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潮汕之间的文化因缘
日 期：2008-2-1 14:27:08
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其综合体，谓之文化。因缘，《愕伽经》：“一切法因缘生。”就是说一切事物皆因缘和合而生。
闽南、潮汕之间的文化，有地缘、人缘、俗缘、食缘、艺缘、语缘、佛缘等，因缘和合。
从地缘来说。到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６０７年，潮罢州复称义安郡时，划出绥安县归并入南安郡的龙溪县。①由隋而唐，“陈元光向唐王朝奏请‘罢州县，以控岭表’，朝廷准奏，于武则天垂拱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公元６８６年１２月２９日在泉、潮间增置一州，定名为漳州，治所设于漳浦今云霄县西林城，辖漳浦、怀思两县。②南宗定都临安，从潮州经漳州北上的驿路，成为交通要道，往来过客，接踵摩肩。”③地利人和，潮州与漳州的驿路，往来过客，带着文化，互相交流，结成文缘。
从人缘来说。宋高宗年间，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后知漳州……漳、泉与潮州毗邻，朱熹又曾到过潮州，并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帕首之风后来逐渐传至潮郡，应属情理中事。”④清顺治四年公元１６４７年，郑成功移师至南澳后，他“以同安厦门为根据地，部队则经常活动于福建的漳、泉和广东的潮、惠沿海地区。”⑤闽南人与潮汕人有更多的机会机遇，以及因果缘分。还有：清道光年间，西方的殖民主义人口贩子，“掳掠、拐骗契约华工出洋过去俗称卖‘猪仔’，首先是在厦门，因受到厦门人民的反对，罢市示威，酿成血案，无法再扩大进行，才转向潮州沿海各地。约自１８５２年起，南澳和汕头前沙汕头便成为外国拐骗华工买卖苦力的非法口岸。”１８５８年，在《南京条约》缔结后，上海、宁波、厦门、广州、福州被迫开港后，“清政府被逼公布汕头招工出洋章程，设洋务公所、派专员负责处理这一工作，把非法拐掠劳工活动，变成了‘合法的招工’。”⑥华工多是闽南、潮汕人，他们共患难同生死。如上所述，西方殖民主义人口贩子，也遭到厦门人民的反对，罢市示威，共同斗争。这样，闽南、潮汕的华工幸存者的后裔，在西方或工或商，聚居一起，形成“唐人街”，奉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岁时节日风俗习惯，甚到饮食。这又是“千里因缘一线牵”的佐证。
先说“俗缘”，俗指习俗。
岁时节日的“上已节，古代在三月上旬的已日，魏晋以后节期采固定在农历三月初三。潮汕民间，就把它称做‘三月三’，也有些地方称它为‘古清明’，就是因为这个日子和清明节靠近，不少风俗也和清明节大致相同。”⑦节日活动是郊游踏青。清道光版《厦门志·风俗记》载有：“清明……妇人亦出郊扫墓踏青。”这与潮汕民间活动类同。重阳节，“北宋时，在潮汕已经有重阳登高宴集的旅游风俗出现。”谚云：“九月重九，登高饮酒”。是月竞放风筝，“《普宁县志》则说：……小儿咸于高处竞放风筝”。⑧《厦门志》也载：“重阳登高放风筝。”注脚：“自八月起，闽中皆可放。他省放于二三月，气候不同也。”这又是闽南潮汕天时地利也。
再说“食缘”，食指食俗。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福建卷·厦门市分卷》中的“英台宴请三伯哥”，唱的“十二碗菜”与《中国筵席宴会大典》中的“潮州四时喜筵”对比，有其共同点：一是以海鲜为主，二是重视制汤，三是制作工细精巧，制法基本相同，四是菜肴道数为十二道菜，最后一道是甜食。由此说明，闽南菜与潮州菜有“因缘”，闽南文化饮食文化与潮汕文化关系密切。
在艺术方面，闽南、潮汕两地之间，也有姻缘的“因缘”。
《厦门志·俗尚》记载：“厦门前有荔镜传，演泉人陈三诱潮妇王五娘私奔事。”
《荔镜传》以泉州人陈三路过潮州邂逅潮州女王五娘，以五娘在绣楼上抛下荔枝为定情物，陈三以磨镜故意弄破而入王府为奴作为赔偿，得与五娘幽会，才子佳人本是门当户对，但因陈三“公子换奴才”，王府不肯把五娘下嫁，于是，陈三五娘只好私奔。传奇编成剧目“陈三五娘”，从而流传演出。初时清道光之前因“淫词丑态，穷形尽相，妇女观者如堵，遂多起乱私逃之案。前置同知薛凝度禁止之。”《厦门志》，而潮州则因五娘被陈三所谓“拐逃”也禁演。后来，“陈三五娘”改编，去芜存菁，反映封建社会妇女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反抗，取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成就秦晋之好，为闽南、潮汕人民所欢迎，演出不穷，甚至传演台湾。《诗经》的“淑女君子”早有提倡“恋爱自由”；荔枝在闽粤盛产，男女嗜食，凸现“饮食男女人所欲也”。
艺术娱乐中的灯谜，虽谓“雕虫小技”，但在近、现代，闽南、潮汕的谜友，互有来往交流。元宵、中秋、国庆等节日，闽粤都有较大型的谜会，仅以两地一些谜家来说。
晋江人苏温才，他被聘为广东省五届谜会评委，参与倡议举办两届全国性的蚶江侨乡谜会，邀来潮汕谜家共襄盛举，厦门谜家徐鸿基以及本人等也参加蚶江谜会。
潮州市谜协理事蓝汉钊也参加过蚶江谜会。汕头市职工谜协理事黄柏编写了许多灯谜，发表在各地报刊，与闽南谜友交流。此外，跨地区的揭阳县榕城谜协秘书长王绍宽，他也先后在全国性的报刊发表谜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揭阳举办大型的闽粤谜会，厦门谜社的徐鸿基、林亚端都已故和我也应邀出席。
《灵箫阁谜话初集》的编者谢云声，他祖籍晋江，生长于厦门，早年就教李禧绣伊，喜与同辈猜谜，其父月波先生亦嗜谜，父子常互猜射，迹学益精。１６岁即与陈佩真谜家在校悬灯求教，谜界诸前辈欣然莅临盛会，时名益著。在那谜风极盛年代，厦门还有谜社聚会，每次悬灯，云声谜语最多。他还撰写谜语登于《厦声报》副刊，时断时续历七载。１９３０年厦门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厦门分会，云声被选为主任，在《思明日报》开辟专刊，出版《民俗周刊》３０多期，内容有《谜语专号》、《风俗专号》等。受他指引的民俗学会分会，如漳州、汕头等，也出版刊物，刊登民俗、谜语，很有声色。⑩
这是闽南、潮汕地区通过民俗谜语进行交流。
语言可谓“交通工具”，闽南话与潮汕话有着兼容并蓄的关系。早期的漳、泉、嘉应、潮惠、汀六州府中，潮州兼有福佬、客家的语言，泉州则纯用福佬话。福佬话的通行领域，从广义上说：闽南一带是其本源地。上至泉州、厦门、漳州和台湾，下至潮州、汕头以及海南琼崖，使用人数，据不完全统计，约有１５００万。虽然闽南话与潮汕话有着同语源，但狭义的福佬话，有厦门腔、泉州腔、漳州腔，就是说语音语调有所不同，而潮州话除福佬话外，还兼有客家话，音调更有差异，然而，厦门人家“喜蓄婢，家虽不丰，亦必百计营购一婢。”《厦门志》。这些婢女或随嫁，多来自潮汕，她们自少与厦门人生活一起，家乡话被异乡话同化，有了共同的语言文化。
最后，说说“佛缘”，即宗教信仰，而“佛”弗人也，可谓高僧与宗师的交往。
高僧大颠，俗姓陈，是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６７７年平定闽粤啸瓦的“开漳圣王”的后裔。大颠和尚于唐德宗贞元七年公元７９１年率门徒前往潮阳县西幽岭下创立灵山寺。《潮阳县志》记载大颠“门人传法，众至千余人”。潮州佛教信徒如此之多，为了安定政局，比方大员当然要争取，团结佛门首领大颠。大颠信奉禅宗南宗，“禅宗最反对烧香念佛、繁文缛节、表面形式，而极端强调对任何权威都不可迷信，不惜呵佛骂祖，打倒偶像，把木佛劈了作柴烧”周汝昌语。韩愈被贬潮州时，大颠已届８８岁高龄。韩愈谏迎佛骨是“欲为圣明除弊事”，却不反对僧道中人。他又是十分爱惜人材的官员，对于有一技之长者，即使僧人，也可以引以为友。韩愈称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彼此都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来自闽南信佛的大颠，与潮州反佛的韩愈，竟然结交，求大同存小异，又如周汝昌所说：“具有空前勇敢大胆、自具心眼、创造精进的新精神。”“尽管彼此信仰有别，但基于进取精神的一致，因此在十几天的交谈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他俩暂短的交流言谈，对后来的闽南、潮汕的文化宗教信仰，有着“创造精进的新精神”的影响。韩愈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引起后人传说，道是在潮巧遇其侄湘子八仙之一，作了交代，这又是“千里因缘一线牵”。
传说也属于文化范畴。唐朝潮汕刺史韩愈的《祭鳄鱼文》，流传到宋朝的同安，主簿朱熹拜读之后，对大鳄鱼吃人也很痛恨，继之笔诛口伐，从而产生传说。
据说：潮州的大鳄鱼被韩愈的《祭鳄鱼文》赶走，潜逃来同安水域的一个无名屿。时值朱熹圈读《祭鳄鱼文》，举眼眺望大鳄鱼兴波作浪，便用圈读的朱笔，奋力远投，竟中鳄鱼的要害，鳄鱼受创而死，鱼身生虫成了一种小鱼，时值文昌帝生日，人们就雅称它为“文昌鱼”，俗叫“鳄鱼虫”，它潜居的无名屿也就有了“鳄鱼屿”之名。
由《祭鳄鱼文》而朱熹笔诛而产生举世闻名的文昌鱼，其传说流传于闽南、潮汕之间，增添两地文化的一段佳话。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１９９９年１月花城出版社《潮汕历史文化小丛书》
④１９９３年８月文物出版社《韩愈在潮州》
⑨２００４年３月《闽南文化研究》
⑩１９９９年７月《闽南文化资料丛书》
摘自《闽南文化与潮汕文化比较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杨纪波
