅士）的优免是在职官员的7/10，一般闲住的优免为在职官员的5/10。对国子监生、举人、生员，即绅士免粮2石，人丁2丁。清朝初年还承其制只是减免粮石、人丁数量要少一些，对绅士只免本人丁银。（11）此外，绅士还享有免纳一定限额的田赋。但后来，潮州绅士只免纳本人的丁税，在法律上不许免纳任何田赋。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王朝实行“摊丁入亩”税制，但绅士免纳丁税的特权，并不是因“摊丁入亩”而消除。然而据潮州府志及潮属各县志记载，摊丁入亩并没有完全执行。据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李书吉《澄海县志》所载：“丁口原额银一千一百六十八两钱七分一厘三毫”，潮州绅士实施“摊丁入亩”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三帝（公元1727年—1814年）百左右年还从法律上享有免丁税的特权。丁税本身是相对较少的，重要的是潮州绅士免服徭役。同丁税一样潮州府实行摊丁入亩后，徭役并没有停止，据嘉庆《澄海县志》载：“夏税农桑米每石派徭差、丁壮、均平银三钱四分七厘四毫六丝”。这样绅士占有较大面积的田地，免征徭的特权受益很大。
潮州绅士中的廪生可领到潮州府、府属各县的廪例银。如澄海县廪生每位每年可领2两四钱的廪钱；（12）那些确实在国子监就读的监生，潮州府也有所津贴。潮州府及府属各县的学田租，还设生员赴省乡试“钱库”，资助其“舟资”盘费。除了府县补贴，赴省应试的生员和赴京应考的举人，常常得到其家族或绅士主持的文会的资助。如嘉庆年间，海阳县绅士邱步琼、陈观等多方筹划，广泛集资，创建扶轮堂。自己带头拿出几百两银子作为倡导，劝勉绅士，富户捐钱为扶轮堂购置田产，收取租利，作每科参加乡试、会试者的旅费。（13）
在纳税方面，好多潮州绅士偷漏赋税，甚至将某些税款中饱私囊。朝廷律法绅士地主与庶民地主一样缴纳同样的田赋和漕粮。实际上赋税缴纳不平等是司空见惯的，绅士常自称“绅户”“儒户”“官户”“城户”“大户”而称百姓为“民户”“乡户”“小户”。显示其纳税的差异。潮籍要员丁日昌在《抚吴公牍》指出：“漕价有绅户、民户之别，……绅户每石全不完者，有收三千余文者”。丁日昌对这“低昂悬殊”的赋税，力主取消大户、小户的名目，缴税不得差别。但是又承认，歉年时允许瞒报的陋习，征税制度仍然留下漏洞。所以，潮州绅士对应缴纳的田赋和漕粮，常常有意拖欠，等待蠲免时机。据《汕头市大事记》记载，潮州府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帝各朝都有几次蠲免全年钱粮，并对以前所欠旧赋税也予蠲免，这样潮州绅士达到偷漏赋税的目的。更甚的是道光年间，绅士黄根生，抗粮拒捕，组织民众作乱，“所为多不法，曾败知县吴均之兵”；（14）光绪年间，澄海生员杨春英数人聚众数千人等抗缴沙田捐，几乎漫延整个澄海县。（15）
潮州绅士还串通权吏，霸占公地为私产。光绪元年至五年（公元1875—1880年）海阳绅士郭廷集勾结潮籍总兵方耀在揭阳县邹堂一带围垦，方耀利用手中权力，以军屯名义，调动军队，雇用揭阳、潮阳、澄海等县乡民进行围垦，所需费用郭承担部分外，大部分在军饷支出。围垦面积约1500亩，田租由方、郭两人分成。（16）潮州绅士还利用其特权地位谋占寺院、文昌祠田地产业为已有。突出事例有潮州开元寺和澄海文昌祠田产被侵占事件。清康熙年间绅士林普卿以先祖南宋宰官林绍坚布施开元寺田，勒占施田以祭先祖为由，收回寺田110亩；雍正五十年（公元1732年），绅士澄海许龙裔孙也效法林普卿，夺回其先祖许龙捐给澄海苏湾文昌祠在南畔洲田园2220亩。（18）把法定了的公田谋为己有。
三、潮州绅士的各种社会活动功能
1、潮州绅士在家乡中有某种参政权，这或叫清议权。
在潮州地域任上的官员，千方百计巴结本地绅士。潮州知府吴均，正是在海阳绅士邱步琼的协谋下，镇压了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吴忠恕领导的农民起义。（19）同治年间，《中英天津条约》中潮州被划为通商口岸之一，但遭到潮人的反对。英领事不能入城。后来也是在地方绅士的帮助下，使英领事进入潮州城。
潮州绅士，常在兵荒马乱，政局动荡的时刻，组织乡民丁壮，抗击来犯之敌。明中叶，倭寇猖獗，屡犯潮州，抢劫掠夺乡民财物。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倭船入泊东里湾，洗劫东里，继而进犯宣化都，该都上里村绅士陈彝虽年逾古稀，率全村村民奋勇抗击。倭寇损兵折船，即日下海逃遁。嘉靖年间，潮阳凤山绅士陈南野几次率众守寨，以火铳击毙倭酋，杀敌无数，逼其连夜撤退，保护全村的民众性命与财物。提学副使林大春在《南野陈公保障凤山序》中盛赞其功绩。（20）明、清王朝更替，在潮战火熳延最长，潮地处于无政府状态，澄海盗寇许龙、魏朝义、黄海如相继而起，肆意残害人民，澄海鸥汀乡武秀才陈君谔率乡人抵御，“守住鸥汀寨，为时望所重，远近的人都来归附。”（21）嘉庆澄海县志将其列入忠烈项目，这些历史对潮州守土有责的绅士给予肯定。
2、潮州绅士操握家乡的各项事项管理。
潮州绅士，特别上层绅士，凭其特权“威望”与经济实力，操握潮州地方民众的社会生活、生产、慈善等事项。主要表现：一是造桥修路，自宋代潮州经济腾飞起，潮州各朝绅士关注乡村局部的、涉及区域较大的、县与县间的桥梁道路的修造者多。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海阳县大和都乡绅翁元在其村前创建南岸为海阳、北岸为揭阳，交通两地的李浦大桥（现名万里桥）至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大水桥圮，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乡绅重建。（22）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潮阳解元蔡谆捐资续建僧人大峰祖师劳资建筑潮州的第二大桥的和平桥。（23）明朝海阳薛侃在庄陇乡前建的通济桥。（24）还有很多绅士乐于修补道路，据各村史、族谱反映，小范围的修路，潮州府各地都有零星出现。还有搞义渡，造船只，雇用船夫，免费渡人，施其“义举善行”。二是筑堤抗灾。自宋潮州韩江修筑，至明清基本连成200多公里长的堤系。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解除海禁，“乡老许重晦、生员卢继尚、林振秀等集数都民力”（25）修复清初战乱被陈斌所破横江堤，郝尚久所破南门堤，此次修筑加固，使南堤维持50年平安无灾事。光绪十二年（1886年）地方绅士郭延集、吴祥光等发起禀请巡道、知府批准，“出示派捐巨款，大修韩江南堤8451丈，海阳、揭阳派西厢、北厢、同仁、大和、桃山、梅岗地方百姓通力合作，增高培厚，外附灰篱。”（26）此役耗资21.44万两（其中官府拨款4.3万两，义务工役折款8万两），是封建时期南北堤最大一次修堤。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澄海隆都陈延光致仕回家捐银二千余两，筑隆都土堤，解除隆都全都水患。（27）三是潮州绅士热心操办慈善福利事业。据潮州府志和属下各县志反映，济贫、义葬、育婴堂或其它诸如此类的组织，经费和管理很多均由绅士承担。宋代苏东坡曾说过胥吏之辈，“贵已不可得而至矣，则将惟富是求”。
3、潮州绅士积极支持和宣扬纲常伦纪。
潮州的绅士很多是从科举中获得权势和威望，其政治文化生涯处处表现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把护卫、发展传统纲常伦纪为职责。潮州绅士一方面积极捐献财产兴办培养儒家纲常伦纪阵地的学宫、书院、文昌祠。突出的有元揭阳鮀江人（现属汕头市）潮州总管陈肃修复兵燹毁坏的文庙，明海阳龙溪都人、大理寺卿林熙春辞官回乡后倡修文庙、乡贤祠。（28）那些未入仕途而经济实力强的绅士也积极修建各地书院。如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43年）海阳知县金绅倡导，乡绅邱昂领头捐资，其他绅贾羡捐筹集资金，在离县城较远的大和都建立大和书院。就是经济不丰裕的生员，也尽其职责捐其家资部份财物，明崇祯初年饶平庠生余焘捐九亩田地支持知县邓全慎在饶平县的黄冈城外建瑞光书院。还有绅士林良、黄士劼、黄青选、李孝珣等为护海阳龙湖书院产权，联名会集绅士、生员顩请道、府将被土豪强占田地归还书院，得兵备道梁国治、知府周硕勳、知县金绅力请于粤督，清还田地七百五十一亩。（29）另一方面潮州绅士是积极宣讲“圣谕”的职任者。据潮州府志反映，明清潮州府各县都建立乡约所。就是澄海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置县不久，知县蔡楠于冠陇神山麓建乡约所。每月初一宣讲乡约，向百姓灌输忠孝节义思想。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潮州府各县大乡人烟稠密地方，都设立乡约所，宣读《圣谕广训》。
人类历史是错综复杂的进程，潮州社会发展的功能是多层次、多方面和多元的。如何评估潮州绅士在其历史位置的是非功过，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衡量。潮州绅士由于历史和阶级本性，他们劳心者治人的剥削思想、行为，甚至为封建王朝压迫潮州百姓的反动罪过，但他们热心操办桑梓社会各种事业，在客观上是有其作用。
注释：
（1）（3）（7）（8）（28）参《汕头市志·人物传》
（2）清江日升《台湾外纪》
（4）（31）清乾隆年间周硕勳修《潮州府志·学校》
（5）清光绪年间《海阳县志》和《饶平县志》
（6）（9）（12）（18）（23）（32）清嘉庆年间李书吉修《澄海县志》
（10）（15）《汕头市志·大事记》
（11）参《明史》、《清世祖实录》
（13）（24）（26）《潮州市志·人物传》
（14）清光绪年间《揭阳县续志》
（16）蔡汉铭《方耀围垦光裕塭始末》
（17）郑群辉《清代潮州开元寺的田产纠纷》
（19）（20）吴坤《潮乘备采录》
（21）参《丁日昌生平大事记》《潮乘备采录》
（22）王琳乾《明代倭寇祸潮与潮汕军民抗倭资料》
（25）汕头市交通志
（27）汕头市水利志
（29）陈贤俊、陈璇珠编《前溪乡陈姓氏族》
摘自《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室黄瑾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